吴跃农

　　

　　

　　

　　“宁波帮”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开创者之一，对中国近现代转型起到特殊的促进作用。中共领导人关心、鼓励、支持“宁波帮”投身祖国建设，是共和国历史、改革开放历史的一个鲜明印记。

　　“宁波帮”的发展——从上海到香港

　　浙江宁波及鄞县、奉化、慈溪、镇海、定海、象山6县（区），也就是所谓的“鄞慈奉定象镇”在外埠经营的企业家、商人被统称为“宁波帮”。

　　近现代以来，成千上万的宁波人背井离乡奔生活，创业致富与束手贫穷是对立的统一，如果不是被动逼迫的束手待毙，那一定是商业才能的激发创造。1840年后，随着上海开埠，大批宁波人到上海谋生。“宁波帮”投资航运业、金融业、工业制造、商场贸易等新兴领域，崭露头角，创造100多个“全国第一”：1862年，镇海叶澄衷开设五金洋杂货店，被称为“五金大王”;鄞县的鲍咸昌与其兄咸恩、妹夫夏瑞芳等创办商务印书馆;1897年，慈溪严信厚、镇海叶澄衷、定海的朱葆三创办中国通商银行，这是第一家华人银行;1912年，镇海方液仙在上海创办我国第一家日用化工厂等。

　　1916年8月，孙中山先生来到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宁波中学前身），在该校大礼堂作了一场有关宁波的演讲。盛赞“宁波风气之开，在全省之先”，“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商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他还说道：“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验，本不浅薄，而甬江有此良港，运输便利，不独可将商品运输于外洋，若能悉心研究，力加扩充，则母地实业既日臻发达，而甬人之营业于外者，自无不随母地而益形发展。”孙中山称赞“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闻，且具坚强之魄力”。

　　像当时上海的“煤炭大王” “出租车大王” “火柴大王”，均为宁波人，我国最早发韧于上海的化学工业社、味精厂、灯泡厂、精纺呢绒厂、民营仪表厂等，以及同仁堂、老凤祥、亨得利、商务印书馆等民族品牌均是“宁波帮”所为，因为有了“宁波帮”，才使近代上海远超东京、香港，号称“东亚第一大都市” “东方巴黎”。

　　抗战时期及1949年前后，“宁波帮”又前往香港，他们中有赫赫有名的包玉刚、王宽诚、安子介、董浩云、邵逸夫等。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磨刀霍霍、步步逼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创办影业公司的邵氏兄弟迁往香港发展，后在香港成为影业巨头。抗战爆发后，大批上海商行公司集体迁往香港避难，为香港带来资本和各类人才。尽管得到内地“输血”，1947年香港的工厂数量还不到1000家，雇佣的员工不到5万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政治腐败，倒行逆施，社会依旧动荡，更多资本和人才迁往香港。至1959年，香港工厂数有4500多家，员工则超过17万人。后来被称为“船王”的董浩云和包玉刚，都在此时发家。他们的履历中，除了祖籍宁波之外，往往还会有出生地为上海的共同点。“宁波帮”成为上海和香港两大商业城市的主力军，改写了中国经济版图。

　　毛泽东首提“宁波帮”

　　毛泽东是第一个在党内文件中明确提出“宁波帮”名称的中共领导人。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杭州，向浙东挥师进军时，5月6日，毛泽东发电报给三野副政委谭震林和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他在电文里明确提出：“在占领绍兴、宁波后，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房屋财产……”同一天，毛泽东又发电报给邓小平、陈毅，特别指出两个“宁波帮”人士应在新政权建立后任职参加工作，他说：盛丕华、包达三等 “是上海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要吸收他们参加某些工作”。

　　上海解放后，陈毅亲自率领自香港而来的盛丕华、包达三等党外人士从丹阳随军进入上海。盛丕华、包达三与黄炎培、张纲伯等14人被聘为上海市人民政府顾问。

　　盛丕华是“宁波帮”在上海几十年发展的工商界著名人士，名下有一系列实业。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他参加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将自己的红棉酒家三楼作为“红楼”，供民主人士活动，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工商界人士参加民主运动的重要场所。1949年平津解放后，他离沪转道香港至北平，3月25日参加解放军入城仪式，4月25日参加毛泽东召集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盛丕华提议要借鉴人民解放军解放天津在住宿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解放军进上海不住民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听取了此建议。5月27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时，上海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样一个历史性的画面——解放军不住民房，风雨之中，全体在人行道的屋檐下露宿。这个画面，也让上海滩实业家少壮派荣毅仁看在眼中，下定决心跟着共产党建设新中国。

