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树杉

　　我1950年出生，参加1978年高考时已经28足岁。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有资格参加的高考。高考资格的获得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少年大学梦

　　上大学是我少年时的梦想。我父亲是金坛县中学小有名气的语文教师，他虽学历不高，只是淮阴师范毕业，但由于自学认真刻苦，实际教学水平不逊于当年著名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教师，尤其在古文教学方面堪称权威。我母亲是个裹了小脚的家庭妇女，沭阳张圩人。母亲虽然裹了小脚，但年轻时在苏北农村却能和大脚妇女一样下地干活，进城后也会在居委会以扎鞋底等手工劳动挣钱补贴家用。我的大姐和两个哥哥都出生在苏北。大哥二哥随父母辗转颠簸涟水、镇江、常州、金坛等地，长大成人。大哥1959年考取南京工学院，我当时还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只是感觉到父母觉得这是件很荣耀的事。当时全家谁也没去过南京。大哥去南京报到那天，凌晨4点全家把他送到金坛北门外的老汽车站，汽车开出时天还没亮。汽车上了公路便消失在黎明前的黑夜中，我们在汽车出口处，朝着汽车开出的方向看了许久，其实当时远处什么也看不见。由于父母外出谋生，大姐被留在同兴集罗堆村姑母家生活，一直未上过学。16岁时父亲把她带到金坛，从小学一年级起读年龄太大了，父亲请他在县前街小学当校长的学生陈可中帮忙，让我大姐直接插到三年级。后来由于她学习刻苦认真，终于在1961年考入徐州师范学院中文大专班，毕业后分到徐州专区新沂县阿湖镇当了小学教师，后来调到山西师范学院历史系工作。哥哥姐姐勤奋刻苦读书考大学，他们成了我幼时心目中的榜样。像他们一样努力学习上大学，自然成了我少年的梦想。

　　金坛县历来有崇文重教的传统和民风，数学家华罗庚初中毕业自学成才，攻克诸多世界难题的传奇和他“天才在于勤奋”的名言鼓励了一批批金坛学子发奋图强、刻苦攻读。金坛县中学是在金坛乡贤韩大受1912年创办的“金坛初中”基础上发展而成的，1922年金坛县中完全独立，韩大受任校长，著名教育家、翻译家王维克（第一个翻译但丁《神曲》）任教员（后任校长），华罗庚是首届毕业生。金坛县中学老书记、老校长胡庚是山东人，南下干部（13级），他在办校中坚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把几十个虽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或被打成右派但教学水平特别高的“把关”权威教师留在学校高中部教学。这批教师避免了被开除、下放、调离县中的厄运，对共产党和学校心存感激，于是各显神通、拼命工作，教学质量高，而且几乎每年各科都能押到高考题。好几年学校高中毕业生考取大学的比例都在85%以上，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胡庚校长还因此参加全国教育群英会。我家當时住在学校前面的横街（现在知道应该是县前横街）上，每天清晨都有几百个在校外宿舍住的高中生跑步从门口经过，那千军万马奔学堂的脚步声，每次都激起我跟随他们的脚步，刻苦学习奔考场的强烈愿望。一到星期天，就有街邻学生到家里咨询学习、高考、填志愿的事。每年寒暑假，都有许多考出去的大学生回来看望我父母，汇报他们在大学里的生活、学习，讲述大学里的新鲜事。他们几乎都称赞母校的教学质量，感谢老师的培养。他们的片言只语在我脑海里构筑起神圣的高等学府、美丽的大学校园。1966年6月之前，大学是令我神往的地方。在我心里，考大学是未来必经之路，我对考大学也充满憧憬和自信。

　　梦断初中后

　　1966年5月，正当我们初中毕业考试即将结束，满怀信心准备考高中，踏上奔向高考最后一个平台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6月16日，我早上按时赶到学校，突然发现学校报栏里贴出了大字报，不到中午，学校里铺天盖地贴满了大字报。第二天语文教研室一位教师（人已去世，隐去姓名）贴出一张轰动全校的大字报，标题大概是“反动右派马汉川撕毁学生大字报”，引起师生群情激愤和声讨。这位老师是青年教师，当时正在争取进步。他与我父亲同一个办公室，还是我的班主任。我站在人群里看大字报，不敢相信我父亲会做出如此荒唐的举动，但头都不敢转。生怕别人认出我。事后真相大白：我父亲是在办公室里帮学生改声讨“三家村”的作文稿，将一张废纸揉起来扔到纸篓里，他这一不经意的动作引起旁边办公桌这位老师的高度警惕和关注，乘我父亲上厕所的功夫，他从纸篓里把那张纸找出来，高声喧嚷“右派马汉川撕大字报”，并立马写大字报贴到教师办公室前的走廊报栏里，引发了全校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高潮。

