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良成

　　邹伯贤，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名字，或许在射阳县的人物谱上并不耀眼夺目，然而，就是这位默默无闻的新中国第一任乒乓球协会秘书长，在1971年的中国“乒乓外交”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不可或缺的支点。

　　邹伯贤，1927年出生于海门县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因生活所迫，9岁那年，随父母逃荒北上，后在盐东县大码头（今射阳县特庸镇）落户，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可小小年纪的邹伯贤对读书有着深深的向往，学堂像磁石般吸引着他，放牛时，他常常在学堂的窗下一站就是半天。对读书的渴求，学堂的诱惑，折磨着他。16岁那年，小伯贤实在经受不住这种折磨，终于向母亲开口要去读书。虽然家境一贫如洗，慈祥的母亲还是满足了他的愿望。可小学仅读了两年，正赶上1946年涟水战役，已是基干民兵的邹伯贤不得不放下书本，扛起枪上了前线。战斗结束后，组织派他直接进入盐东中学（射阳中学前身）学习，邹伯贤才又继续圆了读书梦。1947年南洋战争爆发，邹伯贤和学生组成了火线宣传队，边学习边宣传，荣立乙等功。当年，他从盐东中学提前毕业，弃笔从戎，南征北战，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在战争的烈火硝烟中，邹伯贤从放牛娃成长为苏南军区后勤部政治干事。

　　全国解放后，部队挑选年轻干部进军校深造，邹伯贤被选入第三海校学习，一年后任舰艇艇长，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海军军官。1953年，邹伯贤又被选派到苏联海军高级军官学校学习，1957年学成归国，任东海舰队指挥舰舰长。长年的海上生活，使邹伯贤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1959年不得不离开心爱的军舰，任总参军训部军兵种局副局长;1969年，任国家体育总会副秘书长。而正是这样的身份，邹伯贤参与了中国外交史上逆转中美关系的大事件——“乒乓外交”，并且成了“小球”转动“大球”的一个支点。

　　周恩来现场任命：“乒协秘书长邹伯贤”

　　1971年，冷战20多年的中美关系坚冰厚重。这年的3月底4月初，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1971年1月25日，日本乒协会长后滕甲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副局长村冈久平、日本乒协常务理事森武及后滕甲二的秘书小田悠祐一行4人来华，邀请中国乒乓球队参加由日本主办的第31届世乒赛。后滕甲二说：“没有中国队参赛，就称不上世乒赛。”作为主办国登门邀请，中国队是否参加，国家体委决定不了。与外交部亚洲司协商，也无人表态。面对这一棘手难题，邹伯贤当晚面见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请示处理办法。韩念龙也不能拍板，对邹伯贤说：“明天下午我到周总理处开会，请示总理后再作答复。”

　　1月26日上午11时许，邹伯贤突然接到周恩来秘书钱嘉栋电话，要他下午2时到总理办公室。当邹伯贤准时到达总理办公室时，周恩来已在办公室就座。在座的还有相关部门的领导。邹伯贤怯怯地在门旁的凳子上坐下。

　　周恩来问：“谁负责体委的外事工作？”

　　韩念龙立即回答：“邹伯贤同志。”

　　邹伯贤霍地起身立正。

　　周恩来和蔼地招招手：“伯贤同志，坐到我这里来。”

　　服务员随即搬来一张椅子放在总理身边。正在邹伯贤犹豫时，韩念龙向他做了一个手势，让他靠近总理坐下。

　　周恩来没有先提工作，反而询问邹伯贤家乡及家庭情况，邹伯贤一一做了回答。当听到邹伯贤是苏北射阳人时，总理微笑着说：“我们是老乡！”邹伯贤也消除了紧张情绪，现场气氛变得轻松愉快起来。直到这时，周恩来才问及日方邀请我乒乓球队参赛一事，并征求邹伯贤的看法。邹伯贤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不参加世锦赛，总理听后摇头否决了;第二套方案是挑选优秀运动员参赛，总理听后点头同意，说道：“可以，把‘优秀二字去掉。这次就由你去会谈，会谈后给我来个电话。谈得好，今晚我接见他们。”

　　此时，下榻在北京饭店等待会谈的后滕甲二一行，正焦躁不安，坐卧不宁，不知中方是否接受邀请。下午3时整，正当后滕准备起身到服务台打电话询问时，邹伯贤一脚跨进了门。在北京饭店的一间会议室，双方进行会谈，根据总理的指示精神，邹伯贤有礼有节，提出参赛的一些想法，得到了日方的响应和赞许。会谈简短而顺利，出乎事先的想象。

　　会谈结束后，邹伯贤立即用电话将会谈情况向总理作了报告。总理当即表示，晚上8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后滕甲二一行。

　　晚上，人民大会堂会客厅内灯火通明，邹伯贤陪同日本客人早早在大会堂等候。8时整，周恩来总理、郭沫若副委员长健步走进会客厅，和日本客人一一握手问候。

　　后滕甲二激动地说：“我们小小的乒乓球群众组织，有劳周总理和郭副委員长的接见，真是万分荣幸！”

