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人

　　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时，我正在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的兴隆中学高中一年级读书。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 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的社论。社论开门见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6月13日发出通知，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这个决定，是彻底搞好教育界的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我国的教育制度的重要措施。”接下来全国的大中小学校就陆续“停课闹革命”了。因为我当时是在高中一年级读书，两年后才能参加高考，所以对高考“推迟半年”的消息也没在意。可是直到1968年10月，20岁的我高中毕业后高考也没有恢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被蛮横地拒绝在所有高等学府的大门之外，和我同样命运的年轻人，只能欲哭无泪又无可奈何地离开学习生活了几年的高中校园，各奔他乡，由有可能考上大学，在大都市施展才华的时代骄子，一夜之间变成了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和回乡农民。

　　我回到家乡参加生产劳动一个多月后，由于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的后代，就被抽调到我家所在的富源公社（公社机关所在地也在兴隆镇镇内，管辖镇四周十几个农村生产大队）的“清查办公室”搞“清查”。可好景不长，“清查”不到20天，我却被“清查”出了“清查办公室”。记得那天我在公社院内与下乡检查的县革委会主任相遇后，因他知道我是“炮轰派”（我在学校参加的一派组织是“炮轰观点”，另一派是“捍联总观点”。这个县革委会主任到学校“解决”两派问题时我曾与几个同学和他“辩论”过），于是就对公社革委会主任说了句“‘炮轰派怎么能搞‘清查”，同时下令把我“打发回”生产队去劳动。我回到家中后，我的父亲当时担任富源公社森林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和革委会主任，他问明原委后，安慰我说：“回来就回来吧。现在都打完场了，粪也刨完了，生产队已经没活干了，社员们都开始‘猫冬了。你就在家看看书，学习学习，说不定以后什么时候就又让考大学了。”就这样，我闭门不出，逍遥自在地用看书和写诗文消磨时光，并希望高考能早点恢复，好去圆我的大学梦。

　　回家五天后的傍晚，我发现回到家里的父亲一脸怒气，母亲给他端来的饭菜一口也没吃，而是坐在炕沿上一个劲儿地抽着“喇叭筒”，我问道：“爸，您咋气成这样？出啥事了？”父亲说：“今个头晌屯东头的大柱子闲着没事，领着几个‘臭小子去镇上闲逛，结果在饭店喝酒时同邻桌的几个人干了起来，让派出所给抓去了。派出所所长把电话打到生产大队，我好话说尽，所长才答应放了大柱子。这不我刚从镇里派出所把大柱子领回来。我要是不看在大柱子是你的初中同学，前天还来看你这个老同学的的情分上，我才不这大冷天的来回走了二十多里去把他领回来，就让他在拘留所蹲个十天八天的，接受接受教训，看他今后还敢不敢再瞎闹事。你说，这都快要过年了，生产队没活干，岁数大的凑到一块看看小牌啥的还有个营生，可这帮没正事干的‘臭小子总到处惹事，你说我能不生气吗？要是能把这帮‘臭小子聚到一块，干点正事，不给咱生产大队‘惹麻烦，我也就不操心了。可这‘猫冬的时候，有啥正事可干呢？”听父亲这么一说，我想了想后说：“爸，我在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时，两个对立派都组建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以下简称“宣传队”），利用演唱宣传自己一派的观点。您看这样行不行，我组建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把您说的那帮‘臭小子组织到一块，让他们又唱又演，有事干了，他们就不会再去给您惹是生非了！”父亲说：“我只知道你小子在学校学习不错，篮球、乒乓球打得也好，可从没听说你还会唱歌和演剧呀！”我说：“我是唱不好歌也没上台演过剧，可我会写小说和诗歌，要是写个‘三句半‘小合唱和‘快板书之类的小节目那是手到擒来的。至于排练，我可以找公社中学教音乐的张老师，他是我的初中同学，因为现在正放寒假，他在家呆着，肯定会帮我的。”

