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是年初冬，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奉命西迁。11月23日夜，该院师生从省会镇江乘船溯江而上，一路风雨兼程，辗转至重庆北碚复课（西迁途中与私立南通学院医科合并，更名为国立江苏医学院）。历近九载春秋，于1946年9月19日迁回镇江北固山麓的原址复校（现為江苏大学北固校区），国立江苏医学院（以下简称苏医）的校名出现在苏医河畔医政路的校门上。
山城重庆燃火种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造成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们，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迅速波及到驻镇江这所唯一的高等学府。在这次学潮中，苏医学生继承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优良传统，则要追溯至重庆时期。当时，苏医与复旦大学等高校隔嘉陵江相望。在中共地下党员复旦大学陈以文的教育引导下，苏医学生陈宁庆、郑中一、刘奕仁等发起创立了《苏声壁报》，评论时局，并发表讽刺国民党当局的诗文。进步学生还组织了读书会、歌咏队，阅读《铁流》《母亲》《被开垦的处女地》等苏联文学作品和反映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生活的文艺作品，唱响《游击队之歌》《五月的鲜花》等抗战歌曲以及苏联歌曲，学习《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新华日报》《群众》等进步书报，秘密传阅《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并不定期展开讨论。1944年夏，周恩来任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以复旦大学进步学生为骨干，筹办《中国学生导报》，要求陈宁庆等进步学生在苏医组织“中导之友”。因此，《苏声壁报》整体成为“中导之友”在苏医的一个小组。
1945年四五月间，陈宁庆、郑中一同学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动员一批医学生到中原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郑中一、霍自新、萧继何、刘奕仁、阎承锐等10名同学（其中有3名女生）冲破白色恐怖和重重封锁，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步行千余里抵达大别山，向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的新四军第五师师部报到。这在苏医学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惊慌、恼火。参军同学离校后，王平宇、许再兴、王筑玉（1939年加入中共）、龚世珍、李霖等同学重新聚集起来，发起成立了进步学生组织——苏声社。
1946年2月22日，学校训导处诱骗和胁迫学生步行至重庆参加反苏、反共大游行，并宣称：对不参加者取消公费待遇、开除学籍。由于时间仓促，苏声社的同学来不及商量对策。龚世珍趁大家在沙坪坝集结休息之际，连夜赶到嘉陵江西岸化龙桥红岩村——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向《新华日报》郑新如汇报请示。翌日，《新华日报》揭露了这一丑闻。苏声社成员不约而同地在半路上溜之大吉，学校当局慑于师生反对和舆论界的压力，只好不了了之。
之后，苏声社的龚世珍在苏医第一届学生自治会的竞选中，被选为主席，掌握了自治会的领导权。从此推动了校园进步活动蓬勃发展，为学生认清国民党反共反人民、企图挑起内战起到积极作用。尽管国民党、三青团依然严密控制着苏医，只许学生死读书，不准过问国事，但追求真理、渴望光明的火种已在苏医更多进步学生的心头熠熠闪光，他们随苏医迁回镇江并将火种带到北固山下的校园。
北固山下掀怒潮
