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九凤

　　20世纪90年代初深秋的一天，在北京西郊的红山口，吉普车缓缓驶进了国防大学。在一幢清幽院子里的一株火红的枫树下，站立着一位鹤发童颜的将军，他就是当时刚卸下国防大学党委纪委书记职务、曾经担任过周恩来总理军事秘书的周家鼎中将。

　　我们随着周将军进入客厅，眼前的一切都是那样的淡雅、朴实、庄重。从交谈中，我们感觉到周将军待人是那么谦和而又平易近人；可是在“文革”中，他却因代周恩来受过而“得罪”了江青，被没茬找茬的江青斥之为总理身边看不起她的“大秘书”，而遭放逐。

　　周將军告诉我们，他原来是在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五十二师工作；1950年进军西藏，到了西藏军区；1954年从西藏调至西南军区司令部，任贺龙司令员的参谋；一年后，西南军区撤销，他又随贺龙进京。1956年1月，他奉命调到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任军事秘书，在周恩来身边整整工作了12年。

　　本来总理办公室的秘书分综合组、财经组、外事组、秘书组、行政组、政治组、机要组、工业组、农业组等等。后来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一些单位和个人秘书用得太多，是“让秘书牵着鼻子走”。据笔者上世纪十多年时间在北京中央机关走访，许多老同志都认为毛泽东那次讲话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但是，“打了骡子马也惊”，心领神会的周恩来遂带头逐步精简。到1964年，他身边只剩下六个秘书，就不再分什么组了，改称总理值班室。这时周家鼎仍留在总理身边，直到“文革”风起云涌时才被迫离开。

　　周家鼎离开西花厅也可以说是周恩来为了保护他。因此，当时他离开时还改了名字。

　　“文革”初期，周恩来身边秘书只剩下四五个人，工作特别繁忙。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新贵们为了整倒他们夺权的最大障碍周恩来，动了许多脑筋，想了各种点子。但周恩来一向律己甚严，工作任劳任怨，又一贯谦虚谨慎，身为掌舵人的毛泽东也仰赖他的才干而离不开他。所以，尽管江青一伙绞尽脑汁，也奈何周恩来不得。于是，他们便采取抽丝剥茧的办法，从周恩来身边开刀：周恩来干女儿、革命烈士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被诬为现行反革命遭残酷迫害致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因“得罪”江青被迫自杀；周恩来的胞弟周恩寿被诬为“刘少奇黑线”上的人物被逮捕到北京卫戍区；曾任过周恩来卫士长的成元功被江青无理取闹地骂成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狗”而被迫去了江西中央“五七”干校；还有四届人大周恩来选任的教育部长周荣鑫被迫害致死等等。这些血泪斑斑的事实一再折磨着心力憔悴的周恩来，同时这些血的教训也使周恩来增加了许多保护我们党精英的斗争策略。周家鼎可以算是他保护成功的一例。

　　据周将军在家中对笔者讲述，他那次惹恼江青被迫离开西花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67年到1968年的所谓“夺权”风暴兴起之后，各地相继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而各个省、市或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之前，都先由中央文革主持“三结合”学习班，让该地区已经“站出来”的原领导干部、军管会或所在地驻军代表和该地区的造反派组织代表一起参加座谈，经过会上学习有关文件，讨论当地“文革”形势：是否具备成立革委会的条件，议定革委会成员人选，各方面代表的比例，直到具体名单等等。再经由中央文革办事组整理出一份情况简报，送给中央常委传阅。最后待毛泽东圈阅后，就以中央正式文件下发。这时，全国各大报发表消息和祝贺的社论，让世人知道某个省、市、区革委会的成立。

　　四川省成立革委会的情况简报已经过毛泽东、林彪的签阅被直接送到周恩来手里，未经过秘书们收发登记。周恩来看过以后和另一份文件用曲别针别在一起。他事情太多、太忙、太累，放在文件夹中就忙忘了。直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催办这件事，周恩来秘书们才知道有过这么一份文件。就马上在总理的“文件山”里查找，终于在一份文件后面找到了。周家鼎就立即将简报派人送到“中办”。考虑到这件事事关重大，就由无缘无故的周家鼎承担了积压这份文件7天的责任。

　　“中办”秘书局值班员收到文件后问周家鼎：“这份情况简报毛主席已经圈阅，中央文件已经印好了，因为压了一段时间，还要不要继续传阅一下呢？”周家鼎想了一下说：“这份文件是江青最先批出来的，要不要再传阅，还应该请示中央文革办事组。”

　　由于“中办”秘书局请示后又被继续要求传阅这份简报，这件事就惹怒了当时不可一世的江青。她在再传阅件上批道：“如果总理的秘书和中办秘书局认为可以不传了，那么可以不传。不过政治责任应由总理的秘书和中办秘书局负责。”林彪看了江青的这段文字，也跟着批下很长的一段话，主要意思是要尊重中央文革，尊重江青同志，一定要按中央文革的指示办事等等。其实，周家鼎根本就没说这份文件不用再传阅或继续传阅。可是，在那特殊年代里，周家鼎是无法分辩的。为此，在一次中央碰头会上，以江青一伙为代表的“文革”权威们向周恩来发难，周恩来只好被迫检讨。据周恩来身边一位工作人员对笔者说，江青在中央会议上趾高气扬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啊，你身边的那些大秘书，像周家鼎他们，哪把我江青放在眼里？！”