　　那几天我还看到一位高三学生写的揭发我父亲的大字报，主要讲一次课间他上厕所，碰到在那里蹲坑的我父亲。那是个较大的师生共用的老式旱厕，一个大坑上面加了一排木板，一个个蹲坑按比例整齐排列，彼此间没有遮拦，蹲坑前是一条小便池。整个厕所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哪些人在里面一目了然。上厕所的人无论是谁，无论是蹲坑还是小解，只要愿意，都可自由打招呼或交谈。那位学生说我父亲问他最近学习怎么样，有什么困难，鼓励他好好学习，再加把油，争取考个好大学。他说我父亲这是在教他走白专道路，居心不良。看了他的大字报，我的心在抽搐。我完全相信那位学生描述的事实，但我怎么也想不通一位教师鼓励自己的学生好好学习，争取考个好大学，居心有何不良？

　　9月初，学校造反派把当时已是镇江地区教育局长的老校长揪回金坛游街批斗，将全校所谓反动学术权威、有历史问题的“牛鬼蛇神”、原中层干部40余人拉到学校大礼堂（原金坛夫子庙大成殿）舞台上陪斗。台上被斗者一个个戴着高帽，像犯人一样被押着，台下革命师生黑压压一片，挥拳怒吼。我父亲虽已是被打倒了的死老虎，但照例还是被押到台上批斗。我站在人群中，眼含泪花跟着举手，可怎么也发不出声来。正是台上这些戴高帽的人创造了金坛县中学高考升学率的传奇，将那么多农家子弟送进大学，改变人生，如今为何这般恩将仇报？当时学校办公室门前的台阶两边贴着一副对子，每个字都一米见方，对子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当时把无产阶级专政对象分为“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五类分子”（四类分子加右派）、“黑七类”（五类分子加资本家、黑帮）。当时我已属“黑五类”“黑七类”子女，同学背后简称我们为“黑七类”。有一天早上，我按时进校进教室，走到座位边时，发现我座位已被封条封住，封条上写着“黑七类子女滚回家去”，白纸黑字，特别醒目。我不敢撕封条，只好忍声吞气，含泪离校。初中未毕业就失学，我第一次感到人生的孤独和对前途的绝望。

　　1968年6月，军代表又一次进驻学校。不久，在军代表的带领下到唐王公社支农劳动一个多月。回校后就是个人小结，班主任写评语。我们那时毕业评语（鉴定）是写在毕业证书上的。我记得班主任给我的评语（鉴定）是：“不能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参加三次反革命事件，认识不深刻、不清楚。希望进一步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加强思想改造……”我当时很不服气，写了几千字的申诉说明，申诉评语歪曲事实，希望实事求是重新写。申诉书交上去后石沉大海，那段文字最终一字未改写在我没有封面的初中毕业证书上，使我终身羞于示人。

　　十年知青梦

　　1968年9月15日，金坛县中学数百位学生分赴金坛农村各地插队，成了新一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我们彻底断绝了升学、读书的念头，一心只想“晒黑皮肤炼红心”“上山下乡干革命”。我们从学校走向社会，第一份职业是农民。于是我们从争当合格农民开始，追逐延续十年的知青新梦。