　　包达三是上海滩商业巨子，一度出任上海宁商总会理事等职。1949年1月，包达三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掩护下，化名“石龙公”，离开上海到香港，与中共代表潘汉年联系，团结在港的工商界人士。为支持解放区，包达三经常将钱交给章乃器，由章转交解放区。同年3月23日，包达三抱病与马寅初、黄炎培、盛丕华、陈叔通、柳亚子、俞寰澄等从香港乘船赴哈尔滨，途中闻北平和平解放，即改道至天津，转赴北平。4月25日，毛泽东邀请在北平的民建成员包达三、黄炎培、盛丕华、张纲伯等上香山双清别墅座谈餐叙，嘱勉为上海解放贡献力量。

　　之后，盛丕华出任上海市第一任副市长，后负责筹建并任上海市工商联主委。包达三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郊区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后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

　　在新中国建立前后，“宁波帮”紧密团结在中共周围，作出积极贡献。原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宁波帮”王宽诚1947年到香港先后创立维大洋行（香港）有限公司、幸福企业有限公司等数十家公司，经营金融、地产建筑、船务、国内外贸易、百货、食品、木材加工等业务。1949年应邀参加开国大典，见证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他帶领香港中华总商会在香港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在抗美援朝时又率先捐献了一架飞机，并购买了相当于2000两黄金的爱国债券。

　　1962年王宽诚捐款100万元在宁波家乡兴建中小学各一所，为表达对毛泽东、周恩来的敬仰，特以“东恩”二字命名，他的义举开创了“宁波帮”捐赠祖国内地的先河。

　　周恩来与“宁波帮”包达三深交几十年

　　周恩来青年时就读的南开中学，从日本回国后就读的南开大学，恰是“宁波帮”严修创办的。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时，组织社团，主编刊物，演出话剧，参加文化知识和课外比赛，品学兼优，深得严修赞赏和其他师生好评。从南开中学开始，严修与周恩来就有很多往来。中学二年级时，周恩来曾到严宅请严修为自己主编的《敬业》杂志题写封面。三年级时，学校举行全校性作文比赛，260余人参赛，匿名评卷，严修亲自参加评定，结果选定周恩来为全校第1名，并亲自为周恩来所在班级书写“含咀英华”的奖旗，并称周恩来有宰相之才。

　　宁波解放前夕，周恩来要求三野九兵团在攻城时必须保护好天一阁藏书楼。宁波天一阁，原为明代嘉靖年间兵部右侍郎范钦的私人藏书楼，始建于1561年，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古籍浩瀚，素有“南国书城”之盛誉。天一阁原有藏书7万余卷，几经流失，不断受到破坏和掠夺，到1949年时仅存1.3万卷。

　　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联合国大会前，指名要把宁波的“白麻筋”草席作为国礼赠送给参会的各国首脑。正是周恩来的这一举动，宁波的“古林草席”名扬全球。改革开放后，宁波草席销往日本、欧美等多个国家，成为宁波的一项重要出口产品，而且编织“白麻筋”草席也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973年2月，周恩来高瞻远瞩对宁波提出：“三年大建港，改变港口落后面貌。”国务院于同年3月成立“港口建设领导小组”，周恩来亲自过问宁波港的建设发展情况。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宁波港开辟新的港区，一步步拉开了港口较大规模建设的序幕，千年古港实现了由内河港走向河口港的历史性跨越，为改革开放后建成世界第一大港奠定了基础。

　　“宁波帮”上海滩爱国实业家包达三是周恩来几十年的至交好友。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包达三曾冒着危险掩护过化名“伍豪”的周恩来，此事蒋介石看破不说破，就此向包达三勒索了十万大洋。1946年解放战争期间，包达三住在上海五原路252弄的大通别墅，这里也是民建秘密举行活动的地方。大通别墅离上海周公馆较近，周恩来常来此开会、聚餐。包达三与周恩来私交甚笃，周恩来也极为疼爱包达三的小女儿包启亚。在此期间，周恩来曾因工作需要请客吃过包启亚养的一只鸡，当时周恩来就许诺：“革命胜利以后我赔你一只鸡。”1949年10月包启亚跟随包达三到北京参加国庆大典，周恩来特地请他们到中南海吃饭，席间上了一只烤鸭。周恩来依然还记得当年的许诺，就笑着对包启亚说，“宝宝，这个鸭子就是赔你的鸡。”

