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庆刚

　　向达（1900—1966），历史学家，湖南溆浦人，字觉明、觉民，笔名方回。毕业于东南大学，曾任職于商务印书馆、北平图书馆，后赴欧洲考察敦煌文物等，回国后曾任教于浙江大学、北京大学。1949年之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第二所副所长等职，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先生治学勤奋，在敦煌学、历史地理、民族史、目录学等领域均做出开拓性贡献，并长期执教于知名学府，桃李满天下，著有《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并将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译为中文《斯坦因西域考古记》。

　　笔者在南京大学就读期间，曾在图书馆藏金陵大学档案中见到向达1949年致李小缘书信一则，惜内容较短，缺乏相关佐证，未能对两位前辈的交往等情况进行梳理。随着同时代学人书信、日记陆续公布，拟就两位先生之间的交谊略作考释。

　　李小缘（1897—1959），图书馆学家，江苏南京人，名国栋，字小缘。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回国任教于金陵大学，曾任图书馆馆长、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1952年之后任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1959年不幸辞世，去世后，其藏书、手稿、书信等捐赠给南京大学图书馆等单位。

　　向达与李小缘均出生于清末，早年接受旧式教育，有传统国学基础，后进入现代大学学习，走上学术研究道路。两位先生就读的东南大学、金陵大学均在南京，但从求学经历、时间来看，交集并不多。向达在北平图书馆任职期间，曾在《图书馆学季刊》发表文章多篇，此刊物编辑部曾设在金陵大学，估计李小缘对向达有所了解。在李小缘主编的《云南书目》“地图”部分有李根源的《滇西兵要界务图注》，提到向达发表在《图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1934年9月）的书评《新出云南边务书三种》（《云南边地问题研究》《滇录》《滇西兵要界务图注》），可见当时他已经关注到向达的研究成果。

　　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汤用彤致李小缘的一封书信，涉及向达的情况。

　　小缘先生：

　　奉读来示，敬悉并已转达向君。向君初意本谓，贵所有特约研究员之设，先付稿费后交稿或无不可，今既格于成例，而向君之书又未脱稿，此事只好俟以后再谈。特复即颂道绥。弟汤用彤顿首。正月廿四。

　　此信未署年份，据推断为1940年。汤用彤（1893—1964），哲学史家，湖北黄梅人，字锡予。清华学堂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硕士，回国后曾任教于中央大学、南开大学，时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汤用彤1927年至1930年在中央大学任教期间，与李小缘被国学图书馆馆长柳诒征聘为顾问，故相识已久。

　　向达1938年结束了在英国、法国的学术考察之后回国，先在浙江大学任教，1939年7月转赴昆明，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专任导师兼西南联大教授。估计此时李小缘与向达并不相识，故通过汤用彤打探情况。

　　“贵所”指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成立于1930年，李小缘时任所长。“向君之书”应指向达正在从事的《蛮书》校注工作。向达到昆明后，为了解云南地区历史，开始《蛮书》校对工作。《蛮书》作者为唐代樊绰，是记载南诏史事的史书，又名《云南志》《云南记》《云南史记》《南夷志》《南蛮志》等。李小缘主编的《云南书目》对《蛮书》版本情况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反映出他对此书历史价值十分重视。

　　李小缘1939年8月至9月到昆明参加会议，遇到许多昔日好友，可能是通过他们了解到向达正在从事《蛮书》的研究，准备将此书纳入金陵大学出版计划，当时向达开始此项研究不久，加之战争原因，一些版本难以看到，对学术研究要求严格的向达婉拒了这一邀请。不过，在李小缘主编的《金陵学报》第十卷第一二期合刊上，发表了向达的《唐袁滋豆沙关题名跋》，此文对唐代袁滋在云南省盐津县豆沙关的题名进行考证，与《蛮书》有关。袁滋（749—818），书法家，河南汝南人。唐贞元十年（794），御史中丞袁滋奉命赴滇册封南诏王异牟寻，途经石门关，为纪其行，特刻此题纪。此题纪有重要历史、艺术价值，目前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此后，向达参加中央研究院组织的西北史地考察团，远赴敦煌等地从事考古活动，两位先生的交往中断数年。曾在金陵大学任教，当时亦在敦煌考察的艺术史学者史岩（1904—1994）在1943年5月10日致李小缘书信中提到：