　　我和同班同学张国平、张九如为一知青小组，“上山”到茅山东麓的薛埠公社兴无大队二队插队落户。第一天晚上住在生产队的社棚里（实际是养牛的牛棚加堆放杂物的茅草棚）。当时父亲还被关在学校的牛棚里劳动改造，下放那天母亲没凑够钱替我买蚊帐，叮嘱我先下去克服一下，过几天凑足钱买了再给我带去。当天我们就睡在为水牛驱蚊的烟堆旁，彻夜无眠。当地是贫困山区，一个10级劳动力干一天得10分工（也叫一个工），年终结算时，我们那个队一个工只有两毛九，只能买一包普通平装“飞马”牌香烟。第二年是三毛九，正好够买一包“大前门”。当时我们卯足劲积攒点钞票，花五毛二分钱买一包精装“牡丹”到队里发发，感谢贫下中农对我们的照顾，已算是非常大气、甚至有点奢侈了。其实我们是打肿脸充胖子。薛埠到金坛城40多里路，坐汽车要5毛钱，我们每次回家，往返舍不得买票，都是下工后乘月色步行。在山区学做农活，印象最深的要算剐山草、推小车、砌墙盖屋三项。剐山草是山区特有的技术活。它与圩乡的割草积肥完全不同。所谓“山草”是指自然生长在山坡上的各种杂草和灌木。每年秋收以后，山上的杂草基本枯黄，生产队的男男女女就要到属于自己队里的山上把茅草、杂树割下、运回、堆放起来，作为来年烧饭的燃料。剐山草需用专门制作的大头镰刀，刀柄、刀头（实际就是刀片）是分开的，便于随时装卸。每把刀柄均需配备两个刀头，以备刀钝时换用。剐山草专用大头镰刀，刀头钢火要好，刀柄要坚硬而带韧性，通常用檀木制作。剐草的时候要手脚并用，左脚在前挡着，左手扶草，右手挥舞镰刀沿草根向左脚底方向铡，逐步在左脚前积成堆，称一贴，两贴并在一体称一步，五步草前后交叉相疊，然后用草绳在重叠处双道捆紧，便成一捆。剐草时镰刀刀背依地，刀口略向上抬，以免刀口铡到碎石。右手用力要轻重得法，稳准果断，避免伤到左脚。山草灰多，当年不知自我保护，没有戴口罩，一天剐下来，鼻子里、嘴里全是黑灰。山草割下来后，一般先把新剐的山草挑到附近山民家门口堆放寄存，每天再把以前存放已干的用小车或肩挑运回生产队。生产队离剐草的山有十几里山路。剐草季节，我们每天4点起床，带上镰刀两把，用麻绳扎住扁担两头，像背枪一样背着，有的推着小车，集体赶往剐草的山坡。那时山上荒凉，有狼和獾子出没，我们结伴而行，就是防野兽侵扰，随身带着的扁担和镰刀，也是极好的防身武器。每次上山，几十个人披星戴月，沿着山间羊肠小道，悄悄奔向大山深处，像一支长途奔袭的小分队，场面神秘奇特。每次赶到剐草的山口时，天刚亮，前面豁然开朗，山间升起两三缕炊烟，犹如进入桃花仙境。每天的任务几乎相同，白天剐草，傍晚把草捆起，运到寄存处，再把干草肩挑车推运回生产队。到家天已黑，晚饭后还要磨刀、准备绳索。磨刀也是一门技术，刀必须磨到刀口不见亮、锋利能刮胡须才算到位，把第二天的全部装备都准备好后方能休息。那时每天都很累，倒也不觉得苦。

　　1970年，父亲带着母亲、二弟、三弟和小妹下放到金坛县河头公社爱国大队白毛祁村。之前二哥已下放到五叶公社湖头大队，二弟已下放到河头公社爱国大队南店村，一家人分到4个地方，很是不便。1970年下半年，我打报告以知青身份转迁到河头公社爱国大队白毛祁村后队，与父母住到一起，过起合家务农的生活。

　　圩乡的自然环境和农活与山区有较大的差别。圩乡水多，村庄和农田间分布在河湖港汊之间。除耕作稻麦的基本方式与山区差别不大外，其他如积肥、运输方式等与山区相去甚远。罱河泥是圩乡主要的积肥方式和最艰苦费力的农活之一。罱河泥有多种方式，一种是两人站在小木船上，两人对角站在船舱两边的隔板上，用夹网夹塘底的水草和污泥，双手拎起夹网将草、泥倒在中间船舱里，船装满后将船靠到塘边预先挖好的泥塘边，两人用木掀把草泥混合物翻到泥塘里，以供干后施肥时取用。第二种是用把钩罱河泥。把钩是在一根五六米长的竹竿，较细一端固定一个类似簸箕的竹制品，用作罱河泥工具。作业时依旧是一人撑篙，另一人将把钩竹竿顺着船边预制的木棍沉到水底，簸箕口朝下，然后将竹竿用力向前推，利用竹竿的反作用力用簸箕将塘底淤泥罱起，拎上来后倒到船舱里。夹网和把钩均可在较大的3—5吨的水泥船上作业，一般用夹网夹水草，用把钩罱河泥。罱河泥是技术活（要会使船），更是最重的体力活。一般是计件制拿工分，多的一天可以拿到几个工。由于生产队只有一条水泥船，罱河泥只能由男劳力轮流进行。轮到罱泥那天，一般早上2点多钟就下船了，罱泥、打掮，5吨水泥船罱了四五船，到实在干不动的时候，一般已到晚上10点。一天干下来，早已无汗可出，腰也直不起来，要过几天才能缓过劲来。冬天上船罱泥，起篙时一捋一把冰。我和三弟搭档，在生产队也算是罱泥高手，多次破纪录。

