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思炎

　　1978年对我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其中有两件大事成为我人生道路的里程碑：其一，我的可爱的女儿来到了这个世界，我当上了爸爸;其二，我参加了78级的高考，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学生。

　　在我对高等教育的向往与期待中，曾交织着愿望、失望与希望，体验到对时运与机遇的无奈，及执著追求、永不懈怠的重要。

　　愿 ?望

　　在高中时，我的愿望是通过高考进入外国语学院，将来成为外交官或翻译家。小时候母亲曾多次说，离我家不远的另一条小巷中有一位木匠，他儿子学的法语，后来在驻法领事馆做了副领事。这鸡窝中飞出凤凰的故事，让同样出自贫寒家庭的我初次闻知，学外语与做外交官间的联系。

　　从高一开始，我就把不少课余时间放在俄语学习上，成绩一直比较突出。在南京一中，我当年的俄语老师曾是国民政府駐苏使馆工作人员，他夸我是他从教近20年来学得最好的一位学生。老师的鼓励自然使学生的学习更有兴趣。当时，每到高三的毕业季，学校会贴出几十份全国一些高校的招生简章，我每年都会挤在高三的学长中去看这些简章，并从心里羡慕那些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三学长们。当时我对北京外国语学院最感兴趣，甚至在外语课上利用做值日生汇报的机会，我用俄语直接向全班做了自己志向的披露，当时还是高一学生。

　　在高中毕业前，我还拜访过几位暑假回到南京的在北京读俄语或法语的大学生，听他们说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更增加了我对上大学的期待。

　　失 ?望

　　1966年初夏，我们终于迎来了高中毕业，大家都在准备参加高考，就在这时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起初，不觉得它会影响正常的教育秩序，同学们一边关心着国家大事，一边还在复习迎考。可是，在6月中的某一天晚上，我们突然在学校的操场上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废除高考，参加“文革”，将来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的倡议，说是由北京男四中和女一中的学生提出的。我们有的同学还当场欢呼：“哦，不考了！不考了！”他们只看到自己从高考的压力下暂时解脱，而不知道自己有可能永远失去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与机会。

　　遥遥无期地失去参加高考的机会，这是我求学路上的第一次失望。而第二次失望，是1973年的工农兵上大学采取了自己报名与推荐选拔结合的方式，在经过五年的插队务农和进厂当工人之后，心中又燃起求学的热望，决定去报名。然而，当时对报名者的年龄有限制：不得超过25岁，即1948年7月前出生的不可报名！66届高中生大多是1947年出生的，这样，我们连自荐的机会都没有！

　　“四人帮”倒台后，1977年恢复高考，我又迎来了新的希望。但是很快又被打入了“另册”，当时的规定是：年满30岁的和结了婚的不能报考！66届高中生正好30岁，不少人已经成婚，就再次被无情地挡在门外。后来得知，77级新生中也有已婚的，满30岁的入学，但不明白我当时所在的扬州地区是严格执行了省里的规定呢，还是他们自以为是地制定了土政策来限制报名人数？总之，为这高考，我再次因命途多舛而感到深深的失望。

　　希 ?望

　　1978年我在邗江县建筑设计室工作，有天下午领导吆喝说，全体都到会议室去听有关今年高考的文件传达。我想，77级不让报名，78级还不一样，此事与我无关，只能听听而已。当时传达的是中央文件，在说到报考条件时有这么一句：凡老三届的中学生，年龄、婚否均不限！我惊喜不已，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终于等到了重燃希望之火的一天！

　　我带着这一喜讯回去，告诉刚生了孩子，女儿还没满月的妻子。她躺在床上点头表示支持。我感激她的理解及把我的希望也作为她与我们小家的希望！当年夏季，天气炎热，孩子出世后事情繁多，家里只有我小妹妹来帮帮忙，我整天忙前忙后的，没有多少时间复习备考。常常是我把妻子、女儿忙定，等她们入睡后，我才能躺下来，拿起书本开始看书，可是由于困乏，不一会儿书本就滑落砸在胸上，惊醒后还撑着继续看书，书又再次滑落，又惊醒再看，如此反复……

　　我靠着自己较好的基础顺利通过了高考，其中外语（俄语）得了90分，可惜当年只作参考，不计入总分，最后总分为390分，最高地理87，最低数学68。若加上外语，总分可达480分。虽然我还有读外语专业的愿望，然而78级的专业录取规定是：25岁以上的不得填报外语！这样，我就选择了中文专业，录取到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

　　高考对我来说，是交织着失望与希望的过程，最终获得了希望与成功！我在南京师院的四年中，逐步走上了治学道路，大三和大四时在《南京师范学院学报》先后发表了有关园林与文学、莎剧《哈姆雷特》研究的文章，1982年学士论文《比较神话研究法刍议》又在《江海学刊》发表，后收入《全国大学生毕业论文选编》一书，并被日本西南学院大学选作教材。

　　在南师的学习期间，我一直在摸索自己的发展方向，先后考虑过以文学史、外国文学、比较文学为专攻对象，直到学士论文的写作，我终于找到了自己治学方向，那就是神话学、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后来我到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让民俗文化的研究成为我毕生的事业。这一起点其实就在南京师范学院。

　　1978年的高考对我这样被耽误了12年光阴的“知青”来说，是多么亲切而可贵。它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也让中华传统文化的园田中多了一位始终拥抱希望的耕耘汉和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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