　　周恩来的朋友中“宁波帮”、宁波人比比皆是，有被誉为“书坛泰斗”、有“海内榜书，沙翁第一”美称的沙孟海，还有他赞不绝口甚至将其评价为“新中国景泰蓝第一人”的钱美华。周恩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创建者，更是将多个宁波人推荐加入人民军队，成长为战斗英雄。

　　邓小平号召“宁波帮”建设家乡

　　粉碎“四人帮”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共派出三个经济代表团出访西欧、日本工业发达国家和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及港澳地区，“宁波帮”立即察觉到祖国大陆将转向经济建设，香港永兴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光彪率先走出第一步：以私人资金在广东省珠海市投资“香洲毛纺厂”，首开“来料加工”和“补偿贸易”先河。

　　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决策“一国两制”香港回归方案时，十分注意发挥香港的“宁波帮”人士作用。他频频会见包玉刚、王宽诚、安子介、马临等“宁波帮”著名人士，与他们商谈国是，请他们提出关于香港回归的議政意见。安子介、王宽诚、包玉刚等“宁波帮”著名人士也多次率团进京访问，向中央政府反映香港社情民意，为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和回归工作尽心尽力，成为沟通北京与香港之间的重要桥梁。1985年6月，安子介、包玉刚被全国人大任命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马临、邬维庸等“宁波帮”人士成为起草委员会委员，同年12月，安子介、王宽诚又分别担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委会主任和咨询委员会执委会副主任。“宁波帮”人士在基本法起草和咨询委员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董建华、范徐丽泰等一批宁波籍著名人士都为香港特区政府的筹备立下汗马功劳。

　　1984年初，邓小平巡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特区，充分肯定了特区的建设和发展，第一次排除“姓社姓资”的争论纷扰，他提出要“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1984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并于5月4日发出《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确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浙江的宁波、温州赫然在列。

　　在作出开放宁波等14个沿海城市的战略决策之后，如何更广泛地团结、发动包括海外“宁波帮”在内的同胞参与祖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为邓小平思考和关注的重点。同年8月1日，邓小平在北戴河听取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关于宁波等沿海14个开放城市的情况汇报时，直截了当地说：“海外宁波帮人数虽然不多，但能量很大”，又说，“宁波的事情好办点，宁波有那么多人在外边，世界上有名的两个船王包玉刚、董浩云都是宁波人”。邓小平对“宁波帮”的历史和现状十分了解，他要求“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他还指示说，宁波的民用机场要解决，附近的军用机场可以拿出来交地方使用，要派卢绪章（原外经贸副部长）去宁波，帮助搞好那里的对外开放，并指示给卢绪章办一个长期护照，随时可以出国。邓小平对宁波机场一事抓得非常细，专门对国务院分管领导谷牧说：“宁波机场，我已要求军队和地方合用，我再强调两条：一是航班要增加，先做到一天一班，逐步做到一天有两个航班;二是将来经济发展了，宁波可以再造一个更大的机场。”——宁波很快度过了宁波庄桥机场军民两用的初创时期，现在宁波栎社国际机场已成为中国最繁忙的空港之一。

　　邓小平点的将卢绪章也属“宁波帮”，他是新中国外贸事业开拓者之一，1984年受党中央和邓小平委派，进驻宁波帮助开展对外开放工作，并被宁波市政府聘为特邀顾问，且包玉刚的夫人与卢绪章夫人是表姐妹。

　　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还热情支持“宁波帮”世界船王包玉刚利用宁波港的优势，在北仑区建设大型钢厂，发展重化工业的提议。邓小平深谙市场经济规律，企业家、实业家爱国与赢利，承担企业责任、社会责任并不矛盾，他大气磅礴地说：“凡是搞这类投资的人，我们都要使他们有利可图。”

　　说的是“宁波帮”，想的是全球华商。邓小平以其政治家、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敏锐地意识到，争取广大海外华人、华侨报效祖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是促进我国对外开放和祖国统一最直接有效的途径。

