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8年发生的徐州会战中，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达到100余名。在他们中间有三位女记者穿梭在枪林弹雨中，发出一篇篇战地报道和通讯。通过她们的报道，世界知道了徐州会战的战况，西方国家改变了对中国抗战观望的态度，提高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他们以笔作枪，抨击邪恶，揭露日军暴行，唤起了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援助。三位女记者成为当时的“明星”。
新婚蜜月即赴前线的女记者
香港《立报》记者邓珂云是进入徐州会战前线采访比较早的记者，并且是在新婚蜜月期间与丈夫曹聚仁一起奔赴抗日前线。
邓珂云于1916年生于上海，读初中时就爱好文学，1935年高中毕业后，前往杭州舅父家里，因文学创作与当时已是知名作家的曹聚仁相识。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后，曹聚仁奔赴抗日前线采访，由于表现突出，被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聘為特派记者。1938年3月，曹聚仁跟随部队撤到武汉。正在上海难民收留所和抗日民众团体忙碌工作的邓珂云得知后也辗转来到武汉，被香港《立报》聘为记者。两个相知、相恋了三年的情侣，在武汉举行了婚礼。
此时，徐州已是烽火四起，硝烟弥漫，中国军队正在与日军浴血奋战，武汉的报纸和电台天天报道徐州会战的战况。在新婚之夜，一对记者夫妻决定奔赴前线采访。向所在的新闻单位报告后，邓、曹分别被命为战地特派记者。他们从汉口乘坐火车向徐州进发。邓珂云在报道中写道：“出了荒漠的郑州市，火车在遍地黄沙的平原中行驶了十七八个小时，记者于前晚（25日）到达徐州。”3月25日，邓珂云夫妇到达徐州后，这里已经聚集了好多中外记者，他们和几位外国记者一同采访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李宗仁向他们介绍了战况。在邓珂云眼里，李宗仁胸有成竹，胜算在握，畅谈必胜的道理。当时有一位外国记者看到一个年轻的女记者上前线采访，感到很好奇，特别请邓珂云和李宗仁合影。
4月5日，邓珂云和曹聚仁来到台儿庄前线，采访了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当时在这里有中外记者20多人，孙连仲和参谋人员向记者们介绍了台儿庄作战经过。为了抢发大捷新闻和掌握战役的全局情况，邓曹二人于4月6日下午搭乘军车赶回徐州。邓珂云及时将收集到的战斗情况发往《立报》。4月7日，《立报》在一版头条位置登出了《台儿庄外敌陷重围，将被我分别击破》，第二天又在一版头条位置刊登了《台儿庄我军大胜》的报道。
邓珂云还通过深入采访，写出不少战地通讯。从图书馆查到的当年《立报》看，邓珂云的战地通讯另辟蹊径，没有直接描写战斗惨烈、悲壮的场面，而是从徐州街市的商业经营和第五战区的民众动员反映战斗胜负情况。她在通讯《徐州市安堵如常》（刊登在《立报》1938年4月4日）中写道：“当记者走出车站时，就见到了那热闹的夜市，无数的担子，亮着闪闪的灯火，拥塞在车站附近……进入城墙，市面是更热闹了，大的店家都装着明亮的电灯，有菜馆还安上红绿灯泡，即使是日常生活所不必需的店家，如照相馆也做着生意，几家小戏院也都敲着锣鼓。”这篇通讯通过徐州夜市经营的繁荣情况和人们生活如故，展现出第五战区的军政领导从容镇定，也反映出民众对前线浴血厮杀中国军队的自信。刊登在《立报》1938年4月10日的战地通讯《徐州民众总动员》，报道了第五战区民众动员委员会为支援徐州会战，妇女、儿童、学生、壮丁都动员起来了，无时无刻地都表现出合作抗战精神。文中记叙了由北平16名大学生组成的移动剧团在徐州各地巡回公演，用歌声唤醒民众，支持参加抗战。她还记叙了民众大会群情激昂的动人场面：“4月1日下午，我们去参加了侯集的民众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五六千乡民，他们中的壮丁都手持武器，显示着雄赳赳的神气。”
到前沿阵地采访的塔斯社女记者
塔斯社女记者张郁廉曾与苏联的同事深入到一线阵地采访，被覃异之将军称为“第一个到旅部的女记者”。
张郁廉祖籍山东掖县，1914年出生于哈尔滨，两岁多时，母亲去世，从小被寄养在一个白俄家庭，所以精通俄语。1934年9月入燕京大学学习，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底流亡武汉。当时设在武汉的苏联塔斯通讯社招收工作人员，张郁廉既娴熟俄语，又在大学副修新闻专业，报名后被录取为塔斯社记者。此时，华北和华东烽火四起，硝烟弥漫，社长罗果夫让她学习俄语打字机，把中文报纸上刊登的战况消息翻译成俄文。
1938年2月，徐州战云密布，大战一触即发。苏联莫斯科塔斯社总社派谷礼宾斯基等几位军事记者来到中国，要到徐州采访。罗果夫安排张郁廉陪同前往，既是翻译，又是记者。
3月中旬，他们从武汉出发，来到徐州，住进有名的花园饭店。张郁廉写道：“重庆派来的苏联军事顾问及其他外国及国内各通讯社、报馆派来的记者，也集中住在这里。于是，这家旅馆成了日军每次空袭的目标。徐州城内没有防空设施，百姓缺乏防空常识，空袭警报一响起，大家纷纷往外跑，能躲到郊区最好，不然藏在空旷的地方，如大树下、树林中或石堆旁，双手抱头，蹲着或脸向下躺着；有时来不及跑远，就躲进民房的桌子下面，生死全靠命运。花园饭店中弹数次，部分房舍被炸毁，但我们没有搬走。”
