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波

　　吃，现在可以说已不是件大事，但千百年来，吃饭是我们中国人第一件大事。远在秦汉时期，民以食为天，吃饭即被视作为政之要。强调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指的是我国人民吃饭问题曾长期得不到解决。有资料显示，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周恩来总理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达115次，在粮食部报的32份表上，总理留下的笔迹有995处之多。

　　一

　　1958年大跃进起始，人民公社搞吃饭不要钱，开大食堂。我依稀记得家里房子西山墙被打通，与邻居家连到一起办食堂。我拉着大人的裤腿，排队打饭，当然大食堂很快就解散了。

　　原本是让人们放开肚皮吃饱饭的好事，却演变成一场灾难，以致在三年困难时期，我的家乡出现了饿死人的惨况。其实饿死人是个统称，听大人们说，一些人是被撑死的。当时，庄子上有一户人家，孤儿寡母。母亲已几天粒米未进。一天，未成年的儿子在湖里逮了斤把小鱼拎回家，就出去玩耍了。过些时辰儿子回家，见母亲已经故去。庄邻听闻过来探个究竟，原来是母亲把小鱼和家里仅剩的一把胡萝卜熬了一锅汤，未等儿子回家就吃了许多。用庄子上人的话说，是饿细了肠子，猛一吃，便撑得不行了。

　　从清楚记事起，庄子上的人家，除了极个别有拿工资的，虽然不至于忍饥挨饿，但也只能是勉强填饱肚子。一年四季，只有麦收过后可以吃上两三个月的细粮，其它时间都是以玉米、山芋及山芋干、杂豆、高粱为主食。玉米面做饼，口感粗糙得很，要是有点油、拌些葱花，做成锅盔饼，才好吃些，但是油从哪来呢？邻里们常用三钱大的酒盅子互相借油。母亲把油滴在一种用玉米衣做成的油须子上，在铁锅里闹一闹，油锅便呲呲地冒出股油香味。山芋面做饼，趁热吃还可以，一旦冷了就像铁疙瘩根本咬不动。好在住我们家一个院子的三大娘，会用小苏打和面，做出的山芋面饼松软可口，还带着点香味。1974年，我上高中，那时庄上经过“旱改水”，可以吃到米了。学校离家四五里地，中午可以带一盒米到学校食堂蒸，配以二分钱一碗的青菜汤或者高档些的五分钱的油豆腐果子，也吃得热气腾腾、满嘴喷香。玉米、山芋这些杂粮，可以说是保了一代人的命。不足的是，吃山芋会胀肚子。有时庄子上的小伙伴们，会个个肚胀得小鼓一样，一拍嘭嘭响，有时还会胀得坐到地上爬不起来。1976年春季，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家中没粮了，父亲叫我拉着平车到二十里外的亲戚家借粮。已近高中毕业，已届成年的我，在和煦的春风里，头脑空空又带着几分羞怯往前走。临近亲戚家庄子口，有一汪池塘，塘边有棵大树，挂着弯弯扁扁而又硕长的果子。自那以后，我知道那是皂角树，皂角是我们先人在肥皂问世之前用来洗衣的物件之一。

　　1978年秋，我考入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吃饭开始实行桌餐制，和女同学一桌的男同学甚是让人眼馋，然而馋的并不在美女，而是女同学一方面饭量小，另一方面碍面子不好多吃，剩余的饭菜让同桌的男同学沾了大光。每天早上两个二两的馒头，一大碗稀饭加咸菜，中午和晚上四两米饭加一毛五分钱左右的熟菜。饭吃完了，剩下点菜用开水一冲，就是汤，汤喝完，饭盒几乎是用不着洗的。星期天，偶尔到校外小吃部买几根油条，或者一毛三分钱一碗的辣油面，算是开一次荤。南京当地人卖面条，问你吃不吃辣椒，说：“阿要辣油啊？”如今四十年过去了，这声音依然萦绕耳际。即便几根油条一碗面，还是有同学花费不起。也正是入学第一年春节，我的一位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高中同学，听说他在东北吃粗粮，没有全国通用粮票买不到细粮，于是我和另一位高中同学给了他一些全国通用粮票。那位同学高兴得不得了。