1946年12月24夜，北平发生了美军士兵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的事件，引发了全国各地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活动。消息传到苏医，激起广大同学的愤怒。学生自治会主席龚世珍召开理事会决定：联合镇江各中学，组织全市性的游行示威。1947年1月5日晨，苏医数百名义愤填膺的同学冒着凛冽的寒风走出校门，一贯坚持正义与民主的邵象伊教授也加入游行行列。不料，苏医河南岸的土城墙上（位于现在的烈士路）站满国民党的士兵，架起机关枪对准游行队伍，学校通往大街的道路全部被封锁。同学们不畏强暴，据理力争，与国民党官兵从早晨对峙到中午，并派代表去省保安司令部交涉，在热血沸腾、义正词严的学生面前，当局理屈词穷，见群情难违，不得不撤除封锁。学生们斗志昂扬，不顾饥寒，在市区主要街道一面游行、高呼口号，一面张贴宣传标语。虽然当局派人到各中学谎称游行改期举行，以致未能形成大、中学生的汇合，但苏医学生终于获得斗争的胜利。这是镇江现代史上针对国民党政府举行的首次声势浩大的进步学生游行示威。1946年10月入学的马凤楼同学高中毕业前就加入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她通过参加这次斗争，与同学中的进步力量有了接触了解，得知早在重庆时同学中即建有“苏声社”的进步组织，使她备受鼓舞，更增强了斗争信心。马凤楼组织关系原属于南京地下党，到苏医医科学习后，仍接受地下南京市委学委的领导。她积极组织学生运动，在斗争中经过考察，相继秘密发展了同学戴汉民等三名党员，并担任苏医第一个地下党支部的书记。在上世纪80年代先后任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南京医科大学党委书记的陈家震教授当年也在那次游行示威的学生中。他后来回忆：“那年是我刚入学第一年，通过这次斗争，更加激发了爱国热情，增强了跟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信心。”陈家震由于年龄偏小，被党组织发展为地下团员。陈家震毕业后留校，随着院系调整到山西医科大学任教，于1983年调回江苏。他妻子蒋慧权也曾在北固山下的苏医求学。
1947年5月，国统区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达到了新的高潮。5月20日，南京数千大学生举行大游行，遭到国民党宪警的血腥镇压，造成流血惨案，震惊全国。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苏医第二届学生自治会（陈宁庆为主席，綦骥声为副主席）作出三项决定：罢课一周以示声援;派代表赴宁慰问受伤学生;苏医学生自治会参加宁沪苏杭学联。苏医学生进步运动成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风暴的组成部分。当时苏医训导处有中统、军统特务，重点就是监视学校的进步力量。反动当局镇压学生进步运动既狠毒又狡猾，利用1947年放暑假学生离校的机会，开除了龚世珍、陈宁庆、綦骥声、李霖、朱冠人等10位进步学生的学藉。这些同学大多为“苏声社”成员。马凤楼受到警告，因她是新生，反动当局不了解其背景。受到警告处分的还有王筑玉、戴汉民等。陈宁庆被迫离开苏医后在北京医学院继续学习且毕业，他是我国空气生物学、反生物战医学研究专业的开拓者，曾任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副院长，少将军衔。
扬子江畔迎曙光
“五二○”运动后，尽管当局进一步采取了高压政策，但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鼓舞下，国统区的学生运动日益广泛，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苏医校园各项进步活动蓬勃兴起。马凤楼的组织关系也转到镇江。她秘密组织進步同学阅读《论联合政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吴系科、刘文等同学组织的“拓荒社”读书会，除了阅读公开发行的《观察》《民主》《文萃》等进步刊物外，还学习《大众哲学》《甲申三百年祭》等书籍。由这个读书会开办的壁报取名《方生》，寓意孕育着的新生即将开始，如发过以雪莱诗意“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为题的文章。邵象伊教授成为约请的撰稿人之一，他为《方生》写过批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时势评论文章。