几天后，他们乘火车离开徐州，奔赴台儿庄前线。到了台儿庄南车辐山车站后，火车不能再往北开，他们步行前往台儿庄。他们来到位于台儿庄东北的第20军团52军25师73旅，覃异之少将（1938年3月任25师参谋长，4月任73旅旅长）接待了他们。张郁廉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他是广西人，工诗词，态度稳健、坚毅，谈吐温文，‘儒将之风教人钦敬。”覃异之向记者们详细介绍了战况，并细致地分析了战局的走向，之后，又回答了记者提出的许多问题。
此时正值台儿庄歼灭战的关键时期，第25师位于台儿庄右翼兰陵附近，其任务是向红瓦屋屯攻击，将敌人压迫于台枣支线以西歼灭之。经过两天的激战，进展颇为顺利，日军被压迫在台枣支线附近。因为战事激烈，覃异之派人将记者们送到离战火较远的偏僻村庄过夜。村民早已离家逃难去了，村庄内空无一人。护送他们的军士找到了一间破旧的老屋，供记者们休息。张郁廉写道：“屋里四边透风，木板上放了些稻草，一盏油灯发着微弱的光，忽然在屋角发现一口黑色大棺材，上边盖着草，又神秘又恐怖。我带着些微不安，和衣躺下，睁眼等天亮。”当记者们完成采访任务与覃异之告别时，覃异之望着张郁廉说：“你是到最前线我旅部的第一位女记者，使我敬佩。”说着掏出一支手枪递到张郁廉手中说，“这支德制勃朗宁小手枪送给你，需要时拿来自卫。”在后来的采访中以及辗转于湘鄂、长沙、武汉、重庆，她一直带着这个珍贵的“纪念品”。
4月6日夜，日军突然向52军的两个师的阵地发起疯狂进攻，战斗异常激烈。军部判断这是日军垂死挣扎、撤退前的一次反扑，因为52军对敌人侧背威胁很大，不攻击52军，日军撤退不安全。军部命令坚守，并乘机反攻。半夜后，台儿庄之敌已向峄县撤退。7日拂晓，中国军队追至峄县城附近。台儿庄一战取得空前大捷，国人振奋，正在台儿庄附近采访的张郁廉等塔斯社记者，于8日上午赶到台儿庄城内。战后台儿庄已成一片废墟，张郁廉寫道：“城中仍弥漫着火药味，建筑物一半以上被毁，有的房舍还在燃烧，冒着烟，断垣残壁间散布着血肉模糊的尸体。国军正忙着挖坑掩埋死者，坑浅土少，土堆中还有残肢露出，被野狗拖食。眼前处处景象，残酷无比，教人想到血战的惨烈，实在难以描述！”
最后撤退的华侨女记者
1938年5月27日，在武汉的《新华日报》社举行招待会，欢迎和慰问从徐州会战前线突围归来的各报记者。青年记协总干事范长江在会上表扬华侨女记者黄薇在战局危急时刻不顾个人安危，仍想留在前线继续采访战地新闻。
黄薇1912年出生于福建龙岩县的一个书香门第，曾留学日本。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她先后到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从事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1938年3月，她以新加坡《星洲日报》特派记者身份回国来到武汉。此时，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刚刚在汉口闭幕，中国军队在台儿庄也刚刚取得大胜利，武汉新闻界决定组织战地记者团奔赴前线采访报道，黄薇与几个华侨同业报名参加。记者团20多人，女记者就黄薇一人，为了战地行动方便，黄薇把一头秀发剪短，时髦的衣裙换成了军装，俨然一个小战士的形象。
他们到达徐州后，与先期而来的范长江、陆诒等中外记者会合，开始了繁忙的采访工作。此时徐州已成为第二期抗战的重心，中方调集了60余万大军在第五战区，日军也纠集30万军队向徐州迂回包围，企图一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为了报道好这次会战，增进团结协作，5月上旬，他们在徐州成立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第五战区分会。记者们白天深入炮弹横飞的战壕、军营采访参战将士，晚上坐在稻草打的地铺上挑灯夜战，撰写战地报道。就在记者们紧张忙碌的时候，前方战斗愈加激烈，津浦全线天天激战，日军的飞机每天轮番轰炸徐州，日军的快速部队直奔砀山，企图切断陇海线，徐州已处于四面包围之中。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和第五战区司令部察觉了日军的企图，命令第五战区主力部队作战略转移，记者跟随部队一起突围。长官部考虑黄薇是一名女记者随军突围困难，让黄薇和长官的家属一起乘车撤退。可是黄薇谢绝了大家的好意，决定与记者们一起行动。
黄薇和抗敌剧团的几个女团员跟随关麟征的52军行动。一路上为了躲避日军的飞机轰炸和追赶，他们昼伏夜出，隐蔽行军，为了避免掉队，每人脖子上系一条白毛巾。为不被敌人发现，一律不准吸烟，不准打手电，不准讲话，甚至连咳嗽都要控制，默默地在茫茫黑夜中行走。一路上险象环生，有时候日军追上来还要打上一仗。她在《从火线到后方》一文中记叙了在夏庄第25师与日军的一次遭遇战。战斗一开始，我军就把一个正在指挥的日军头目打死，接着又毙敌联队长、中队长各一人，击毁了8辆坦克、数辆装甲车并缴获重机枪10多挺、步枪100多支，敌人抵挡不住，抱头鼠窜。
5月下旬，黄薇安全回到武汉，参加了《新华日报》的欢迎招待会并合影留念，黄薇作为唯一的女性坐在第一排的中间。
（责任编辑：刘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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