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清

　　一

　　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来视察，同时大桥也是一张新中国向世界展示巨大成就的名片，各国政要纷至沓来。1970年至1993年，据不完全统计，大桥先后接待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600多个外国代表团，来此观览的国内外游客更是难以计数。

　　从众多合影来看，有几个相对固定的视角，公路桥面、铁路桥面和南堡广场是经常被摄影师选择的地点。从这些角度看大桥，可以看到桥头堡上的三面红旗与工农兵雕塑、桥身尺度巨大的结构以及整齐排列的坚实桥墩。这些角度有政治宣传的需求，但无疑充分展现了大桥的雄伟壮美。

　　1969年9月21日，毛泽东来到大桥视察。毛泽东视察大桥，事前属于绝密，极少有人知道，后来新闻媒体也从没对毛泽东视察大桥作过报道。

　　据时任大桥守护营营长的徐鸿林回忆：“那是1969年9月19日上午，我到独立二师司令部参加紧急会议。会上，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交给我们营一项特殊任务，要求我们按照一级警卫方案做好迎接中央首长来大桥视察的准备。当时没有讲明来的是哪位首长，据确定的方案等级，我心里想，来的中央首长不是毛主席就是周总理。会议临结束时，军区作战部吴占魁部长再一次提醒我：‘如果首长到时要游泳怎么办？听了这句话，我猜是毛主席要来视察大桥了。因为中央首长中，最喜欢游泳的当数毛主席了。毛主席要来大桥，我为能亲眼见到毛主席而暗自高兴和激动，又为要做好毛主席视察大桥的警卫工作感到责任重大。”

　　20日下午2时，大桥警卫任务开始执行。所有哨兵都换上整洁的军装，并派出一名干部和一名战士，在大桥上游南北岸分别设点，对长江的水温和流速定时进行测量。

　　晚上7时许，全桥白玉兰花灯和悬挂在南北大堡外墙上的彩灯齐放光明，从空军部队借来的8盏探照灯置于南北大堡平台上，一齐打开，大桥在灯光的映衬下更加壮观。晚8时左右，南京军区领导和曾经参与建设和保卫大桥的原60军团以上干部一同来到大桥，并排站立在大桥桥面的人行道上。此时，已经站了六七个小时的哨兵和守护营干部仍精神抖擞地站立在各自哨位上。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大家都在翘首企盼毛泽东快点到来。虽然，当时没有说明是谁来视察，但大家心中都能猜出。

　　晚上11时，许世友乘一辆吉普车巡查了大桥的警卫情况，然后迅速离去。

　　21日凌晨1时37分，只见大桥南边“工”字堡方向车灯闪亮，整齐的车队上了南引桥，驶过南堡继续向北，到北堡后车队调头再往南开。约10分钟后，车队停在南堡。许世友从车上下来，快步走到车的另一面，打开车门，小心地扶着毛泽东下车。毛泽东在许世友等人的陪同引导下，来到独立二师领导的面前，毛泽东说：“大桥非常重要，部队一定要守好大桥，保证安全。”随后，毛泽东又走到其他迎候人员面前，同大家一一握手。每个人都很激动，不停地鼓掌。

　　毛泽东面带笑容，健步走到众人面前，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向大家挥手致意，然后与最前面的几位群众握手交流。当时由于大桥实施了戒严，普通市民进入不了，但又不能没有群众，南京军区便组织了部分机关干部和家属上桥看夜景。

　　据吴肖霞回忆：“1969年9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我在军区机关工作的老头让我取消原定的逛街计划，好好收拾一下，晚上到长江大桥上看夜景。我说能不能不去，因为大桥都看了好几次了。我家老头很神秘地说，真不去？不去的话，到时可别后悔。我一听，话里有话，但他死活不说什么原因。吃过晚饭，他换上了便装，也盯着我要我换上最好看的裙子，还给6岁的女儿扎上了红色的蝴蝶结。”

　　吴肖霞一家三口晚上6点不到就上了大桥，此时，桥上已经有很多人在逛。仔细一瞅，都认识，大家都穿得很周正、得体，都是接到通知说来大桥看夜景的。过了很长时间，都凌晨了，每个人都很困乏，想回去，可又好奇到底是什么人来，所以大家都在坚持，有些孩子都在大人怀里睡着了。又过了一会儿，吴肖霞看到一拨人，有十多个，从南边过来了，当时桥上的灯很亮，就见那人特别高大，走在正中间。吴肖霞磕磕巴巴地喊：“大家快看，那是不是我们的毛主席？”

　　大家围到毛泽东身边，就知道喊“主席好”，都想不起来该说什么话。吴肖霞当时抱着女儿站在主席面前，女儿开口叫起来：“跟画画上一样，跟画画上长得一样的。”大伙儿哈哈大笑起来。毛泽东这时候拉住囡囡的手，用湖南话说：“没错，没错，是一样的。”

　　二

　　也就是这次毛泽东视察大桥时，问许世友，你这个大桥能不能过坦克？符不符合战备需要？许世友一时答不上来。毛泽东转身一离开，许世友就报请总部批准，决定调动坦克部队检验大桥的承载要求。

