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斌

　　江西自古文风兴盛，不仅文人的诗词创作活跃，产生过陶渊明、黄庭坚、欧阳修、王安石、晏殊、杨万里等诗词大家，民间百姓的口头文学，特别是山歌创作也蔚为大观。建国后，为配合社会生产而出现的民歌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山歌手。一些山歌作品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或入选由郭沫若、周扬编选的《红色歌谣》，其中，创作成就最高、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郭龙桂。

　　郭龙桂（1919—1994），江西省莲花县良坊镇（原下坊乡）留天村农民，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享誉全国的农民山歌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歌谣学会理事、江西省作协会员、江西省民协副主席，担任过多届莲花县政协委员。

　　在旧社会，以务农和当裁缝为生的郭龙桂只念过一年半私塾，1928年加入红色儿童团，使他掌握了不少文化知识。他深受红色歌谣熏陶，从小爱唱山歌。新中国成立后，在莲花县委宣传部、县文化馆干部的培养下，他拿起笔来搞创作，在《井冈山报》《江西日报》编辑的辅导下，频频发表诗歌作品，有的还刊登在《人民文学》《诗刊》上，入选中学语文课本。

　　郭龙桂的山歌纯朴亲切，充满生活气息，读来朗朗上口，易于咏唱，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容易流传。1955年，他写下了著名的山歌《毛主席的光辉永远亮》：“……人说毛主席像太阳，我说太阳比不上，太阳还有云雾遮，毛主席的光辉永远亮！”这首山歌在中国音协的《歌词》刊物发表后，许多音乐家竞相配曲，电影《护士日记》将之选作插曲，还被多个国家翻译、转载。将毛泽东比喻为“红太阳”，这几乎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大众化比喻，在人人都将毛泽东比作“红太阳”的语境下，郭龙桂反其意而用之，一句“太阳还有云雾遮，毛主席的光辉永远亮！”将原本近于老生常谈的比喻翻出了新意，令人眼前一亮，这是整首诗的诗眼、亮点，也是诗人的成功之处。

　　1956年，郭龙桂在北京参加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1960年，他第二次进京，参加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他和著名老作家、老诗人欢聚一堂，得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在怀仁堂合影留念。从此，江西出了一位农民山歌手郭龙桂的消息在大江南北传播开来。

　　面对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郭龙桂激动地写下了“想起今天这般好，怎不为党唱颂歌？只要老汉有生日，颂党山歌永不落”等诗句。

　　郭龙桂在全国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各种形式的山歌有300多首，其中最长的达384行。1959年，上海文藝出版社推出了郭龙桂、三毛哥合著的山歌集《歌唱新农村》。同年，《丢了扁担去拉车》入选江西省教育厅编、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初级中学课本《语文》第二册。1960年4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又为他编辑出版了《毛主席的光辉永远亮》山歌集。

　　郭龙桂的山歌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歌特色，抒发了一个普通农民对新中国质朴而诚挚的爱，成为山歌一个时代的高峰。

　　情感炽热，歌颂性强

　　红色歌谣是江西等革命土地上特殊时期的特有产物。1927年至1934年，是红色歌谣蓬勃兴起、鼎盛发展的时期。建国初期，《星火》文学月刊开辟《红色歌谣》专栏予以大力推介，由郭沫若、周扬编选的《红色歌谣》更是掀起了以红色歌谣为主的民歌运动。红色歌谣，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文化之魂。郭龙桂的山歌自然属于红色歌谣，其作品追崇真情实感，通俗晓畅，歌颂新社会，激昂一个时代。从这点看，红色歌谣对当代诗人的启迪仍不无意义。

　　郭龙桂的诗歌大多以歌颂党、歌颂毛主席为主要内容。《毛主席的光辉永远亮》是他的代表作，还有如“茶树打花心里甜，越编越想越快活，一编山歌吐苦水，二编歌唱新生活。歌唱毛主席恩似海，歌唱共产党情似河”等，就是他的心声。这些诗作都是以歌唱主旋律为主，政治色彩浓郁。

　　郭龙桂是农民出身，只有在新社会、在红色诗歌蓬勃兴起之时，才会出现他这样的农民山歌手。正如郭龙桂的一首山歌所唱道“我若不是党培养，农民哪能把诗作？我若不是党培养，全国艺苑哪有我？”

　　乡土气息浓厚，民间色彩缤纷

　　郭龙桂的诗歌显然吸收了民间歌曲的营养，很有民歌特色。同时，他又注重语言的规整，不少作品采用七言四句的格式，有竹枝词的味道。如他的《爱情山歌》《自挑泉水自解渴》《自找对象真正强》等，就是采用民歌的形式，反映生活、讴歌爱情。他将爱情与日常生活劳动的情景结合起来，从眼前的事物起兴、作比，将男女之情写得甜美、温馨，富有生活气息。“斑鸠爱栖翠柏树，石硪打来也不走”，以眼前之景比兴，倾诉爱意，表达爱情的坚贞。“话未出口心打鼓，两面如火烧山岭”，则将情妹暗恋情哥的羞涩之态描绘得出神入化，意象化的口语增添了文学性。