　　前在皋兰曾上寸笺，谅蒙鉴及，业于三日离兰，七日到此，准明晨出关，经安西约十三日可达敦煌，闻张大千、向达已往万佛峡，黄仲良随往，未得会见，为怅。

　　抗战胜利后，李小缘随金陵大学返回南京，向达则重返北京，任教于北京大学。此后不久，向达于1947年7月至1948年7月休假期间，到南京任中央博物馆专门委员兼任中央大学教授。在当时其他学者书信、日记中，不时可见有关两位先生交往的记载。

　　夏鼐1947年12月20日日记：“中午与岑仲勉、王之屏、劳贞一诸先生赴南山餐厅，应陈裕光、李小缘二先生之约也，在座者尚有陈恭禄、王绳祖、韩儒林、贺昌群、曾昭燏、向觉明诸先生。”陈裕光当时为金陵大学校长，其余学者分别任职于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金陵大学，李小缘、夏鼐、贺昌群、曾昭燏等均为向达相识多年的好友。

　　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王栻的一封书信中也涉及向达与李小缘交往的情况。

　　小缘先生：

　　惠书诵悉，弟已自同学处得知向觉明先生在贵所开设“中西交通史”一课，不胜快慰之至，已即嘱同学尽可能选此课，大约已有三四人矣，明日注册时当再为注意。地理系刘恩兰先生处，拟将尊函转去，想刘先生亦欣然也。专此奉复，顺颂撰安。晚王栻顿首。（1948年）二月二十一日。

　　王栻（1912—1983），历史学家，浙江平阳人，字抱冲。毕业于清华大学，当时任教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刘恩兰（1905—1986），地理学家，山东安丘人。牛津大学博士，时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从此信来看，向达在金陵大学开设了“中西交通史”的课程，当时就读于金陵大学历史系的章开源曾选读此门课程。

　　1948年6月，故宫博物院与中央博物院在南京聯合举办展览，专程从上海赶来的郑振铎在1948年6月4日日记记载：“十时半，晤天木、觉明、森老、叔平、曾小姐诸位，谈甚欢。又陆续的见到来参观的人，像郑颖孙、陈之佛、傅抱石和上海来的葱玉、谭和庵诸位。惜甚热，感到不甚舒服。就在那里吃午饭。有李小缘、胡小石二位。”可见，向达与李小缘均参观了此次展览。

　　虽然向达与李小缘不时聚首，相互交流学术问题，可惜国统区物价飞涨，金陵大学经费短缺，李小缘在《1948年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概况》中提到向达的《蛮书校注》，将其归为“稿成待刊者”，实在是一件憾事。

　　1948年暑期，向达结束在南京的兼职返回北京，随后，中国国内局势发生巨大变化。1949年南京解放不久，向达致信李小缘，表示慰问。

　　小缘先生道鉴：

　　白门解放，想道履平安为无量祝。令弟国鼎是否获留沪渎，深以为念。此间尚好，北大照常进行，近两月来讨论学制改革，将来变动当不大，研究工作仍可进行，只稍改变观点，唯开会过多，几于无日无之，所引为苦耳。继宣兄想仍在宁，便祈代致勤拳为幸。率陈即叩道安。弟向达载拜。（1949年）五月廿四夜。

　　“国鼎”指李国鼎（1910—2001），社会活动家，李小缘之弟。毕业于中央大学物理系，1934年至1937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曾任台湾地区经济部长、财政部长等职。“继宣”指刘继宣（1895—1958），文史学家，湖南衡阳人。早年留学日本，时任金陵大学教授。

　　1949年底，李小缘与工作人员到北京，将金陵大学校董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捐赠给金陵大学的文物（因抗战等原因，保存在故宫博物院）运回南京，在此期间，他曾到北大、清华、燕京等高校拜访旧友，估计向达亦在其中。

　　此后，两位先生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达曾任北京市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李小缘加入九三学社，任南京市政协委员，他们在继续开展学术研究的同时为国家的复兴建言献策。这一时期，向达撰写《唐代记载南诏诸书考略》《南诏识考略》等与《蛮书》有关的文章，惜不幸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但是他仍坚持学术研究，1961年2月为《蛮书校注》所写序言提到：“诸承姜亮夫、曾昭燏、李小缘以及本师柳翼谋诸位先生时时与以帮助鼓励，才敢于写成初稿。”此时，李小缘已经辞世，向达深为惋惜地提到：“其中如柳翼谋、李小缘两位先生且已作古人，因并藉此谨致吊唁之忱！”最终，《蛮书校注》在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向达与李小缘虽然相识较晚，聚少离多，但是相似的学术旨趣与对中国文化的深厚感情，使他们一见如故，这份纯真的友谊持续二十余年之久，其中体现出君子之交的风范，值得我们后人敬仰。

　　（责任编辑：刘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