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康

　　

　　俞平伯，著名的散文家、红学家，新文学运动初期的诗人，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他因《红楼梦》研究而享誉海内外，也因之使自己的人生蹭蹬坎坷。可他却豁达乐天，安然若素地面对各种困难。一生在立德、立功、立言上砥砺践行，所成就的正是一个纯粹的人的品德素养。

　　《红楼梦》只是一部小说

　　俞平伯在12岁时就已经读了《红楼梦》，那时是把它当作闲书来消遣。1920年，他和傅斯年在赴英国的旅途之中，《红楼梦》成为他们海天水色中的主要谈资。当时，胡适正在鼓吹“整理国故”，此风所及，深深地影响了他。他开始把《红楼梦》的研究列入自己的计划之中。由欧洲归来的次年，他的许多《红楼梦》的考证文章，陆陆续续见诸报章。

　　顾颉刚是他的知音，他们之间就《红楼梦》问题频繁地交流各自的研究心得。一次，他和顾颉刚、潘家洵去剧院看戏。三人落座后，全然不在意舞台上演的什么唱的什么，你一言我一语，旁若无人，高谈阔论《红楼梦》。在不时地遭人白眼嘘声后，方才止息。他的红学专著《红楼梦辩》，就是在这样的辩难质疑中产生，正是这本书奠定了他在中国红学研究领域的地位。

　　说起他的《红楼梦辩》，还有一段失而复得的故事。他的表弟许宝骙曾作了篇长文专述此事，不妨摘录如下：

　　“当年平伯以三个月之努力写完他的《红楼梦辩》，精神上一轻松，兴兴头头地抱着一捆红格纸上誊写清楚的原稿，出门去看朋友，大概就是到出版家交稿。傍晚回家时，却见神情发愣，废然若有所失，不料竟真有所失——稿子丢了！原来雇乘黄包车，将纸卷放置座上，下车忘记拿，及至想起去追时，车已扬长而去，有如断线风筝，无处寻找了。这可真够别扭的。他夫妻俩木然相对，我姊懊丧欲涕，当时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无巧不成书，过了几天，顾颉刚先生（或是朱自清先生，记不准了）来信了，报道他一日在马路上看见一个收买旧货的鼓儿担上赫然放着一叠文稿，不免走近去瞧，原来却是‘大作。他惊诧之下，当然花了点小钱收买回来;于是失而复得，‘完璧归赵了。”

　　1952年，《红楼梦辩》修订为《红楼梦研究》。有别于五四以来《红楼梦》研究的其他人，他将考证运用到文本中来，将实证与艺术鉴赏相结合，开启了《红楼梦》文学批评的新模式，既不是纯史料的考证，也不是纯主观上的感悟式批评，更不是索隐派的附会之说。他的研究和批评在红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作出了特别巨大的贡献。

　　1954年9月，两个“小人物的文章”，发起了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自此，他受到错误的批判。从1954年11月25日到12月27日，文学研究所召开了六次针对他的批判会。1954年10月31日到次年2月8日，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了八次针对他的批判会。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协还召开了联席会议，并组织了专题批判小组。据统计，仅1954年10月24日到年底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共组织各种层次的针对他的座谈会、批判会110多次，发表批判文章500多篇。

　　直到1986年，对他的红学研究终于给出了公正的结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在庆贺俞平伯先生从事文学活动六十周年大会上说：“俞平伯先生二十年代初对《红楼梦》研究是有开拓性意义的。对他的研究方法和观点提出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但1954年下半年对他的政治性围攻是不正确的……”

　　他被作为“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是因为他也曾经主张过“《红楼梦》是作者底自传”。但他在1952年就已经修订和批评了“自传说”，指出：“吾非谓书中无作者之生平寓焉，然不当处处以此求之，处处以此求之必不通，不通而勉强求其通，则凿矣。以之笑索隐，则五十步与百步耳，吾正恐来者之笑吾辈也。”然而，1954年的那场批判，硬是说他“和胡适一样，说《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在那样的背景下，他当然讷讷不能辩。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红学”竟成为热门显学，《红楼梦》被推崇为至善至美。他对这一切均不以为然，发表了不同凡响的客观理智的意见。当有人称他为“红学家”时，他不予认同，说：“我做学问并不专主一门，怎么说我是‘红学家！而且研究《红楼梦》是否能称‘红学，还值得考虑和商榷。”1985年，他对《文史知识》的两位青年朋友说：

