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晓雯

　　1977年的深秋，躬身于茶树垄间劳作的我，从惯常放着耳熟能详的新闻的露天大喇叭里，听到一条全国将要恢复高考的消息，这恰似一声轰然作响的“春雷”划过长空，穿入谷底，回荡着，余音久久未绝。我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腰，睁大了眼，遥望着一垄垄郁郁葱葱的茶树，绵延起伏的山脉……久久不能回神。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几经打听，才确认这的确不是一条与我无关的消息。当年的应届生早已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备考热潮中。曾几何时，希望之烛被点燃又熄灭，在希望与失望的交织穿梭中我早已麻木……

　　“文革”

　　曾记得儿时，家住常州天皇堂弄的小杂院，四壁面墙，一方苍天。贫瘠单调的生活，偶有一丝欢愉和希翼闯进，那便来自院门口水龙头旁卖水的三姊妹。大姐叫郁郁，齐耳短发，戴了副眼镜，难掩书卷气;二姐叫阳阳，堂圆的脸，浓眉大眼，一副阳光明媚的神气;小妹叫庆庆，既眉清目秀，又委婉大方，很是招人喜欢。姊妹仨是66到68届的应届中学生。她们在轮换卖水的空档里，时常掏出书来读。那份窘境中手执一书的淡然的优雅，让人十分欣羡。我的启蒙长篇字书便是在那时借阅的。每当放学，我家姐妹跳橡皮筋、踢键子，从院内蹦到院外，在并不宽敞的里弄里回旋着，期盼着和她们搭上话。

　　之后便是“文革”的紅色风暴袭来，她们带上了红袖章，胸前挂上了毛泽东像章，成了叱咤风云的红卫兵。造反、贴大字报、抄四旧、进京接受检阅，阳阳已然是一呼百应的红卫兵队长，那威风直让人羡煞。还在小学的我们希翼着有一天也能成为红色的一分子，追随那大潮前行。这正应了鲁迅所言：“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文革”的红色风暴席卷而过，我们跃跃欲试，却奈成分不好，连红小兵都未能当上，只落下个看热闹的份。其实鲁迅之言未必确切，这“路”仅指时下潮流而已，芸芸众生，趋之若鹜。从历史的轨迹看，这时潮又何尝不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多年之后得悉，阳阳在知青返城后，落在一家菜市场卖豆腐营生。岁月蹉跎，当年红润如朝阳般的姑娘已蜕变成神情暗淡、劳顿木然的中年妇女，让人唏嘘不已。

　　下 ?放

　　小学二年级时，我们全家下放到母亲的老家江苏宜兴。在家具搬空之时，我们嚼着外婆做得香喷喷的咸肉菜饭，迫不及待地登上了行将离岸的船只，撑着船篙，唱着高歌，却不解为何母亲流泪。因表姨妈家的照应，我们落户在川埠大队桑场村。桑场素以养蚕闻名，遍山野的桑葚树、油菜花、山芋藤和花生秧，是个绿水青山、美丽富饶的村寨。

　　我们临时居住的祠堂宽敞但不寂寞。平时干活歇脚之时，村民们鱼贯而入我家大堂，坐在桌椅、板凳及床上歇息、聊天和嬉笑打闹。入夜时，四面的厢房里都放满了养蚕的竹编。空寂之时，可以听到四周窸窸窣窣的蚕宝宝们吃食桑叶的声音，好像淅沥雨声。有时好奇，我们会悄悄潜入蚕室，翻开桑叶看看蚕茧已蜕变成何模样，这多半是我们断黑后的消遣。