　　得到父亲的同意和支持后，我马上写了四份“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告示，分别贴在生产大队和三个生产队的队部的门旁。三天后，登记在册参加“宣传队”的“臭小子”包括大柱子在内已有30多个（还有10多个“小姑娘”）。在这三天里我已创作出十多個小节目，公社中学的张老师也随时等我通知来担任“导演”，我又把屯子里会拉胡琴敲小鼓打竹板吹喇叭的“老一辈”请来组成了“乐队”，所以第四天就在已放寒假的公社中学的教室里开始排练了。因为参加宣传队的40多个男女青年不可能都上台演出，所以首先进行的是“选拔赛”，就是让每一个报名参加宣传队的人都上台“试演”一番，从中选出20人当“演员”，由张老师给他们分配角色去排练。又因为我组建宣传队的宗旨是为了不给生产大队惹麻烦，使没事干的小青年们不惹是生非，所以我就把那20多个没当上演员的小青年分配到宣传队的后勤组、剧务组、宣传组，委以任务，并规定在宣传队排练和演出期间，都必须在场，否则就只能退出宣传队。由于好奇心，加上年轻人在一起热闹、欢快，这些参加了宣传队却“上不了台”的队员都不离不弃，忙碌中都兴高采烈。又过了五天，经过彩排后，当我和张老师认为有9个节目可以公开演出并能得到掌声后，我就向父亲做了“汇报”，要求次日下午在生产大队队部门前的广场上为全屯子社员进行演出。

　　演出的当天上午，我父亲“下令”把生产大队仅有的三台拖拉机都开到生产大队队部门前一字排开，用车厢当舞台，然后又派人到镇上的粮库借来两块大苫布支搭在舞台上，还去公社中学借来了扩音机等设备。一切准备就绪后，到了下午开始正式演出时，面对着自己的家人和乡亲，登台演出的演员虽然都是“破天荒”，但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博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由于9个节目演出的时间不长，最后面对不愿离去的观众，我只好硬着头皮登台把我写的两首小诗朗诵了一遍，然后解释说宣传队刚成立，还没来得及排更多的节目，下一次演出一定会增加很多节目。首次演出获得好评后，接下来我边创作节目边让张老师组织排练，在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为急等着看戏的全屯子的父老乡亲演出了两场，而且还在正月初五那天应临近的永和生产大队的邀请（我四姑住在那个屯子，初一那天来我家看了演出回去后告诉他们屯子生产大队革委会主任），去那演出了一场。接下来我们已经“名声在外”了，在1969年的正月里，陆续接到好几个生产大队的电话，邀请我们去他们那演出。就这样，每次去别的生产大队演出时，我和40多个队员都是坐着三辆胶轮大马车有说有笑地出发和归来。

　　转眼到了备耕时节，我对宣传队的队员们说：“现在生产队有活干了，咱们都回生产队干活去吧。宣传队不算解散，等到今年冬天咱们再接着‘宣传。咱们回生产队干活都得好好干，我要是听说谁在生产队不好好干活而是调皮捣蛋，今年冬天就不吸收谁参加宣传队。”

　　尽管我对宣传队的队员有了上述交代，可我到我家所在的第二生产队参加劳动后不久，却发现一些参加过宣传队的小青年总同生产队长对着干，干活时不是晚来早走就是消极怠工，可是若与他们说起打篮球来，个个笑逐颜开。因为我在中学读书时一直是班级篮球队的中锋，所以就产生了组建一支“生产队篮球队”的想法。可是我知道全屯子除了公社中学有一付完好的篮球架子外，生产大队院子里的那两个篮球架子一个早没了篮筐，一个早散架子趴在地上了。学校的篮球场外人是不能随便去打球的，因为那样会影响学生上课。于是，我就对当生产队长的本家二大爷说：“二大爷，您去找我爸，让他把大队院里的篮球架子给修好了，生产队再给我买个篮球，我组建个篮球队，保证能让那帮小青年在您面前变成‘小绵羊，您让他们干啥他们就干啥，让他们咋干他们就得咋干。”二大爷说：“我就不信一个篮球能有这么大的能耐？”二大爷虽然这么说，但他平常最喜欢我这个“识文断字”的大侄子，于是就找到我父亲，说了他的难处和我提出的想法。父亲一听是我的主意，就说：“这小子咋不亲口同我说，是不是怕别人说他爱打篮球才让我修篮球架子呀！行行行！这篮球架子我马上派人修。你也看到了，去年冬天他组建了一支宣传队后，使那帮臭小子有了事干，就再也没给我和咱生产大队惹麻烦。这回他要是能组建个篮球队，你就省心了！”

　　就这样，等父亲派人把篮球架子修好后，二大爷就自己掏钱给我买了一个篮球。当我拿着篮球把生产队那帮臭小子召集到一块后，可把他们乐坏了。我对他们说：“咱们从小就都是好哥们儿，我虽然比你们多念了几年书，但下地干活却比你们差多了，干活时你们可得多帮着我点。我也爱打篮球。生产大队院子里的篮球架子已经修好了，我二大爷还给咱们买了一个篮球，咱们现在就组建一支篮球队，好好练一阵子后，争取把十里八村的那些篮球队都给打趴下。可我得把丑话说在前面，往后谁要是再和我二大爷对着干，谁要是再不听我二大爷的调遣，谁就别参加咱们这篮球队，今年冬天也别想参加宣传队。我二大爷都那么大岁数了，还自己花钱给咱们买篮球，咱们可不能辜负了他的一片苦心呵！”