　　1974年，我与河头公社爱国大队白毛祁村前队的一位姑娘恋爱结婚。姑娘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大哥是扬州农学院毕业的教师，二哥是老的支边（新疆）青年，姐姐是农民。我们家后面原是生产队社房，当时我们村两个队在那里合办了幼儿园（实际就是帮上工的年轻夫妇看孩子），两个队各出一人当老师。当时姑娘是前队派出的老师，经我们后队派出的老师介绍，我们相识、相知、相爱。她父母对我没有那些政治要求，我们家对姑娘的长相、学历也没有更高要求。我们情投意合，家人都满意、支持，我们就自然顺利结合了。这一年，我在农村娶亲生子，在生产队独立门户。我们一家三口成为白毛祁村后队独立核算的一个农户，我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民。

　　1976年，爱国大队将分散在各村的村办小学集中，开办7年制（小学加初中）爱国学校。在南店村前一块农田上盖了7间平房教室和两间办公室。规模扩大，缺少教师，便找我（是看得起我，提拔我）去當民办教师。民办教师与代课教师不同。代课教师没有正式身份，大都是临时代课，代完就走人。民办教师是有统一身份的正式教师，由公社统一聘任，身份在生产队，但每月可领到公社统一发放的十五六元的现金补贴。比起纯粹在生产队劳动，条件改善不少。问题是我只有初中毕业，当时就要我教初中的英语、语文，还得带一、三和二、四复式班的小学课程。当时学校的校长沈阿庚是个中师毕业的科班小学教师，对初中课程特别是数学、外语一筹莫展。我向沈阿庚校长诉说了我的老底和担心。沈校长说：“你父亲是县中有名的高中语文老师，你不懂就请他教教你！”最后我舍不得丢掉领导赐予的新饭碗，硬着头皮走进课堂。我的妹妹和大姐的小孩都在爱国学校读书，我都教过他们的课。那些课是怎么上的已经记不清楚，但公社和学校都组织听过我的课，据说反映还不错。

　　那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我的心里产生了很大震动，预感社会、人生都将发生巨大变化。

　　圆了大学梦

　　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我积极争取到报名资格，挤出“业余”时间，花三个月晚上的时间自学了高中数学（大代数、立体几何、三角函数）。政治、历史、地理也没系统学过，主要利用早晨上班前一段时间，边学边背大姐从山西师范学院历史系为教职工子女编写的油印复习提纲。语文和英语因为没有时间安排，也就没有复习。那时自学很苦，没有老师辅导，没有同学讨论，没有参考资料、习题集和参考答案，一切靠自己。时间也很紧，每天坚持上班上课，下班回来要忙完自留地和家务后才能看书。那时条件很艰苦，家里只有一盏15瓦的电灯，吊得老高，以照亮全屋（一间房，后半做卧室，前半做客厅厨房），我只能坐在堂前煤油灯下看书。就是在没有系统学习、没有全面复习的情况下，我走进了1978年高考考场。

　　1978年7月19日下午，我拎上换洗衣服，与小我十几岁的同村应届高中毕业生结伴乘坐长途汽车（那时乡间没有公交车，都是金坛长途汽车站发的车），到十几里外的尧塘公社尧塘中学，住进矮小拥挤的学生宿舍，领到了盼望已久的准考证。

　　7月20日上午考政治，下午考历史;7月21日上午考数学，下午考地理;7月22日上午考语文，下午考外语。那几天天特别热，尧塘中学地处乡村小镇，考场里有没有放冰块降温我记不清楚，但肯定有大盆装满井水降温，监考老师还会把冷毛巾（在冷水里浸泡后取出拧干）送到桌前给考生擦汗，有时监考老师还会用扇子在考生背后扇几下，帮助散热。天太热了，老师的心更热。我记不清或许根本没注意在考场出了多少汗，只记得要不时擦一下头上和手肘上的汗水，不让它们弄湿了考卷。出了考场，小青年们纷纷抱怨天太热了，受不了。而我，当时只感到流汗了，可没觉得有什么苦。这点热算什么？比起大伏天在稻田里爬行，种双季稻时赤膊在地里插秧，真有点小巫见大巫了。考完的心情，大有“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感觉。回来的路上，更想唱一曲《打靶归来》！

　　8月下旬，据村上应届生讲，中塘中学公布了高考分数，他们很多人数学得了零分，有的5门课加起来才一百分左右。又听人说县城里也公布了分数，说我考了412分，在县里名列前茅。我记不起来自己是怎样拿到分数通知单的，只依稀记得地理考了96分，数学考了75分。地理分记得最清楚，因为那是我的最高分。数学分也一定不会错，那是我自学高中课本的结果，而且与我考后预估的分数完全一样。外语好像考及格了，虽然不计在总分内，我也很高兴，因为考前从未复习过英语。

　　最终，1978年的高考成了我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圆了我多年的大学梦，从农民变成大学生。

　　（责任编辑：刘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