　　村民淳朴好客，很快就在村中给我们盖了三间瓦房，加上门前偌大的土场，好不宽敞！逢年过节，村民们敲锣打鼓，拜年的第一户便到我家。接下来，纸牌夹着炒花生、熟瓜子递过来劝过去，一个上午好不热闹。我家不像落难受苦的下放户，倒像是因祸得福的大户人家，和村里左邻右舍的土坯房相比，崭新的黑瓦房显得突兀又高贵。生产队分给我们一面山坡做自留地，一年四季的蔬果全靠自给。山坡上种满了不同时令的瓜果豆类：春季的豌豆、蚕豆，夏季的西瓜、丝瓜、香瓜和水瓜，秋季的冬瓜、扁豆、黄豆、山芋和花生。山下则分有一块肥沃的平地作自家菜园子，常年种着青菜秧、韭菜和小萝卜等日常蔬菜。我们姐妹轮着插秧灌溉、担粪施肥，韭菜剪了一茬又一茬，菜秧拔了一拨又一拨，萝卜收上来吃不了，便腌制成萝卜干作常年的小菜。秋天，我们挑着一担担花生和山芋干去换油、换钱。春耕与秋收，我们一家享用着无尽的时鲜蔬果和油粮。父母是带薪又带粮票下放的，每到青黄不接之时，总有揭不开锅的贫困户前来借粮票，父母也乐意周济各户，慷慨解囊也成一时佳话。这些赊借之事从未引起赊账不还或拖欠等纠纷，当地民风之淳朴，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放学后打理自留地，农忙时要下地插秧、割麦等，我也有了足够的时间和小朋友们去田埂上割马兰头、摘野荠菜和挖野蒜头等，那些时令野菜也都是晚餐桌上受欢迎的桌上鲜。小伙伴们帮衬着我挖野菜，我则坐在田埂上讲故事，什么田螺姑娘、八仙过海、牛郎织女、孟姜女哭长城……绘声绘色，俨然成了颇受欢迎的故事大王。那些民间故事是我跟外婆学做饭菜和针线活时听来的。外婆没读过书，但自己识字扫盲，竟然能读懂家书，看懂报纸，讲起故事来也是活龙活现。那些日子，总有听不完讲不尽的神仙鬼怪，看不遍的桃红柳绿，尝不够的时鲜佳果，恰似世外桃源，过得好不惬意。

　　上 ?调

　　初二时，我们全家上调到丁蜀镇。虽然不是一步到位回常州，但大姐高中毕业在即，能拿到个镇上的工作，不用下地种田，也不失为一时的权宜之计。记得当时土巴巴的我从乡下进到丁蜀中学的初二班，班里正在开卷考化学，我什么也没带，只能闭卷考。虽然我是中场进，却提前交了卷，得了90多的高分。自此，我自觉数理化不在话下，文史科更胜一筹。每每语文课本一拿到手，刷刷刷翻一遍，一两天便解读了全部。剩下大量的时间，练歌跳舞看小说。只因那些年没什么指盼，我与二姐注定与绿地有不解之缘，高中毕业后，我们都响应上山下乡闹革命的号召，先后插队到宜兴川埠大队茶场。

　　白天，拢田耕作，培土灌溉，采摘茶叶，工分从5分挣到7分，更向8分看齐。那时男女有别，妇女能挣的最高工分是8分。生产队里除了妇女队长和我姐挣得9分，别人是不敢问津的，因她俩是出了名的干活不要命，麻利干练，让人望尘莫及。

　　夜晚，借着一盏煤油灯，啃着一本本古今中外的小说：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浩然的《金光大道》、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贝姨》，津津有味地沉浸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

　　本可以就这样白天做着白日梦：向自己的体能挑战，向最高极限8分乃至10分冲刺，成为“万人瞩目”的知青楷模;夜晚做着虚无飘渺的梦：忽而陶冶于俄国大革命的风暴中;忽而沉醉在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里……要不是这大喇叭的风向转了，音调变了，把我们从不敢奢望的麻木中震醒过来，恐怕我们整个青春时代会因此碌碌无为地消耗殆尽。

　　高 ?考

　　1977年，注定只是拉开我高考帷幕的一声前奏。那时的我深受“文革”老电影《无影灯下颂银针》（祝希娟演）的影响，认定学医披上白大褂才是真正的无比神圣，选考数理化也就理所当然。那场心存侥幸的无备而战，来得快，去得也快，复试过后，便杳无音讯。那一心想成为无影灯下的“白衣天使”之梦也彻底破灭。