　　“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之的当。……他说了‘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确实把不少青年引入歧途，‘多谈些问题就是讲他的问题。现在红学方向就是从‘科学的考证上来的;‘科学的考证往往就是烦琐的考证。《红楼梦》何须那样大考证？又考证出什么了？”

　　“《红楼梦》说到天边，还不是一部小说？它究竟好到什么程度，不从小说的角度去理解它，是说不到点子上的。”

　　1986年11月19日，他应邀来香港讲学一周，主讲《红楼梦》。消息传出后，立即轰动香港。讲学时，主讲大厅内座无虚席。各大报纸发表的报道和评述，盛况空前。限于时间和精力，加上探亲访友等应酬，在港的正式讲学也就两次，所发表的主要论文也就两篇。正是这次在香港，他提出：“依我个人之见，《红楼梦》之完成，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它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如不能认清这一点，评注只能是越来越乱，分歧也只会越来越大。自传说不能成立，索隐派又能有什么妙法可施。”

　　他认为《红楼梦》只是一部小说，如若研究只能从哲学和文学的角度，而重点又应该放到文学的角度。它不是史料，更不应该任意拔高，应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从香港归来后，他曾给友人去信云：“港游七日，走马观花，谈‘红皆陈言，仅得以诗耳。” “沧桑易代繁华远，更有何人道短长。梦里香江留昨醉，芙蓉秋色一平章。”

　　他欣赏和研究的范围更广阔

　　俞平伯之学优才赡，用张中行先生的话说，他是有“家世资本”的。俞氏是浙江德清望族。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樾，字荫甫，号曲园，著名学者。清道光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晚年讲学杭州诂经精舍。治经、子、小学，宗法王念孙父子，大要在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并分析其特殊文法和修辭，撰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所作笔记，搜罗甚富，包含有学术史、文学史的资料。所撰各书，总称《春在堂全书》，共250卷。

　　俞平伯的父亲俞阶青，名陛云，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科一甲第三名进士，即探花。这位先生精于诗文，有《诗境浅说》等。书香世家出身，俞平伯之能诗善文，著述颇丰，这一切的支撑之一就是深厚的家学背景。

　　有着这样的文化背景，12岁的孩子就读《红楼梦》，是一点也不奇怪。他的《红楼梦辩》出版时，也只有22岁，是当时最年轻的红学研究者。这本书一经出版发行，立即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上个世纪50年代初，由学术上的批判发展成政治的围攻，是他始料不及的。自此，他“销声匿迹”多年，直到1979年。他复出后关注“红学”研究的趋向，主张研究应从作品本身出发，认为那些繁琐的考证、索隐甚或在辨别遗物的真伪上大做文章等等，似乎无此必要，已有“走火入魔”的倾向。

　　他虽长于书香世家，可对新生事物并不畏避，反而凫入滚滚洪流之中。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正值新文化运动，他是其中的中坚人物。他说：“我在1917—1918，因受《新青年》影响，偕同学办《新潮》杂志，开始写白话诗文。第一篇论文是谈新旧道德问题，题目已不记得，我的第一首新诗，登在《新青年》上，比《冬夜之公园》更早。”除《新潮》外，他还先后加入了当时影响重大的文学团体，例如文学研究会、语丝社等，直接参与白话文运动，提出许多积极而有意义的主张。

　　他在新诗上的建树颇大，出版了很多新诗集，如《冬夜》《西还》《忆》和《雪朝》（与朱自清等合集）。1922年1月，他和朱自清、郑振铎、叶圣陶、刘延陵等创办了《诗》杂志，推动着新诗的健康发展。他提出“诗的平民化”，他的新诗明显具有这样的特点：用字精当、音节谐适、说理深透。他在《冬夜自序》中说出自己的主张：

　　“只愿意随随便便的活活泼泼的借当代的语言表现出自我——在人类中间的我，为爱而活着的我，至于表现的是诗不是诗，这都和我的本意无关，如要顾念到这些问题，根本上无意作诗，且亦无所谓诗了。”

　　他除了创作新诗成绩斐然，散文也写得典雅流丽，自成一家。他说：“文章事业的圆成，本有一同例，小品文字的创作，尤为显明，我们与一切外物相遇，不可着意，着意则滞;不可绝缘，绝缘则离。记得周美成的《玉楼春》里，有两句最好：‘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余黏地絮。这种况味，正在不即不离之间，文心之妙，复如是。”他的散文作品注重意境，委婉蕴藉，深得“文心之妙”。

