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段熙仲（1897—1987）和徐复（1912—2006）两位先生是笔者十分钦敬的老辈学者，学人咸尊二老为古代文学专家和古代汉语专家，但少有人提及二老的学术渊源。苏州女词人沈祖棻（1909—1977）先后入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学习，在江苏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学院执教，后去武汉大学工作，晚年忆及江南师友故旧，乃作《岁暮忆人》四十二首，渠所念念不忘者有唐圭璋、柳定生、吴白匋、徐复、孙望、吴奔星、吴调公、张拱贵等师友，在小序中叹息“慨交亲之零落，感时序之迁流”，极盼再能与故旧相聚，“千里非遥，执手方期于來日”，篇篇洋溢着浓郁的思念之情（诗作见《沈祖棻诗词集》，程千帆先生曾题赠一部，不录）。徐老收到沈诗，出示给段老，沈作为七绝，开篇即云：“久侍蕲春治典坟，旋从菿汉亦精勤。”段老读之也引发友朋之情，亦为七律一首赠徐老，前四句回味同时下放句容农场之艰辛，以及相互交流读书心得时徐老为之笔录的往事，后四句则分述一己与徐老治学之途径，也回应了沈作。诗云：

　　雅故君通今古谊，

　　微言我望孔刘尘。

　　相期不负平生愿，

　　攻错尊闻乐道真。

　　甲寅闰四月一日熙仲于金陵

　　（诗见南京师大编《文教资料》1987年6期）

　　“甲寅”为1974年，而沈诗作于“癸丑”，为1973年，其时尚在“文革”运动中。两诗均述及徐老“治学”及师从古文经学大家章、黄而段老则承袭今文经学大家孔、刘。在“微言”一句中，段老还特地加注于“孔、刘”之后，所指为巽轩、申受；句末又注明“君出余杭蕲春之门，为古学；余治巽轩、申受今文之学，相从赏奇析义，不似近儒龂龂于门户之见”。所谓今文、古文，简单地说，汉代以通行的隶书为今文，以先秦所用之篆书为古文。以今文写成的经籍称今文经，学说称为今文经学，研究者称今文经学家；以古文写成的经籍称古文经，学说称古文经学，研究者称古文经学家。今文经学特点是讲求微言大义，利用经书文字发挥研究者的思想见解。古文经学以六经皆史，重在文字训诂、名物考证。二老治学途径有别，但能相互尊重，彼此交流，并无门户之见。所云孔，乃指清乾隆进士孔广森（1752—1786），字众仲、约，号巽轩，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八代孙，袭衍圣公。为学师承戴震、姚鼐，博治诸经，尤精于《春秋公羊传》，其学以郑玄为宗，又擅长音训文字之学，著有《春秋公羊通义》《大戴礼记补注》《仪郑堂文集》等。所云刘，指清代常州人刘逢禄（1774—1829），字申受，力倡今文经学，精研《春秋公羊传》，著作极丰，有《公羊何氏释例》《尚书今古文集解》《刘礼部集》等，是常州学派的奠基人。今文经学盛行于西汉，立为官学；东汉以后，古文经学逐渐兴盛，而今文经学逐渐没落，但清末常州学派形成，今文经学再次复兴，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辈还借助今文经学《公羊》，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段老沿着今文经学的研究途径治经。

　　徐老则得章、黄之传。章指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人，名炳麟，字枚叔，近代著名的经学家，曾师从俞樾、黄以周，早年曾参加同盟会，晚年则治经、讲学。一生研治语言学，人称朴学大师，著作极丰，有《古文尚书拾遗》《太史公古文尚书说》《说文部首均语》《菿汉昌言》《訄书》等，后人辑有《章太炎文钞》。黄，指黄侃（1886—1935），湖北蕲春人，字季刚，号量守居士，师从章太炎、刘师培，擅长音韵训诂之学，专治小学、经学，而以古音研究最有成绩，著有《说文略说》《音略》《黄季刚文钞》《黄季刚先生遗书》等，曾先后在北京大学、东南大学、金陵大学等学校任教。徐老在金陵大学读书时曾师从黄侃，专攻小学，后赴苏州，参加章太炎先生创办之国学讲习会深造，并协助工作。