　　1978年，从不过问我们学习的父亲打破了沉默：“因为家庭背景，我帮不了你们。你们必须自己考出农村！不要好高骛远，也不要丧失信心，要脚踏实地，做正确的选择。家里应有学理，学工和学文的，你们各选其一。”父亲的话可谓一字千金，掷地有声。小弟秉承舅辈们的足迹学工，已于1977年末捷足先登，考上了南京工学院;二姐素有女强人之称，适合学理;唯我需弃理从文，心有疙瘩：我的数学、化学成绩从未低于90分，即便在模拟考试中，也一直名列前茅，为何转文？父亲却开导：你的优势在文科，要好好利用。的确，我自小语文成绩就优异。作文，尤其是叙事抒情文常得110分，是父亲的骄傲。另一层，当时的我并不明了：父亲的父亲，是一位诗书琴画样样精通的儒雅文人，父亲大概是希望有后人传承。我那时候只知，“文革”十年并未好好读书，每到开学，将语文课本草草一翻，便束之高阁。虽是语文科代表，上语文课时，要不偷偷看小说，要不就是做白日大头梦。有时老师发觉我不专心，便叫来问答。我的第一句话不是答而是问：“请再说一遍？”然后再煞有介事地答题，倒是一次也没被问住。可现在面临高考，要的是真才实学，不免心虚。

　　最后，我和二姐都听从了父亲的劝诫，各就各位，决定背水一战。临考前一两月，干脆从农场请了假，回镇复习。二姐师从当时已小有名气的张姓物理老师，得益于那些一时脍炙人口的警策之句：什么“欲速则不达”“以不变应万变”等，这些话对当时从乡下返城、浮躁不安的考生们具有相当的定力。我也剥脱下那层骄傲的“无师自通”的外衣，参加了一个为往届生开设的语文辅导班。据说有个很不一般的语文老师做辅导，课开在晚上，我怀着好奇心跨进了这个可容纳五十多人的课堂，当时已挤得水泄不通。我垫着脚尖，从人头和肩缝里看见一个斯文又优雅的中年男教师，从兜里掏出一盒火柴，手执一根火柴划向空中，活灵活现地演绎着“一根火柴”的情景，所有听课者都屏住了呼吸，我也不例外。自此，我逢课必到，并每日自习一篇作文，以弥补之前的荒废。功夫不负有心人，高考成绩公布后，我的语文成绩是当地几届中最高的，我那本写得满满的习作本也给那辅导老师缴了过去以作范文。

　　另一个功不可没的导师就是我的父亲。父亲步祖父后尘，毕业于上海法政大学。祖父遂愿挂起了大律师的牌子，不为富人效劳，专为穷人打抱不平，是旧式文人接受新思潮后的作为，以至去世时赢得长达两里地群众的送葬。父亲却无这般殊荣。建国初，该大学被解散，律师一职被取缔，父亲遂与律师无缘，改行专司财政。虽然不能在法庭上展示，但父亲的口才与文才却是远近皆知，有口皆碑。可惜一辈子背着成份的负担，不能尽展其才华。这阴影波及到我等儿时，实在为难了年幼无知的姐弟们。每当入学填表，我们总会躲躲闪闪，或遮遮掩掩，不愿让人看见成份一栏。所以这次高考择优录取，在我父亲看来是尤为难得的际遇。父亲不仅帮我们姐妹俩复习政治，而且每篇作文必须过目，每次过目必定揪出一些毛病。至于我的通篇大毛病便是父亲切忌的“首尾不呼应”。我通常写着写着就不知归路，而父亲添上的一笔总是画龍点睛，使整个文章有头有尾，顿然生色。这一“鞭策”，使我至今难忘，终身受益。

　　高考发榜后，二姐获得理想中的高校物理系的录取，喜出望外;我获得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通知，却怅然若失：因与理想分数有点距离，我只有与心仪的大学擦肩而过。如果当年语文不是考缩写，而是考写作，那情形又会怎样？可惜，历史就从来没有假设。值得庆幸的是，我作为一名铁打不动的文学爱好青年，业余爱好变成了堂而皇之的专业。从我一步迈进那如诗如画的南京师范学院，一头扎进南师图书馆浩瀚的文学海洋，我就再也没有后悔过。

　　（责任编辑：吕文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