　　二

　　由是，便产生了那个年代形形色色的关于吃的文化。比如见面问候语，在我家乡全是一个语气，统统是关于吃：吃过了？吃过啦。吃了没？吃好了。千人一词。比如央请吃饭。“还没吃吧，到我们家来吃吧”。央请者大多不过是个口头上的礼节，内心并没有真的要请你吃一顿。比如蹭饭。那时我们庄子，东西一条集约摸百十米长，遇上哪家来了亲戚朋友，庄子上左邻右舍自然是知道的。堂屋亲朋在说话，锅屋里主妇在忙吃的，一般也就是辣椒炒鸡蛋，顶好的也不过会杀只鸡或买上斤把肉。此时，便会有二三邻里来家坐坐，不紧不慢说东道西。眼看日头晌午，锅上饭菜香味飘出，邻里便会起身，道是：“天不早了，走了，走了。”主人便央道：“不能走，不能走，吃过饭再走。”邻里说走却并没抬起脚，主人说留却也未伸手拉。此时若是有谁说一句：“非要走干么呢？一起吃吧。”邻里便又重新坐下。待到上了桌子，女主人便会把男主人拉到一边，责怪道：“哪个叫你把他留下来的，锅里两碗米哪够吃的。”男主人一脸无奈，但还得显大方：“都到吃饭时候了，你还撵人走啊？”吃不饱肚子，逃荒要饭自不必说，还出了个似抢非抢地歘东西吃。你买了一块饼或其它什么熟食，走着走着猛地被人歘过去，你本能地去追，歘食者便往食物上吐唾沫，讓你放弃了追回的念头。这种情形，我们家乡人不叫抢，而叫歘。歘没有抢那么严重。家乡有句俗语：丈母娘疼女婿，肉埋在碗底里。丈母娘为什么要把肉埋在碗底，是因为肉太少，又碍于其他人情面，没办法大块大碗给女婿吃。逢到红白喜事，酒席桌上总得有一碗肉，那碗肉也只是表面的几块，肉块下都是霉干菜之类，谓之垫碗。由于小麦面少，家乡人巧妙地把玉米面卷在小麦面里做饼，谓之包皮饼。那时，整个县城只有一家像样点的饭店，叫东风饭店，一概是先付钱后吃饭，生怕你吃完饭爬起来跑掉。哪里像今天，客人朝饭店一坐，点哪样就吃哪样，好像吃什么都不要钱一样。吃不饱肚子，人个个瘦得精干。不要说我们那个庄子上，即便是方圆十里八里都很难找到一个胖的人。要是哪个人长得胖，是要被别人羡慕的，哪家小孩子长的胖，是要被人夸奖的。吃不饱饭也能衍生出来民间故事。一则说是有户人家招待客人，只有一碗米饭可吃，为了防止难堪，在客人吃到一半的时候主人便说：“你吃，你吃，不用客气，你撑死也要把碗里饭吃掉。”客人闻言，只好连声说道：“吃饱了，吃饱了。”随即放下筷子，碗里还留下些米粒，以示饱了吃不下了。另一则说是有一个出了嫁的闺女招待父亲。时值隆冬时节，天寒地冻，老父亲来看望闺女。饭桌上，闺女一个劲地央请父亲喝稀饭，说是天冷喝稀饭暖和身子，一连喝了三碗还让父亲喝。老父亲实在憋不住了，便道：“闺女，俺冻死也要吃点干的。”

　　难道是闺女不孝敬父母吗？不是！实在是穷得吃不饱肚子拿不出足够干的给父亲吃。那么人有大脑有两只手，只有一张口，怎么就混不饱肚子呢？答案并不复杂。1976年高中毕业后，我被抽调到公社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工作队的任务就是怎样让社员多打粮食吃饱饭。时逢1977年麦收，开镰收麦的头天晚上，为了动员社员们出工，我和生产队指导员、队长、会计四人靠在队里油坊的磨盘上，没有油灯，借着月光开会分配任务。第二天早上队长从庄子东往西喊人，指导员从西往东喊，会计在庄子中间两边呼应，我负责敲打挂在树杈上的一块破铁铧犁。从满天繁星起，喊到张家说是肚子疼，喊到李家说是头晕，我们四人一直喊到天大亮，全庄子男女劳力才懒懒散散地往田里走。幸好那一年没有遇到连阴雨，不然麦子非烂在田里不可。粮食打不出，公社干部最着急。我就亲眼看到一位公社干部，查看过磅打下的粮食，觉得亩产、总产估低了。他扯下脱过粒的麦草，说，你看这麦穰上还有没打下的麦粒，要算到总产上去，被麻雀吃掉的也要算上。