　　接见后，新华社记者写了一篇报道，请周恩来审阅。周恩来看后对记者说：“怎么没有邹伯贤的名字啊？”站在一旁的邹伯贤赶忙接过话茬：“总理，我们工作人员就不必见报了。”周恩来拿起笔，在稿件的空白处批注：“加上乒协秘书长邹伯贤。”随后补充说：“外国人很相信秘书长这个头衔的。”周恩来现场任命邹伯贤为“中国乒协秘书长”，从此中国有了乒乓球协会的群众团体。

　　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日乒协《会谈纪要》，向世界宣布：中国将派乒乓球代表队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乒乓外交”的大幕徐徐拉开。

　　毛泽东欣然同意：“邀请美国队也来访华”

　　中国参加世乒赛，让世界感到惊喜。3月20日，国际乒联主席艾文斯先生前往名古屋，专程取道北京。3月23日，周恩来、郭沫若在人民大会堂与艾文斯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郭沫若还向艾文斯先生赠送了一幅自己的书法作品。

　　之后，国家体委与外交部形成共识，拟在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结束后，邀请部分国家的乒乓球代表队来我国访问。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特别提出了请不请美国队的问题。体委和外交部的意见是：美国封锁我国20多年，一直支持台湾，目前还在侵略越南、柬埔寨，邀请美国队的时机尚不成熟。周恩来阅后批示：拟同意，呈主席审阅。

　　中国乒乓球代表队如期参加了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然而，难题又接踵而至。当中方邀请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尼日利亚、哥伦比亚等代表队访华时，美国副领队直接找到中国乒乓球代表队秘书长宋中，打听请不请美国代表队。宋中只好以语言搪塞，连忙打电话给在国内的邹伯贤，请示该如何处理。

　　邹伯贤赶紧向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主席听了汇报后，立即作出指示：美国队要求来访，正是一个极好的时机，邀请美国队也来访华。

　　4月7日，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闭幕式正在进行。邹伯贤接到钱嘉栋的电话，传达了毛主席关于速请美国队来访的指示。邹伯贤也即刻电告宋中。

　　而当宋中火急火燎赶到赛场时，闭幕式已经结束，美国队早就离开了赛场。宋中万般无奈，只得带着翻译坐上小车，在名古屋满大街地寻找。也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宋中在浩瀚的人流中，居然找到美国副领队，并向他们发出了邀请。美国副领队一听，表示要和队员们商量后才能答复。不到一小时，这位副领队就赶到了中国代表队的驻地，表示全体队员都高兴地接受中国乒协的邀请。后来听说，美国队访华得到了尼克松总统的表态。

　　4月8日，接受邀请的6支代表队先后抵京。当天下午，邹伯贤脱下军装换上了借来的毛料中山服，准备去机场迎接客人，突然接到钱嘉栋的电话，要他火速赶到总理办公室。邹伯贤没有多想，立即驱车前往。当他气喘吁吁地站到总理面前时，总理望着他的衣服问道：“这是新做的衣服吧？”邹伯贤低声如实答道：“借的，接待后还给人家。”总理笑了：“别紧张。小邹啊，接待美国队意义重大，是给中美两国关系开了一扇门，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从总理办公室出来，邹伯贤顿感身上责任千钧，乒乓球的背后还有重大的国际关系战略。

　　邹伯贤乘车到达机场时，离飞机降落仅有不到十分钟。参加接待的吴晓达紧张地告诉他：“接待美国队的大厅里有条毛主席语录，‘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恐怕不合适。”而要更换民航接待室必须要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批准，再请示总理已经来不及了。邹伯贤当机立断，和尼日利亚队合用一个接待室。不一会客人们就进入了接待室。记者们也蜂拥而至，谁知他们都采访美国队，却冷落了尼日利亚队。

　　安排好客人在新侨饭店住下，邹伯贤又接到了钱嘉栋的电话，说总理有事要和他面谈。邹伯贤赶到人民大会堂时，总理严肃地批评道：“要你接待好，怎么当晚就出了问题呢！在机场对美国队太热，对尼日利亚队太冷。”邹伯贤向总理解释了两队合用接待室的原因。总理语气缓和地说：“下次要注意。”

　　乒乓球打破坚冰：欢迎美国总统来华访问

　　4月9日，邹伯贤与美国代表队队长施蒂霍文进行了洽谈，并安排客人参观长城、颐和园、故宫博物院等。施蒂霍文对中方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表示由衷感谢，并诚挚邀请中国乒乓球协会组团访问美国。邹伯贤代表中方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一起陪同接待美国客人的王海蓉将整理好的材料很快送到了毛泽东手中。主席看后很高兴，并在材料上写道：“邹伯贤何许人也。”工作人员便将邹伯贤的简历整理后呈送给了毛主席。

　　4月13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會堂东大厅亲切接见了正在中国访问的六国乒乓球代表队，轮流与各国领队交谈。在与美国领队施蒂霍文交谈时，周恩来高兴地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美国乒乓球代表队访华，在世界引起了轰动。中央决定趁机表示愿意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甚至美国总统来北京会晤。当年7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次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的冰层开始融解。

　　“小球”转动“大球”，中美关系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1979年，中美建立了外交关系。

　　邹伯贤离休后定居北京，晚年生活充实而平和，任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副会长、总参北极寺书画协会副秘书长。他不但静心写回忆录，还醉心钻研书画艺术，先后就读于北京神州书画学校、总参老年大学，并成为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多次参加全国、全军、总参书画展，屡获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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