有一次，几个职业特务来搜查学生床铺、书架的“通匪证据”。那本传阅的油印小册子《新民主主义论》就放在陈家震的床铺内侧中间处，差一点就被翻到，这惊险的一幕一直刻在陈家震的记忆深处。陈家震是镇江人，他迅速将这本《新民主主义论》转移到家中，且至今仍珍藏着这本凝聚着斗争风云的油印小册子。当时的学生运动受到了邵象伊、颜守民、刘燕公等进步教授的同情和支持，并受到一些青年讲师或助教的支持。本文作者姜平读研时的导师姜同喻先生，那时是讲师。一天晚上，他正在解剖实验室做标本，突然闯进三四个学生，说军警正在抓捕他们，请先生设法掩护他们。姜同喻感到解剖实验室很难藏人，但装尸体的解剖池暂时是空的，因此就让他们躲在里面。很快，军警赶了过来，由于解剖实验室内有几具尸体，军警感到恐惧没有深查就悻悻而去，让学生避过一劫。姜同喻先生是苏医解放后第一个被评为全国劳模的教师，也是镇江市50年代唯一获得全国劳模荣誉的知识分子。
马凤楼等发动进步学生时，会根据周围同学的不同情况和特点，联络感情，扩大影响，不断积蓄壮大进步力量，为迎接新的战斗作思想与组织准备。1948年暑假后，“民歌合唱团”成立了，由戴汉民、蔡荣星担任正副团长，定期集会，教唱和排演进步歌曲，一时“跌倒了怕什么，爬起来再前进！” “团结就是力量！”等歌声，响彻苏医校园的每个角落。有的宿舍关起门来学习扭秧歌。特别是排练演出《黄河大合唱》，声势浩大，在校内外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极大地鼓舞了同学们斗争的勇气和决心。当时参加合唱团者达百余人。公演陈白尘的进步话剧《升官图》等，陈家震参加了曹禺话剧《日出》的助学公演，他扮演剧中男主角方达生。
1948年秋，国民党濒于总崩溃的前夕，苏医当局在其上级指使下，公然宣布停课，遣散同学，策划迁校。马凤楼根据中共地下组织的指示：组织同学坚持留校，设法反对迁校，保护学校。由进步同学成立的“留校同学应变委员会”，成为当时替代学生自治会的唯一合法组织，为中共地下党所领导。12月19日，促成了全院师生员工大会的召开，解散了苏医院长胡安定（陈果夫、陈立夫亲信）临去美前授权的“院务处理委员会”，民主选举产生苏医领导机构——“三人领导小组”，邵象伊教授当选为院长。在国民党政府全面溃败之际，苏医师生员工于1949年元旦欢聚一堂，“留校同学应变委员会”在联欢会上向“三人领导小组”赠送了“持巅扶危”四个大字的锦旗，表达同舟共济，坚持斗争，迎接解放的信心。
“留校同学应变委员会”积极要求复课，并于1948年12月组织了学生自治会的竞选，选出了中共地下党员戴汉民为第六届学生自治会主席。这几年间，自苏医第二届学生自治会理事会的主要骨干被开除学籍，随后的三届理事会由国民党当局所控制。经马凤楼等中共地下党员一年半的努力，自治会的领导权才又回到进步学生的手中。南京大学生为粉碎“假和平”、提出要“真和平”而与当局斗争，发生了“四一”惨案。学生自治会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发动同学进行声援、捐款，并派戴汉民代表同学前去南京慰问。新华社发布了《南京惨案与和平谈判》等系列社论和毛泽东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后，进步师生们透过黎明前的黑暗，看到了曙光就在前方。
胜利在望的日子，苏医反迁校与迁校的斗争仍在继续。师生们加强了护校力度，沿校园围墙布岗放哨，昼夜轮流护卫学校。连郭锡麟等老教授都积极报名参加护校执勤。当年的苏医学生杨玉在母校70周年校庆时回忆：反迁校斗争的胜利已成定局，解放军即将渡江南下的消息频频传来，校园里到处都在收听解放区电台的广播。进步师生组织起来保护校园，坚持务必使学校（包括附属医院）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在1949年初，春寒料峭的深夜，不时从远方传来断断续续的炮声。他和一位同学手中各握着一根木棍，按照护校队的要求，沿着西南角院墙巡逻……马凤楼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国共和谈签字的最后期限——4月20日以后，还有部分反动学生围攻质问戴汉民，协迫立即迁校，从22日夜纠缠至23日凌晨3时。此时，镇江已处于真空，为防止捣乱、破坏，大家严阵以待。漫漫长夜终于过去，曙光映亮校园时，中共地下党派人来院通知大军已过江的消息，全校进步师生欢欣雀跃，奔走相告。他们击退了个别顽固分子的阻扰，立即组织迎接亲人解放军的活动，由邵象伊教授率领师生们迅速赶往江边欢迎解放军，终于将苏医完好地保护下来，交回到人民手中。这难忘的一天是1949年4月23日——古城镇江解放的日子。
（责任编辑：刘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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