　　周恩来深知江青是个迫害狂，于是回西花厅后，就语重心长地对周家鼎说：“家鼎啊！你顶不住，我写几句话，由我来负责。”并从保护周家鼎的角度出发，让他去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去“支工”。

　　周家鼎离开西花厅时，周恩来又向他们交代了三条：一、要到最基层去锻炼；二、到单位后不要担任任何领导职务，防止“目标”大了招惹是非；三、把名字改了。周将军回忆说，当时他不理解，联系搞“四清”运动时，下去改名字的人“文革”中轻则批评，重则批判，加之他们长期在总理身边工作，总理允许他们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于是他就直率地提出：“我非得要改名字不可吗？”周恩来没有进一步回答，当时也在场的邓颖超立即插话说：“总理让你改就改么。”随即指着周家鼎说，“你就改名叫‘贾汀（‘家鼎的谐音）好了。”

　　老将军含着热泪继续说，后来他才知道，总理是出于他已“得罪”了江青这一点考虑的。“我去支工后一旦被他们发现，她就会指使造反派去整我。”

　　不过，那次改名后来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在粉碎“四人帮”后，有人借此说，周家鼎是反周恩来的，你看，他当过周恩来的秘书，却不愿意姓周，到“二七”机车车辆厂去支工还把自己改为姓“贾”。当时，组织上因为不了解全部情况，又为此完全停了周家鼎的工作，对他进行认真审查。还是邓颖超后来知道了这件事，才生气地告诉有关方面：“家鼎不反周恩來，是恩来信任的人，名字是恩来让他改的。”因为邓颖超的证明，才又重新分配周家鼎的工作，让他到北京市任市革委会副主任。后来又到国防大学先后任政治部主任、纪委书记等职，并在国防大学离休。

　　当我们问起他在总理身边工作那么多年印象最深的事情时，老将军捋了一下灰白的头发说：“那可就太多了。”接着他就随便举了几例。

　　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之后，我边防军不仅把侵入的印军全部赶出了我国边界线，而且俘虏了包括将军级的印军官兵等许多人，缴获了包括直升飞机在内的许多战利品。这时，总理马上根据中央批准的作战方案，下令立即停火、撤军。然后又命令前线部队把缴获的印军枪炮、车辆全部擦拭干净、登记造册，通知印军打着绿旗前来全部领回。许多人对要印军打绿旗不理解，总理就解释说，如果让印军打白旗来领，就意味着要对方投降；而绿色是和平的象征，这就清楚地告诉印方，也是向全世界宣布：我们中国人民是要和平的，即使我们战胜了，仍愿意和印方和平共处，同时，也使印方有一个体面的下台台阶。后来的实践证明，总理的这一高明之举，震动了全球。有位外国军事评论家当时写道：“在战争史上，还从未见到一个打败入侵者的部队会主动停火、后撤；也从未听说让战败方打着绿旗领回战胜方的战利品，这说明中国是个真正热爱和平的国家。”

　　还有1965年3月8日，河北邢台地区发生6.8级大地震。因为地震发生在清晨，总理刚上床睡觉，周家鼎在总理值班室就接到国家地震总局的电话：邢台发生地震了，因为震级比较高，震中心肯定发生了人员伤亡的灾情。他就立即进入总理卧室向总理作了汇报。刚刚睡着的总理顿时睡意全消，披着衣服边走边穿地进了办公室，然后向周家鼎下达了三条指示：

　　一、立即命令中央军委总参谋部让驻邢台地区附近的解放军部队六十三军一八七师前往地震灾区进行抢险救灾，要越快越好，抢救生命。

　　二、立即通知财政部、民政部、卫生部、总参、总后、国家地震局等部分主要负责人到西花厅开会，讨论救治伤员、救济灾民的事宜。

　　三、通知空军司令部，立即调一架直升飞机，飞到西郊机场，会议结束后，他要亲自飞赴灾区看望和慰问灾民。

　　回忆到这里，老将军眼里已闪现出盈盈泪花。他十分动情地说：“只有人民的好总理，才会有着与人民血肉相连的感情！”

　　在那次访谈中，我们还随便问起有关书刊上说总理喝酒的事。老将军告诉我们说，总理的酒量是比较大的，但从未见到他喝醉过。1958年3月8日那天晚上，他在四川成都是喝多了一点，回到宾馆后，怎么也不能安睡，就让工作人员找来笔墨纸砚，在灯下作诗写字。总理一共写了20多张宣纸，有的是抄录古诗，有的是录写自己的诗作。写完之后，他挑了两张说：“这我留给小超大姐”，余下的全部交给周家鼎，说：“随你怎么处理去吧。”第二天，周家鼎把总理写的字一一分发给总理随行人员，也有几幅给了宾馆服务员。他自己留下的那一张，至今还珍藏在家中。

　　随即，老将军打开橱柜，拿出一张四开大小的宣纸，上边是周恩来亲笔写的“录太白诗”。

　　峨眉山月半轮秋，

　　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

　　思君不见下渝州。

　　录太白诗 周恩来

　　一九五八年三月

　　远处响起了嘹亮的军号声，我们不忍打扰老将军太久，就依依不舍地起身告辞，将军一直送我们到大门外，我们上车了，他还在频频挥手告别。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