　　许世友命令驻苏北某装甲团全员从大桥上通过，时任某装甲10师师长许枫负责指挥此次军事行动。许枫，安徽省定远县人，1923年11月出生，1939年2月入伍，历任排长、连长、大队长、营长、处长、团长、副师长、师长，后担任南京军区装甲兵副参谋长、副司令员等职，曾参加过孟良崮、莱芜、淮海等著名战役。许枫虽身经百战，但对能否圆满完成这次任务忧心忡忡，大桥建成，国人扬威，观瞻者络绎不绝，大桥的承载能力到底怎样？谁也没底。在南京军区常委会上，大家对坦克车队从桥面通过意见不一，反对声不绝，主要集中在对大桥质量的担忧及对桥面的损伤。许世友力排众议，指示许枫迅速召集有关参与建造大桥的桥梁专家，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坦克车队能否通过的数据。许枫与桥梁专家们反复论证，调来当时吨位最大、重达32吨的2辆重型坦克进行测试。许世友根据测得的数据及相关情况，决定动用坦克部队检验大桥战备要求，并將此项任务交给装甲10师第39团。该团是一个英雄团，也是我国最早接受苏联坦克技术培训的部队之一，从团长到士兵，坦克操作技术都很过硬。为了执行好这次任务，坦克上的新兵驾驶员都被换了下来，而由营、连、排干部亲自驾驶。39团原来装备的是59式坦克，由我国自己生产的最新62式轻型坦克已列装两年，这次正好是一次集中检验。此次来南京来执行任务前，39团一直在安徽进行野营训练。为防止坦克辗坏桥面，许枫提出在大桥路面上铺设三四层草包垫，车队行走前用水浇湿，同时规定坦克在整个桥面行驶过程中严禁调整方向或调头行驶。

　　据南京军区军史资料记载：1969年9月25日夜，许枫指挥坦克某团80辆坦克一早就出发。从南京花旗营抵达北桥头堡时，80辆坦克和60余辆各种型号的汽车呈一路纵队排开，车与车间隔50米，整个车队绵延近10公里。

　　据时任坦克10师作训科参谋的张进宝回忆：“为了让坦克车队安全顺利通过大桥，我们考虑到了每一个环节、细节，大脑里进行一遍又一遍‘演练，坦克从北岸上桥，过桥，下桥后右转向西进入市区，过新街口，从中华门出城区，回营房。桥的质量肯定没有问题，前两天从南京军事学院借来2辆重型坦克半夜里在桥上试着跑了个来回，桥纹丝不动，桥面也没受损，只是桥面太平滑，坦克是双制动，刹车和转向时控制不好会造成反转向，所以必须保持速度平稳和方向正直，这对驾驶员的技术要求很高。上桥下桥的坡道、弯道处，坦克的转向力太大，反转向的可能性也就更大，履带在转向力的作用下对路面破坏力也大大增强，所以所有拐弯的地方都要铺上草垫子。由于桥比较长，坦克车队必须保持一定安全间距又不能显得稀稀拉拉，最后设计的参数是每辆坦克保持20米距离，以45公里时速前进。进入市区后沿途有多处跨街道的高压线，高度略低于坦克的天线和竖直的高射炮，已于前一天晚上把每辆坦克的天线都压下来绑在车体上了，高射炮筒也不再冲着天，重新调整了角度，当时为确定一个既不影响在市区通行又能显示坦克威风的炮筒角度，大家费了很多心思。”

　　就在坦克车队整装待发的前一天晚上，39团官兵又对每辆坦克进行仔细检查和测试，发现其中一辆的离合器出了问题，虽毛病不大，但一时还没办法弄好，得回营房才能修。大家都建议这辆坦克明天不参加行动，那么多辆，少一辆也没啥。可是这辆如何弄回营房？有建议明天的行动之后单独再来弄回去，可是怎么弄？单独开回去？单独乘火车？似乎都不合适。有人建议明天让它跟着队列走，不能离合不是不能行驶，控制好刹车就行。建议一出，大伙儿都不说话了。坦克兵都明白，坦克是双刹车，就是一个刹车控制一条履带，离合完好的情况下，在泥土路、沙石路上，刹车时都很容易造成转向和反转向，在附着力较弱的平整桥面和城市街道上就更难控制，何况这辆坦克的离合不能用，控制速度完全依靠刹车。这时，39团副团长于脉文见大家只挠头不吭声，就说：“那我来驾驶这辆吧，跟在队列的最后。咱不能把它留在江北，回头再来弄它可就费事了。”于脉文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兵，也是第一批接受过苏联坦克部队培训的坦克兵，技术好，胆大心细。

　　26日上午，前来观看的市民陆续到来，站在大桥两端等待着。上午9时许，4辆三轮摩托前行开道，2辆宣传车紧跟其后，4个大广播同时进行宣传，第3辆是许世友的指挥车，许世友手持《毛主席语录》站在车上，不停地向广大市民挥手致意。装甲车队紧随其后，缓缓驶上大桥。上午11时，整个车队全部通过大桥桥面。据当年的《新华日报》报道，那天有100余万群众目睹这一盛况。