　　他早年曾创作过小说，篇什不多，仅有《花匠》和《狗和褒章》两篇，都是在《新潮》上发表。鲁迅把《花匠》选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部分。鲁迅在《现代小说导论》一文里曾经说过：“从1919年1月（《新潮》创刊，作者注）到次年主干者们出洋留学而消灭的两年中，小说作者就有王敬熙、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欧阳予倩和叶绍钧。”鲁迅是这样评价《花匠》：“俞平伯的《花匠》以为人们应摒绝矫揉造作，任其自然。”

　　他的旧诗词创作也颇有成就，而更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旧诗词研究，每多创见。他著有《读诗经札记》《读词偶得》和《清真词释》。在唐宋词人中，他独钟情于周邦彦。有学者说：“平伯精于旧词，诸家之中，独崇清真。或许就是周词中的那种‘暗柳啼鸦，单衣伫立的凄清况味，最能与他的性格相近吧！”当然这只是他的欣赏趣味与偏爱，而他欣赏和研究的范围则更广阔。

　　1965年，他已撰注了《唐宋词选》，当时只印了三百本，在内部交流。在此基础上完成的《唐宋词选释》，于1979年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他的力作。他做学问的态度一丝不苟，就拿五代词人冯延已的名字来说，今人多作“冯延巳”，1965年的《唐宋词选》也作“冯延巳”。他在对词人姓名反反复复的考订中，终于得出是“冯延已”，而非“冯延巳”的正确答案，修订后的《唐宋词选释》中，便把“巳”改为“已”，这正是他的认真负责的精神。

　　除却专业研究外，昆曲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喜爱上昆曲大概是在1925年前后，应该说他的歌喉不亮，唱工未必尽美，但由喜爱而深研。1935年，他执教于清华大学，曾集合师生中的昆曲爱好者发起成立了“谷音社”，这是高校中最早的一个业余昆曲爱好者社团。1956年8月，在他的倡议下，北京昆曲研习社成立。八年间，研习社共整理演出过四十余折传统剧目。1959年国庆十周年，全本《牡丹亭》隆重上演。他亲自校订，并抓排练的组织工作，既保存了原著的精华，又使舞台演出简练紧凑。

　　来到农村学绩麻

　　1969年，文学研究所的全部人员下放河南信阳“五七”干校。古稀之年的俞平伯对此十分平静，他对前来看望的孩子们说：“我们家原本世代务农，住在德清县乡下。至我曾祖父才开始读书，以后搬到苏州住。我在北京住了五十年，现在去当农民，也算是返本。”到了河南，他常给儿子俞润民来信，从信里可以看出，他对艰苦的农村生活，没有什么怨言，而是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

　　“我住小学内，非常清净，甚闲，一切听其自然。睡眠之佳，前所未有，大约七时左右即灭灯安寝直至次晨六时起床。……旁人或不喜这样生活，我却很喜欢的。”

　　他一点都不感到失落，反而有种超脱之感。这在他为纪念自己和夫人结婚六十周年的诗里，表现得十分清楚。“村间风气多淳朴，旷野人稀行客独。步寻来径客知家，冉冉西塘映萝屋。”

　　当时，俞平伯可谓名闻天下，人还未到，村民们就传开了。“咱村来了个大人物，听说毛主席还给他写过信哩！”一传十，十传百，他们居住的地方，几乎每天都有许多村民前来看望。尤其是孩子们蜂拥而至，给生活带来一些不便。他只好用糖果来打发，可孩子们吃了甜甜的糖果后，非但人数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了。

　　他们居处没有大门，为此，他特意赶了趟集抱回一大捆甘蔗，编了一个篱笆门。嘴馋的孩子们，今天来明天来，你一根我一根，一根根甘蔗全被他们吃光了，门自然又是敞开的了。

　　初来河南农村是居无定所，短短的12天之中，先是住罗山，后又迁包信。在包信小学的一间简陋的小屋内，没有电，只有用煤油灯和蜡烛照明。室内没有生火的炉子，室温多是零度左右，飯菜凉了，只能用小煤油炉加热。在包信待了不久，他们又搬到东岳，住在农民家的一间仅有九平方米的小茅屋内。他的工作是搓麻绳，他还写了几首诗，描写他的劳动和生活的状况。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