　　二老分别研治今古文经学，都取得瞩目成绩。但建国后，根据建设需要，对高等学校，包括课程设置都有一番调整。经教育部研究，以“中国古代文学”替代“经学”（又称“国学”），而中国古代文学的具体课程为中国文学史、古代散文选、古代韵文选三门，“往年专书选读，有诗、易、三传、论、孟、老、荀等”皆停止开设，从此“国学转入文学矣”（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从此，从上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30年间并无教师讲授“经学”（国学），学生自然于此茫然无知。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方始有学人重新提出“经学”问题，乃渐受重视。在“经学”停止开设年代，段老的著作如《春秋公羊学讲疏》《水经注疏》《礼经十论》等等，徐老的著作如《秦会要订补》《后读书杂志》《〈訄书〉评注》等等被视为古代文学、古代汉语的成果，也就可以理解。而沈祖棻作于“癸丑”、段熙仲作于“甲寅”的诗篇分别为1973年和1974年，正是“文革”期间，自然也鲜有人知，所云段、徐二老的学术渊源也就不为人所提及。

　　二

　　笔者于1969年底调入南师，方与段、徐二老相识，在“劳动”“运动”中逐渐熟悉起来。70年代初，业务工作稍有恢复，便在工作中常有交流，得到二老的鼓励、支持，教益多多。特别是在1977年内发表的两篇文章得到段、徐二老的好评。给段老印象深的文章是《略论吴敬梓的“治经”问题》。此文之作乃针对当时流行的《儒林外史》反儒说。安徽人民出版社1977年1月出版的《儒林群丑的讽刺画卷——评吴敬梓〈儒林外史〉》中说《儒林外史》“是一部具有鲜明的反儒倾向的政治历史小说”，读读它“可以帮助我们加深理解普及、深入、持久的开展批林批孔”，“吸取阶级斗争的经验，把历史的斗争和现实的斗争结合起来”。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的《儒林外史》，在“前言”中说这部小说“具有鲜明的反儒倾向”，“对我们今天反修防修、彻底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并肃清其流毒的现实斗争，是有借鉴作用的”。

　　吴敬梓果真如此认识么？笔者乃在文中申述一己的不同见解。文章从《汉书·儒林传》论“经”说起，到今古文之争、理学与心学乃至清初顾、黄、王的见解；然后再寻求与吴敬梓友朋如沈大成、金兆燕、王又曾、程廷祚、程晋芳、江宾谷等人论说，以比照当时可以见及的吴敬梓说“诗”、说“书”的言论，进行分析探讨，认为吴敬梓说“诗”，“既采汉，也不废宋，在汉学中，主治古文学毛诗，但郑笺已间采今文，吴敬梓也不摒弃”，“无论吴敬梓主治毛郑、兼采三家，还是调和汉宋，但总归结为‘醇正，也就是说在基本观点上并没有违背传统的‘圣贤之道”，“在论《诗》时有些不同于朱熹的地方，并不等于具有反对理学的进步意义”。同时，也详细地研讨了吴敬梓对《书》的见解，认为也不具有反儒倾向。

　　此文刊于1977年4期《南京师院学报》，距“四人帮”粉碎不久，在校园中段老见到我，便抓住我的手说：“你这个年龄的人怎么会写出这种文章，多年来未见有人谈‘经了。我想了很久，你是浙大毕业的，任铭善的学生。”任先生“治经”很有成绩，马叙伦曾誉之为“江南经学第一”。我乃告诉段老，“我在1950年入浙大时，任先生已不开‘经学课程了。但课余闲谈时，也向我介绍过皮锡瑞的《经学历史》、马宗霍的《中国经学史》，建议我们也抽时间看看。这篇文章是自己胡诌的”。段老听后不断称赞。的确，此文发表后也有一些反响，如河南任访秋先生于1978年3月2日的来信说：“关于吴敬梓‘治经问题，我过去没有考虑，大作读后，觉用力勤劬，颇多发明，个人深受启发。”1999年《诗说》在上海圖书馆被复旦大学周兴陆发现，后在其专著《吴敬梓〈诗说〉研究》自序中还提及拙作说“陈美林先生鸿文《略论吴敬梓的“治经”问题》中曾就当时所能见到的材料给予详细的考述”，表现了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