　　三

　　1971年6月5日下午，阳光灿烂，周恩来亲自陪同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齐奥塞斯库及其罗党政代表团来南京参观大桥。参观的车队从南引桥上桥，经回龙桥开到南大堡停下，周恩来和罗马尼亚领导人一起步入贵宾接待室，在第一排沙发上就座。

　　时任大桥管理处副处长的杨祖绪，站在1：300的长江大桥模型侧面，面对首长和贵宾，尽管稿子已经过有关方面审定，他也进行了充分准备，但还是有点紧张。他先介绍大桥的概况，说大桥是铁路、公路两用桥。当讲到大桥有多长时，周恩来温和地说：“这些你就不要说了，贵宾们都看到了，你还是谈谈大桥工程是怎么建的。”杨祖绪说：“长江下游的地质水文情况非常复杂，美、日帝国主义曾断言，在这里造桥比登天还难。我们发扬自力更生精神，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用自己的材料建造了这座举世闻名的南京长江大桥。”周恩来打断了杨祖绪的话，表情严肃地说：“武汉长江大桥你为什么不讲，我们有武汉桥的经验，武汉大桥是苏联专家设计的，南京桥沿用了武汉的经验，而且有发展。要尊重历史。你这一段没有讲好，你不懂就要学嘛！”周恩来的一番话，使杨祖绪一时语塞，不知所措。

　　情急之下，杨祖绪反而没了刚才的拘谨，他想干脆把准备好的都说完，也好听听周恩来的意见，再将讲稿作全面修改，于是他接着说：“1964年，我们还不能制造桥梁钢，钢梁是从苏联订的货，由于苏联撕毁合同，中断了供应，在这样的情况下，由我国的鞍钢经反复试验，研制出了桥梁钢，解决了钢梁问题。”听到这里，周恩来笑着说，你这话就说对了。杨祖绪接着说，建设大桥时，造反派中的两派闹分裂，经过做工作，最后联合了，两派的团结使钢梁合龙，把桥建成了。周恩来说：“由于曲折，才觉得工程不容易，要保卫好胜利果实。”周恩来听了桥头堡仅用28天时间就建成的介绍，问：“工程质量怎么样？”这时，坐在后排桥管处负责生产的一位副处长起身回答：“我们经过检查，质量很好，没有问题。”周恩来回头看了看他，语气十分严厉地说：“年轻人，不要把话说满。说成一切都好，那不就成‘一点论了？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齐奥塞斯库见状，称赞说：“这是个好工程。”周恩来说：“成绩是主要的，可是不能说满话，这种工程将来还要发展。”

　　原定六七分钟的讲解，延长了近半个小时。杨祖绪最后说：“今天我没有讲好，总理对我的批评很正确，我没有参加建桥的实践，也沒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欢迎贵宾和同志们提出批评。”这时，周恩来笑着带头鼓起掌来，在场的人也都鼓起掌。齐奥塞斯库说：“南京长江大桥的确是一座很好的桥，是一项伟大的工程。我们在多瑙河上建造了公路大桥，我们管理的同志也喜欢把桥介绍得很完美。我请你们以后到我们那里去参观。”在外宾们离开接待室，准备上桥参观的时候，周恩来紧走两步，握住杨祖绪的手说：“今天我批评了你，可是我也向你学了一些东西啊！”杨祖绪一时激动地不知该说什么。原来，周恩来已从陪同的许世友司令员那里得知，杨祖绪不是铁路部门的，是来支左的部队同志。周恩来陪外宾乘电梯上了正桥，在桥头堡参观后又坐车来到北引桥，与大家合影留念，然后乘车离开了大桥。

　　四

　　1985年2月2日，天气晴朗，乍暖还寒。上午8时，3辆乳黄色的面包车驶到大桥南桥头堡前，邓小平和王震在江苏省和南京军区有关领导陪同下视察大桥。邓小平、王震满面笑容地同等候在这里的上海铁路局局长韩抒滨等人一一握手，问候大家。

　　邓小平一行从大堡乘电梯到达铁路桥上，江面上寒风阵阵，邓小平走在最前面，紧随其后的是大桥管理处处长梁金余，他担心邓小平着凉，忙从随行人员手中接过大衣给他披上。邓小平连连摆手：“不用，不用！”继续沿着钢轨仔细察看，老人家虽80高龄，但仍步履矫健。当梁金余汇报到职工们发扬建桥精神，认真维护、保养大桥，保证大桥每天开行的96对列车安全通过时，邓小平点点头，连声称赞：“好，好！”

　　邓小平和王震看完铁路桥，又兴致勃勃地走上南大堡平台，当看到川流不息的车流，关切地询问起公路桥每天通过的车流量和桥头堡的情况。这时，随行人员提出与两位首长合影留念，邓小平看到梁金余站在旁边，忙招呼他站到中间来。照完相，邓小平、王震毫无倦意，兴致颇高地继续乘车察看公路桥面。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