　　他的《自挑泉水自解渴》，烟火气息浓郁，在类似于自怨自艾中，将一个渔民的日常呈现于眼前：

　　“自挑泉水自解渴，田无分厘地无角，祖祖辈辈住茅屋，三个土砖架个灶，半边锅子熬稀粥。一只扁篓六只角，捉鱼捕鳝捡田螺，四季鱼虾上街卖，长年靠此过生话。怨天怨地怨潮流，老天生我命太薄。唯编山歌唱一唱，自挑泉水自解渴。”

　　郭龙桂的诗歌不少直接反映生产劳动和农村见闻，充满乡土气息，是田园生活的赞美诗。

　　如《扯秧歌》是一首人与自然的交响曲，场景感十分强烈：“夜月高空亮堂堂，秧苗田间赛剧团。青蛙打鼓水打钹，妇女唱歌虫帮腔。”

　　《锄声嚓嚓音接音》将锄头下的泥片比作飞舞的燕子，新颖独到：“锄声嚓嚓音接音，泥片就像燕子飞。脱下过去旧棉袄，换上漂亮新春衣。”

　　《青蛙的歌》拟人拟声，情趣盎然：“桃花开，暖和和，年年此时我唱歌。清早唱到日落山，晚上唱到星落坡……我唱歌，我快乐，唱得画眉跳下窝，唱得青年坐拢来，唱得公公嘴不合。”

　　这些诗作，如果不署名，也许会被当成口头传唱的民歌，郭龙桂在学习和借鉴民歌的艺术手法创作诗歌的道路上，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他的诗歌正是以浓郁的民歌特色，为普通老百姓所喜闻乐见，易于流传，有较强的生命力。

　　贴近时事，即兴性和时代感强烈

　　郭龙桂的诗歌大多贴近时事，从他的作品可以感知那个时代。唐朝诗人白居易曾经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詩合为事而作”的口号，郭龙桂以自己的诗歌创作践行这一文学主张。

　　如50年代初抗美援朝的消息传来，郭龙桂当即写了一首反映志愿军的诗歌《盼望》：“九月里来是重阳，重阳蒸酒桂花香。千香万香我不想，单想志愿军打胜仗。”

　　这首诗短短四句，以重阳蒸酒这一传统习俗起兴，起承转合明显，转得自然，结尾点明旨意，精辟有力。几天后，这首贴近抗美援朝形势的山歌在《井冈山报》于显著位置刊登了出来，反响强烈。

　　“文革”期间，郭龙桂的诗歌创作被迫停止，粉碎“四人帮”以后，郭龙桂重新创作了一批山歌。他的山歌又及时反映了粉碎“四人帮”后，国家拨乱反正，文艺春天开始繁荣的喜人景象：“可恨人间四妖魔，黑手遮天把权夺，我是农民山歌手，也给戴上黑帮帽。锁我喉咙卡我脖，心间闷着一团火，好多山歌不准唱，扼杀山歌十年多。党中央英明除‘四害，十亿神州笑哈哈，文艺春天回来了，万花争艳壮山河。老汉斩断喉咙锁，年迈耳顺不示弱，重放嗓子高声唱，山歌飞出几重坡。”

　　郭龙桂的诗歌不仅为时为事而作，还有即兴性和口头创作的特点。有一次，郭龙桂的家乡留天村两个后生在山上打眼炸岩石，准备烧石灰。他们一个挥着八磅锤破石，一个叮叮当当打眼，干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老远瞧见郭龙桂来了，他们停下劳动，远远打着招呼：“龙桂哥，你的山歌编得好，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哥儿编一段唱唱开开心？”郭龙桂随即编了首山歌《老王和老金》，并当场唱了起来：“老王和老金，山岩上安家庭，每天太阳东山起，岩下就像音乐厅。当当当，叮叮叮，山山响起乐器声，近听好像是大合奏，远听好似弹钢琴。爬山赛飞虎，双脚蹬青云，一个打眼不起腰，一个破石如雷鸣。凿得岩石飞，响声震天庭。‘雷公闻声来助威，‘山神吓得忙逃命。老王和老金，与山岩最相亲，烧成石灰千万担，田里增产千万斤。”

　　洋洋150余字，一气呵成，一韵到底，音乐性、节奏感把握得恰到好处。结尾的“田里增产千万斤”粗看似乎与取石烧灰之间并无关联，好像是为了押韵凑句。但是，熟悉五六十年代农村生活的人都知道，在农药化肥盛行之前，农民种田，除虫靠石灰，改良土壤，也会用到石灰，石灰与增产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这首诗充分证明了郭龙桂的诗歌天赋。即兴口占，是对文学功底的挑战。古有七步成诗的佳话，而郭龙桂在山歌创作上即兴成章，脱口而出，也算诗歌奇才，“山歌王”的称谓，他当之无愧。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在郭龙桂的那个时代，他的山歌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当然，也有其时代局限性。一是诗歌成了说教工具，难以超越时代，产生永久效应。二是形式单一，风格单调，句式多为七言句，少有变化，既非律体、古风，也与新诗的自由性与现代性有区别，只能列入民歌体范畴。三是作品突出集体情感，内容较为泛化，触及个体内心世界的较少。他的一些写爱情、写田园景色的山歌，当时并不引人注意，现在却显得饶有趣味。郭龙桂作词、思晖等谱曲的《青蛙的歌》，歌词形象生动，用第一人称以青蛙的口吻进行比拟、描写，引人进入童话般的田园诗境界，词曲轻快活泼，流传至今，也是郭龙桂传之后世的经典作品之一。

　　（责任编辑：吕文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