　　给徐老留下深刻印象的文章《吴敬梓身世三考》，发表在1977年第3期《南京师院学报》。此文投给《学报》，5月末通知我决定即发，让我再核对引文，我正坐在资料室中查对，徐老也在，过来看到“三考”两字，便感兴趣地问我，“你‘考什么问题啊？”我乃告知，胡适在《移家赋》中见到吴敬梓说父亲做过赣榆县教谕，便在全椒县志中查到赣榆县教谕名吴霖起，于是便断言吴霖起是吴敬梓之父。后来者皆继承胡说。但记载中有关吴敬梓父死年月有不同记载，一个父亲怎么死两次？进而又影响对吴敬梓进学年岁的判定。胡适只查到民国九年的《全椒志》，而笔者见到康熙《全椒志》以及其他文献，如《金陵诗征》《金陵通传》及程廷祚《青溪文集》等文献，判定吴霖起是吴敬梓的嗣父，另有生父吴雯延；同时因嗣子、亲子的双重身份，在宗法制度的封建家庭中，继承遗产问题极易产生矛盾，吴氏家族的“君子之泽，斩于五世，兄弟参商，宗族诟谇”的局面正是由于财产分配矛盾造成的，由此胡适断定吴敬梓家财“是他在秦淮河上嫖掉了的”，就未免失之根据。“三考”一文乃由此而作。徐老听我一说，兴趣更大，说要将此文借回去好好看看。我便将《三考》一文交给他，同时请他尽快掷还，因为《学报》等着发稿。次日，徐老就将文稿交还，微笑着对我说：“你这是‘治经，以古文经的训诂之法考定吴敬梓家世，再以今文经的精神去分析《儒林外史》的微言大义。”又说：“这是玩笑话，文章是写的好的。”程千帆先生后来读到，便说是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好文章。上海陈汝衡先生于1977年8月4日来信说：“大作《吴敬梓身世三考》一文，繁征博引，足令读者心悦诚服，功在艺林，不佞近在边抄边校《吴传》，获此殊感喜出望外。”他又通过我系资料室负责人赵国璋先生转告，希望我能经常提供考证文字。该年8月1日又收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后又分立上海古籍出版社）寄来的“沪版77古字252号”约稿信，约我撰写《吴敬梓研究》（于1984年8月见书）。我乃将此讯息告诉段、徐二老，他们都为我高兴。

　　三

　　段、徐二老读过两篇拙作后，对笔者颇有好印象，特别是1978年初，香港《大公报》副总陈凡先生来内地约稿，从北京南下宁、沪、杭，在南京拜访了唐老、段老还有吴调公先生。他并请段、吴两位先生转告在下，因安排紧凑，不能亲来专访，约请我为该报《艺林》副刊写稿。于是，不佞便在80年代初，先后写了几篇考证小文，段老一一读过。后来，段老于1979年招收了6名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生，1982年5月进行答辩，请了北京曹道衡先生来主持，也聘请在下为委员，负责两位研究生的论文审查并参加全体研究生的答辩。起初，我以主攻元明清文学，对汉魏六朝文学不熟悉为辞不敢接受，段老立即说出：“你在《群众论丛》（即《江海学刊》）1981年第5期上发表的《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对吴敬梓的影响》，我读过，完全可以胜任，不要推辞。”由此知道，段老对笔者发表的文字还是注意的。段老过世后，他的一位研究生前来报考在下的博士生，1994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去一所学校任教，很快就晋升教授，如今也退休几年了。渠之所以来报考在下博士生，自然与段老生前对笔者的首肯有关。