　　我组建了篮球队后，为了能打篮球，那帮小青年个个都像变了个人似的，早晨再也不睡懒觉了，还没等敲钟，就都到生产队来等着二大爷给派活了；铲地时再也不铲苗了。我二大爷见小青年们都让干啥活就干啥活，让咋干就咋干，可乐坏了，更加积极地给我们打篮球创造条件，例如铲地时，下午等到歇“二气儿”时，他就对我们说；“你们就不用歇气儿了，铲到地头就回屯子打篮球去吧。”有时头晌收工时，就对我们说：“晌午你们愿意打篮球就打，打到什么时候都行，下晌你们只要把屯头的那两个粪坑填平了，就给你們人人记半天的工分。”俗话说熟能生巧。由于打篮球的时间多了，我们这支篮球队的球技提高得很快。为了以赛代练，除了在队内进行分组对抗赛外，我还隔三差五就领着那帮小青年骑着自行车到邻近的屯子去打比赛，有时也邀请别的屯子的篮球队来打比赛，而且比赛时都让队员轮流上场，谁也不一直坐“冷板凳”。每当在我们屯子比赛时，二大爷就拎来一铁桶凉水，拿来十来个二大碗，然后满脸带笑地叼着小烟袋坐在场边观战。

　　我们屯子另外两个生产队的生产队长，听说我所在的生产队因为组建了篮球队，小青年都听生产队长的“摆弄”了，就“不谋而合”地前来找我，请求我帮他们组建篮球队。这当然是我求之不得的了，于是我就把我组建的篮球队扩展为“生产大队篮球队”，分为第一、二、三个分队，并对另外两个生产队的篮球队员强调说：“谁要是今后不听生产队长的调遣再调皮捣蛋，或者是干铲苗不铲草伤天害理的事，我马上就让谁离开篮球队。”就这样，在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之余，我不间断地组织全屯子三个生产队的小青年打篮球。因为这些爱打篮球的小青年生怕在干活时调皮捣蛋被我知道了而开除篮球队，所以都是生产队长让咋干就咋干，让干啥就干啥。在这样“喜人的形势下”，三位乐坏了的生产队长由我二大爷牵头，非要请我到镇上的饭店喝一顿酒不可。因为三个生产队长都是我的长辈，为了让他们高兴，我在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在一个不能干活的下雨天请母亲在家里炒了八个菜，把我二大爷和另外两位生产队长以及生产大队篮球队队长大柱子和三个篮球分队长请到我家，在我父亲的主持下，酣畅淋漓地喝了一顿酒。就在这年9月，由我组建的这支生产大队篮球队在代表我们生产大队参加富源公社举办的篮球比赛时，竟以不败的战绩夺取了冠军。接着在和兴隆镇公社篮球代表队进行的友谊赛时，虽然以三分之差“败北”，但一个生产大队的篮球队能与一个公社的篮球代表队“打”成这样，队员们也都很高兴。得了冠军后不久，当公社中学找我去当“代课教师”时，我对父亲说：“爸，您老打从小供我念书后，就希望我能考上大学，这我是知道的，因为您和我妈一直省吃俭用供我上学的过程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我之所以去公社中学当‘代课教师，是因为我高中的课程只学了一年，是想在当老师后利用业余时间好好自学一下高二高三的课程，说不定哪年又让高考了，我好能顺利地考上大学。至于我去当老师了，屯子里的那帮臭小子咋管？您老放心，我都安排好了，今后的宣传队和篮球队都让大柱子当头……”还没等我说完，父亲就说：“你去当老师我是一百个同意的。当了老师还可以复习功课，为考大学做准备，我是多么希望有朝一日你能考上大学呀！至于生产大队今后的事，就不用你惦记了，我这个老党员会‘抓革命促生产的。”

　　后来，由于多种原因，我既没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也没参加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高考，而是当了一辈子中学教师。我之所以写这篇回忆文章，是因为在日前听说老家的大柱子（和我同岁，即70岁）心脏病突发离世后，前去奔丧，在大柱子的儿子举办的“白宴”上与几个当年的宣传队和篮球队队员在谈论起当年的往事后，才决定把那段经历变成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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