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旭

　　五四运动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在这一时期，由于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的思想界也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在这种情形下，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先进的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种新思想的影响和激励下，北京大学文科学生傅斯年在当时迅速成长为一名勇往直前的斗士。1919年，他在五四运动中除了直接参加游行示威，并被推举担任游行总指挥，于5月4日当天扛着大旗率队直奔赵家楼外，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他以饱蘸青春热血的笔，写出了十多篇颇有分量的时政文章，为新文化运动竭力鼓与呼。而在此之前，他于1918年11月，就会同罗家伦等进步同学，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李大钊等师长的指导与帮助下，创办了北京大学第一个学生社团新潮社，出版了《新潮》月刊，积极支持新文化运动。

　　在《新青年》雜志的影响下，《新潮》杂志于1919年1月正式创刊。自创刊伊始，它便积极参加了《新青年》反对封建伦理和封建文化的斗争，傅斯年在《新潮发刊旨趣书》发刊词中，明确提出办刊思想为呼吁学术思想解放，反抗传统礼教，主张“伦理革命”，并指出当时的青年学生不论修学还是立身，都要从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为了帮助青年学生从封建桎梏下挣脱出来，傅斯年在《新潮》杂志中连续发表了《万恶之源》《社会的信条》等文章，指出中国腐朽的封建家庭、封建社会是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在一百条封建信条中，“就有九十九条是死灵魂，泥菩萨”。

　　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文学革命，即“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傅斯年在五四运动期间，在这方面曾经付出了巨大努力。他在《新潮》杂志上发表了《怎么做白话文》一文，在文章开头就提出：“新文学就是白话文学，只有白话能做进取的事业，已死的文言是不中用的。”他认为，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就是以语言来改造思想、从思想来改造语言。只有深入社会生活，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大量的可以足以表达思想情感的语言，才能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来。这些观点，就是放在今天，也是不落伍的。白话文运动，一经《新青年》提出，立刻得到《新潮》等进步报刊的群起响应，经与守旧势力展开激烈的战斗，影响一天天扩大，内容一天天充实，从而使得新思想、新道德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而迅速传播。

　　除了宣传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傅斯年在五四运动前后，还利用《新潮》杂志这一阵地，推出大量进步的文学创作和翻译作品，并将此作为改革社会的工具，积极支持和配合《新青年》等新文化革命武器。反过来，《新潮》杂志也得到诸多前辈、同人的很多帮助与支持。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批准每月从北大的经费中拨两千元给他们办《新潮》，李大钊专门腾出一间屋子作为《新潮》杂志社，并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发行和担负盈亏。除了经济方面的，在稿件供给方面，也是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待，如李大钊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青年厌世自杀问题》和鲁迅的《明天》等名篇，都是在《新潮》杂志上发表的，鲁迅还主动给《新潮》杂志提出过改进意见，而傅斯年的老师胡适则一直都是该杂志的顾问。有这一众重量级人物的支持，《新潮》杂志很快便闯出了名号，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更重要的，《新潮》杂志是一本完全由学生筹办、管理、发行的刊物，目标定位就是年轻人，所以更容易和年轻人产生共鸣，更容易通过文艺作品针砭时弊，因此刊物销路很好，创刊号首印1000份不到半天就卖完，最后总销量超过一万份，充分发挥了它的影响力。杂志最初计划是每年出1卷10期，但出了5期之后，就时常出现拖期现象，其原因除了因为傅斯年等编辑人员有一段时间投身五四运动之中，主要是稿源和经济方面的问题。杂志虽然总共只出版了12期，生存了两年又5个月，但它在中国现代史上确实产生过积极、巨大的影响。

　　五四运动，是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合掀起的一场革命运动。而五四时期蜂起出现的各种新文化报刊中，《新潮》杂志算得上是创办较早的一份，也是很有影响的一份，它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站在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与师长们的《新青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互成掎角之势，与旧势力、旧传统、旧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傅斯年尽管当时还是一名学生，但在当时不论是实际斗争还是文学革命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责任编辑：吕文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