　　段老仙逝后，徐老仍健在，不时相遇。如此，有问题，笔者也不再拘束，直接向徐老求教，如吴敬梓《移家赋》中有云：“羡延陵之子，擅海内之文章。吾父于是仰而思，坐以待，网罗于千古，纵横于百代”，其中“”字，一般字书未见，有人释为“季”字，因吴公子季札又称“延陵季子”，但如释为“季”，赋文释义不通。思索良久，乃向蒋礼鸿先生提出，他也同意拙说不能释为“季”字；又向徐老讨教，隔了几天，徐老告我可在甲骨文、金文中检索一试。我便查了《甲骨文篇》《金文篇》《金石索》，又将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以及《江苏金石志》《铁桥金石跋》等文献进行比照研究，断定为“君”字，此一考定，得到蒋礼鸿先生以及徐老、诸祖耿（太炎先生弟子）等老辈认可。因之在《吴敬梓身世杂考》文中列出一节“羡延陵之子”，文长不过千余字，却花费大半年的考查才得出此说。

　　徐老不仅在业务上以助人为乐，在其他方面也肯与人方便，如请他为晋升做评议、为新作写序，乃至向他借阅甚至托他向他人转借有关资料，无不尽力为之。笔者就有体会，当年安徽大学孟同志请徐老向我借阅系列论文，包括尚未公开发表的文稿，这让笔者非常为难，但徐老保证负责，乃将文稿由徐老转交。岂知此人不守信用，久久不见归还，徐老乃及时告我：“此人不讲信用，最好赶紧发表。”于是原先只拟收入上海约稿《吴敬梓研究》书中的文章，乃紧急投向《安徽师大学报》《江海学刊》《文献》等刊物，终于在其小册子印出前刊出；而渠之小册子中凡引拙作者均未说明，徐老为此很生气，为对我负责，徐老主动亲笔写了一封“证明书”并加盖名章交我，原文如下：

　　我系陈美林老师精研《儒林外史》，蜚声学坛。其《吴敬梓身世三考》尤脍炙人口。余友安徽大学孟醒仁先生请我向陈君借阅有关文稿（包括尚未公开发表的原稿等）。我对陈君便说，借给他看，由我负责。陈君便将已发表的《吴敬梓身世三考》及尚未发表的《吴敬梓身世杂考》和介绍康熙《全椒志》《所知集》的几篇手稿转给孟先生。孰知孟先生逾期尚未归还。我乃建议陈君赶紧发表。孟先生事后向我询问《所知集》藏于何处，我乃建议去找陈君询问。此一经过属实，特此证明。

　　徐复（名章）

　　1980年8月10日

　　录出徐老此一证明，表明老辈学者虽乐于助人，但是非分明，敢于担当。

　　笔者与徐老交往时，徐老已近七旬，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但渠尊师重道的精神仍令人敬佩。当我谈及60年代初，曾陪同夏承焘老师邀约太炎夫人汤国梨先生同游灵岩、天平，并在汤府读书一周时，徐老便自称“小门人”，尊称汤先生为“太师母”，不忘其师黄侃先生（黄乃太炎先生弟子），不若某些人读了博士，就不提硕导，更不必说及其本科老师。徐老与千帆先生谈及他们的老友孙望主编的著作，在孙先生身后就为自己提拔的学生谋夺主编之名，徐、程二位每提及此事、此君，无不厌恶、鄙视。徐老并乐于为人作序，在序中大都言其所长。当他听到卞孝萱教授谈起，曾被聘为一个博士生主持答辩，事后听说这个博士生曾向导师要求由他自己聘请北方一位“有权”的人来主持，导师因答辩委员会之组成已被上级批准，自然不便更改，此君还向领导告状，领导了解后自然不会同意，由于此君如此一闹，此事便传开，都认为从未听说有答辩人自己聘请答辩委员之事。卞教授事后说起，也十分生气，便告诉了徐老。徐老方明白这个博士何以将其攻博期间写成的论文汇为一书时请其作序的缘故，在序中便有所劝诫。事后徐老又听说其人不仅从此不认导师，对他的一位本科同学（也是另一所高校的教授），因彼此在某一问题上见解不同登门向他请教时，居然将同学赶出门。此事传到徐老那里，徐老连说“要不得，要不得”。但徐老业已退休多年，无可奈何，只是懊悔曾为此君之“文集”写过序。

　　段、徐二老仙去多年，他们继承传统并有所发扬的“治经”研究，取得斐然可观的成就，是一份珍贵的遗产，同时二老的为人亦足称道。总之，道德文章皆可为后学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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