　　邓小平的指示，在海外“宁波帮”中引起强烈反响。香港“影视大王”邵逸夫、香港南丰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廷骅、香港宁波同乡会会长李达三、香港永兴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光彪、美国第一任华人州长吴仙标、全美华侨工商业总会会长应行久、新加坡宁波同乡会会长水铭漳、日本孙氏集团主席孙忠利及在台湾的金融界、实业界著名人士应昌期等都在阔别家乡几十年后踏上了魂牵梦萦的故土，探亲访友，捐资投资。

　　海外“宁波帮”中，最早响应邓小平号召的当然是已经受到过邓小平多次接见的船王包玉刚，拳拳之心，涌泉相报，他是举家捐献建设宁波——以父亲包兆龙名义捐建北京兆龙饭店和上海交通大学兆龙图书馆，哥哥包玉书捐建镇海的医院、中学和宁波大学包玉书教学楼，弟弟包玉星与宁波合资购买通往上海的高速客轮，妹妹捐资修缮了钟包村小学，夫人捐建卫生院，女儿捐建宁波包玉刚图书馆……

　　1985年，曹光彪再联合其他几位香港企业家创办港龙航空公司。“当用者千万不吝啬，不当用者分文不浪费”，这是“宁波帮”的质朴金钱观。1985年王宽诚出资1亿美元，在香港成立王宽诚教育基金会，为出国深造的中国留学生提供资助。

　　邓小平北戴河发出号召后一年内，海外“宁波帮”为家乡捐赠5700万元，比上一年猛增37倍！一年之内，47个国家和地区的2400多位客商前往宁波参观、洽谈，签订上百个协议，总投资额数亿美元，这些项目95%以上都由“宁波帮”牵线搭桥。

　　邓小平对宁波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先后作过六次指示，包括创办宁波大学问题、北仑港开发问题、宁波机场的部署问题、宁波建设速度问题，以及发展长江三角洲，把上海、宁波连起来的问题，等等。为了帮助宁波发展，在邓小平的关心下，1985年10月，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以国务委员谷牧为组长、国务院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参加的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并聘请包玉刚和卢绪章为顾问。国务院为一个地方的经济开发专门设立协调机构，这是绝无仅有的。从1985年10月到1988年3月，协调小组先后召开了六次会议，就宁波的发展战略、重大项目进行磋商。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宁波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关心和支持。

　　1992年，邓小平又拍板宁波打造中国第一个“自由岛”。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第二次排除“姓社姓資”的争论纷扰。他再次来到浙江，听取浙江省委和宁波市委主要领导关于宁波的情况汇报，关切地询问北仑钢厂和北仑港的建设进度。当听到浙江省和宁波市将加快开发大榭岛时，邓小平很高兴，他积极支持由荣毅仁领导的中信公司成片开发大榭岛。他热情赞扬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荣毅仁“名声大，会办实事，干得很好”，并再次强调要发动侨居海外的“宁波帮”共同为宁波出力。

　　1993年3月5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大榭开发区，由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负责实施成片开发，建成以出口加工、国际贸易、货物中转、仓储运输为支柱，第三产业较为发达，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型国际港口和外向型经济区。大榭岛是中国第一个按照国际“自由岛”模式，由国有企业负责开发的国家级开发区。

　　邓小平一直关心宁波建设和“宁波帮”作用发挥。根据商务部的统计，在改革开放初期，港澳投资曾一度占到内地吸收外资总额的80%以上，其中“宁波帮”贡献卓著，到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时，宁波市获得“宁波帮”捐赠2000多个项目，主要是教育、医疗等项目，实际捐赠金额高达12亿元，占全国捐赠总额的六分之一，其中最为人所知的就是遍及全国各大学府的“逸夫楼”。在浙江，则有赫赫有名的邵逸夫医院和宁波大学。邵逸夫每年都通过教育部向全国教育事业捐资，至2000年已达31亿元人民币，至改革开放40周年的2018年，共有650多位海内外“宁波帮”向家乡公益事业捐资超过20亿元。

　　2012年首届世界“宁波帮”大会上，千余海内外“宁波帮”回乡并相中20个项目，宁波收获总额282亿元的投资签约。

　　改革开放40年，“宁波帮”等香港实业家积极投入内地建设，宁波相继实现了大港梦、大桥梦、高速梦、地铁梦、高铁梦、机场梦、小康梦等一个个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这离不开海内外“宁波帮”赤子之心、鼎力相助。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