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允中

　　抗战爆发，上海沦为孤岛，1938年的夏天，当时著名的书法家、画家、作家钱君匋与李楚材、蒋锡金等人准备集资创办一本综合性的文艺期刊，取名《文艺新潮》。邀请我父亲周楞伽拨冗写稿予以支持。

　　十月出版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组有关文艺大众化的讨论文章，参加讨论的有吉力先生（周黎庵），他文章的题目是《我对于“文艺大众化”的意见》，陈浮先生（柯灵）的《文艺大众化杂谈》。

　　另外一篇，就是我父亲写于八月间的文艺评论《论文艺大众化》，他在文章开头提出了这样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文艺大众化在1930年便经由许多人的热烈讨论，时间已将九年，目前依然在热烈的讨论。但这决不是历史的循环，而是在不断的前进，从过去的普罗文学，进展到了今天民族解放战争的文学。过去的探讨只是空洞的理论，没有人去具体的制作，而今天在实践的制作过程中发现了种种的问题，所以现在提出来讨论，以求得彻底的解决。”

　　接下来，他提出了这样几个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五四以来的新文藝运动，虽然打击了鸳鸯蝴蝶派，夺取了市民读者，却没有得到大众的拥护，原因之一是百分之八十的大众在中国是文盲。二是大众有他们自己喜爱的文艺形式，高雅的新文艺形式不能被他们所接受。三是新文艺作家安于狭小的生活范围，没有深入大众，所以新文艺始终与大众隔离着，而抗战的爆发，把新文艺作家赶出了书斋，走上了街头，产生了制作大众文艺的强烈愿望。而当前大众的情形是，一富于忍耐，二具有安土重迁的保守性，三迷信，四封建意识，这些都是当前作家们须要批判和引导的。然而，大众观念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够改变的，所以，改革也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奏效。老舍写的京剧《忠烈图》，是写一位女子为了鼓励土匪抗战，不惜下嫁献身于他，但却与大众的封建意识、贞操观念完全相反，大众却反而会唾弃于她，不会有人同情她的爱国献身精神的。”

　　文章的第三部分，作者指出：要使大众喜爱观看的重要一点，是作品必须合乎大众的脾胃，作者所描写的事实，必须和大众的生活打成一片，呼唤出大众内心的需求和愿望，因此，内容的有趣，是大众迫切的需求。而文字的浅显通俗，旧形式的利用和新形式的创造，也是需要作者迫切注意的。在创作实践中，究竟如何利用旧形式，也存在很多的问题。大鼓音节苍凉，写抗战题材很好，但是想用低柔婉转的苏滩和评弹的声调来表现恐怕就不太合适。

　　文章的最后，作者主张：真正新形式大众文艺的作品，应该采用拉丁化的新文字来表达。

　　为了进一步阐释自己的观点，我父亲又在《文艺新潮》第三期上发表了《章回小说研究》的文章，继续倡导。他通过对章回小说历史的演变，形式和内容的发展，优缺点的比较，说明章回小说在目前大众的读物之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要利用这一形式灌输进抗战思想和民族的意识之中，争取大众进入到抗战的阵营中来。

　　不久，在1939年4月出版的《文艺新潮》第七期上，发表了来自延安的秋赤先生的文章《谈谈文艺大众化问题》。

　　他在文章的开头，表示自己久居塞外，很难见到报刊，读到《文艺新潮》有关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他也想来谈几句。

　　他从三个方面，提出了与我父亲不同的观点。其一是：1930年文艺界提出并且讨论了文艺大众化运动以后，不能说连一篇大众化的代表作也没有，而是制作得不够，没有过去的努力，就不会有今天新的发展，更不能说过去的讨论是抽象的，现在的讨论却是具体的。其二是：在今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周把大众说得如此落后，并不符合国情民生，大众正在进步且不断的发展。其三是：文艺旧形式的利用和新形式的创造不能机械地分离，不利用旧形式，新形式无从创造。而且旧形式的利用，可以成为接近群众的宣传工具。西北战地服务团利用各种旧形式（舞蹈、大鼓、杂耍……），输以新的内容，获得了意外的成功。另外，对作者提出的在写作中运用新文字拉丁化，也表示不能苟同。

　　时隔一个月，紧接着在第八期上，我父亲发表了《再论文艺大众化》予以答辩。

　　首先，他指出秋赤君对于他的文章有不少误解的地方。文艺大众化的发生和发展，决不能离开历史与事实。秋赤先生所说的文艺大众化讨论以后，作家对文艺作品仅仅是制作得不够，并非没有的观点，完全不能同意，如果当时有一篇文艺作品，可以公认是文艺大众化的代表作，并且被大众所接受，那么，甘愿承认自己理论的错误。

　　其次，对秋赤君所说的把中国的人民大众说得太进步了的观点，也不能承认。他以为大众的进步，与历史的变革一样，是渐进的，因地域、环境和形势的不同而不断地进步，然而，其进步的程度是参差不齐。如陕北延安的大众，其进步的程度和社会风气较为闭塞的地方，不可能一致，中国落后的大众根本特性无从改变的现象，并非一直不会改变，但以目前来看，不能说完全改变，至少改变得很少。但他要自动取消“中国的落后大众”这一说法，中国落后的大众也在进步。当然不可能一日千里的前进，但是也在相对地减少，不过，要将他们称之为前进的大众，似乎未到时候。

　　再次，我父亲指出：真正的大众文艺，应该是大众自己亲手写作的作品，并且使用拉丁文字。这应该是所有的作者在文艺大众化实践中努力的目标，秋赤认为要求过高的观点，这就根本取消了现阶段文艺大众化中推行新文字的重要性。他以为，即使在今天的延安，也应该是新文字推行得很普遍的所在。在徐特立老先生的领导下，新文字运动在民众教育上，就有了大规模的发展，然而，徐先生并未骄矜，对于这一点，他也仅仅只是说“这里的文化水准真是最低没有了，因此，我们自然有了多少的进展”。

　　文章的最后，我父亲指出：“由于篇幅的限制，我的那篇《文艺大众化问题》，有许多地方说得不太完全，秋赤君的指教，真是不胜感激。希望秋赤君能够常常从陕北寄稿来上海，从他的工作实践之中证明我理论上的某些缺陷，上述所言，决无意气之争，只是平心静气的讨论，望秋赤君不吝指正。”

　　这位笔名秋赤的先生，我至今也没有找到他的真名。他曾经在《文艺新潮》上发表过几篇文章。其中《几件事——陕北通讯》里面，谈到了延安生活的艰辛和药品的缺乏，但是作者强调指出，这里没有旧社会的世故与虚伪，也没有偷懒和取巧，这里是新的天地，充满了正直与坦白，延安诞生的新人，在抗战的过程之中，作为被压迫者，将在艰苦的战斗中不断迈进，而新中国也会在战斗中建立。

　　这些激昂和振奋的话语，充满了一个战士必胜的信念和无畏的精神。这应该是值得我们赞赏和纪念的。

　　（责任编辑：武学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