　　1981年3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春到上塘”大块文章，报道我的家乡泗洪县上塘公社垫湖大队，在江苏率先搞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垫湖村的做法与安徽小岗子村是完全一致的，据说比小岗村还要早些。这年暑假回家，听庄子上人议论，队里的田分了，牛分了，手扶拖拉机也分了，有些人一时脑子还转不过弯来，多少还有几分担心。但到了春节放假回家，陡然觉得庄子上人的脸色大不一样。原来是大包干后的第一季，粮食及花生等副产品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人民日报》记者写道：“我们走村串户，只见地里场头，到处晒着山芋干、玉米、豆子，跑了五个生产队的二十多户人家，除了一户外，家家粮满囤、谷满仓，装满花生的麻袋堆成垛，有些社员家里，连堂屋、睡房的地上都堆满了粮食。”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人還是那些人，田还是那块田，粮食却一下子多的像泉眼里冒出来一般。不仅人高兴了，连牛也高兴了。年关期间，正好那年学大寨工作队所在队的指导员来拜年。我说起那年四人催社员下田收麦子的事，问他现在社员下田还要人催吗？他笑而带着几分严肃说：“那是哪天的事啦，你家的粮食你不去收，你指望谁呀？傻子也不会干的。”

　　三

　　冬去春来，夏收冬藏，生活一天天实实在在地变化着。生产队的粮仓不见了，家家户户的粮垛子堆得高高的。公社干部再也不到田里来估产了，再也不说粮食被麻雀吃掉多少，再也不催交公粮，再也不指责小队干部瞒产私分了。孩子们再也用不着到田里捡麦穗，用不着心不踏实地在队里的麦垛上扯上一把。收割后的麦茬留得尺把高，却再没人像我母亲辈的庄子上人，趁着月色薅拔麦根，三更半夜地背回家当烧锅草。再后来竟然演变成禁止农民在田野里烧麦秆、稻草。不知不觉间，什么地方粮票，全国通用粮票、豆腐票、肉票等等，通通不见了，以至今天被当作文物收藏。人们见面，开始还是免不了问一声“吃了没”，渐渐地就没有人这么打招呼了。人们不仅吃得饱而更是吃得好了。老家庄子东边有位和我年龄差不多的邻居，大包干后吹气似地长胖，方方脸膛，鼓圆的肚子，走起路来一摇一晃，见面差点认不出来。渐渐地，来客招待小酒摆上了桌子，无酒不成席一下子成为现实。要是逢上个办喜事，放开肚皮吃肉，放开酒量喝酒，小酒盅根本不用，全用小碗，猜拳行令，喧腾热闹，真正是一幅“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的景象。渐渐地“洋为中用”在吃的方面得到了应用，各类洋快餐、洋饮料、洋水果，居然在乡里乡亲们那里都有了一定的市场。

　　事物的发展变化总是辩证的，充满着正反两个方面，吃，当然也不例外。没有吃的想吃的，吃的多了又会吃出问题。现如今，人们见面很难听到什么吃不吃的问候，却把“瘦了、苗条了”作为欣赏的语言。中小学生肥胖的增多，“三高”人群增多，被认为是与吃多了吃得太好惹下的，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成年人中肚大腰圆者也陡添了几分不自信。一度救了千千万万人性命的山芋、玉米等粗杂粮，一度被千千万万人厌烦，可如今又被千千万万人喜欢，重新回到饭桌上。洋快餐又被认为是垃圾食品。各类野生的土长的食材被捧为上品，而真正野生土长的东西又实在稀罕得不得了。

　　由饿肚子到吃得饱，再到吃得好，吃，仍然是并将永远是人类的第一件大事。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由饿肚子到吃饱饭再到吃得好，“吃”的背后是我们国家日益强盛的发展脚步。我们的国家，现如今已由人人忙饭吃，转变为人人忙发展、忙强盛。

　　（责任编辑：吕文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