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仪

　　

　　1982年11月18日，新华社播发了一条简明电讯：“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旨准木印玺，最近在南京文物普查中发现。”一石激起千重浪，引起了史学界轰动，世界各国报刊纷纷刊登了这则重磅消息，著名的苏联塔斯社也在第一时间转播了。

　　根据史料记载，天王洪秀全共有三枚印玺，金玺、玉玺与木玺。1864年湘军攻克天京之后，金玺、玉玺作为战利品送往北京。第二年金玺在清宫军机处被内贼盗出宫，熔为金条。玉玺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但对这枚玉玺，在史学家中一直存有真伪的争议。因而流失在民间木玺更加弥足珍贵，一百多年来没有人知晓它的下落，没有人知晓它是否存在，现在突然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不得不让人欢欣鼓舞，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天王洪秀全木玺在南京瞻园路173号“出土”，是由一位名叫张大仁的中学教师打扫卫生时发现的，我青少年时期就是173号的住户，就居住在“出土”印玺的屋内，张大仁老师是我的兄长，所以我目睹了印玺出现的前前后后。

　　瞻園路173号原址在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斜对面。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曾是东王杨秀清的王府所在地，天王木玺出现之后，经史学家考证，瞻园路173号是太平天国的“刷书衙”，即商务印书馆，繁忙之时集中百余名印刷人工。

　　太平天国颁布了极其严格的书籍审查制度，所有书籍必须盖上木印玺方可出版，否则一律以妖书论处。现存的太平天国文献《天条书》《太平礼仪》《天朝田亩制度》等数十种天国国印书的首页都盖有天王的木印玺。

　　瞻园路173号是粉墙小瓦木质结构的清代建筑，迎门是座古色古香的二层小楼，雕花镂空门窗。入院的门在木楼右侧，推开两扇厚实的朱漆木门，迎面一个两米来宽五六米长的细长走道，走道右壁中镶着几块古石碑，靠门前的一块尤为珍贵，常见业内人士专心致志地拓印。穿过走道，前后四进房屋，每进屋都有正厅、上下房、偏厢房，不同规格的小院。院落最后是一个花园，有几件简陋的假山石，石榴树、桃树，还有一口古井。令人惋惜的是，这一切由于拆迁，现在已荡然无存了。

　　这儿原是个私宅，后收为国有，变为经租房。上世纪五十年代，母亲带着我们一家六口住进瞻园路173号第三进东厢房。东厢房有两道门，入门一窄长横向小院，屋内东西向为砖墙结构，木天花木地板，一道木板墙将屋一隔为二，里屋方格玻璃推窗，外屋雕花木格窗，屋顶有一木斗形天窗。

　　在我的记忆里，173号发生过许多奇怪之事，记忆犹新的有三件。

　　有一年夏日，前院木楼上住户竹竿上晾晒的衣裤全都不见了踪影。衣裤是套晾在竹竿上的，竹竿的两头搁置在二楼走道木栏杆上，后来分析是盗贼所为，但楼上住户紧紧相连，且因夏日炎炎，都开着门窗睡觉，门窗前过道狭窄，只要有人走动，地板相连，总会发出响动，睡觉的人极易惊醒，竟然无一人知晓。

　　第二件事发生在暑假，楼上有一小学生，早晨醒来，母亲放在桌上给他当早餐的馒头不翼而飞，一连几日，天天如此。第四进屋的另一名学生懒觉睡醒，发现自家桌上有一馒头，以为是家人所留，理所应当地填塞了肚皮。后来东窗事发，众邻里感到奇怪之余，一致推论为家猫所为。但一只家猫是如何将一只大馒头叼在嘴中，从前楼楼上穿过三个院落，运送至第四进屋的方桌上，却不得而知了。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我身上。那年我还在上小学，学校开萤火晚会，我回家很迟，第一次单独回家这么迟。当我走到173号门前，突然从水泥砌礅的高压电柱后闪出一个白胡子老爷爷，胡子很长，长得齐胸。他穿着白色中式衣裤，手持一竹杖。他突然用竹杖敲打了我一下小腿，对着我念念有词。我哪有胆量听，早已吓得魂飞魄散，脱兔似逃回家了。

　　我惊吓得生了场病，一连几日高烧不退，打针吃药都不见效，家里人还为我做了封建迷信的喊魂。高烧迷糊之时，总是看见花格窗上来来往往地穿梭着许多古代小人。几十年后那个场景仍清晰记得。以致少年时期草木皆兵，只要天色已晚，就飞奔而归。

　　1975年初夏，一连几天南京城在风雨中度过，有一天夜晚雨越下越大，风雨中夹杂着电闪雷鸣，没有夜生活，没有电视娱乐的人们早早地上床就寝。突然一个炸雷，紧接着“轰”地一声巨响，正在熟睡的大哥张大仁一家，还没有搞清状况，只见黑暗中风雨毫不留情地倾泻而入。东面的砖墙整个垮塌了。有意思的是，大哥的床紧贴着砖墙，而砖墙是往外倒去的，屋内人人平安。

　　日后还是雨，房管部门无法修缮。没了墙，整个家暴露在外，无遮无掩。大哥不敢怠慢，日夜坚守。他突发奇想，不如乘闲暇之时，将天花板打扫一番，免得今后从缝隙中落灰落臭虫。他是个说干就干的人，找来木梯，小心翼翼地爬入天花板，将陈年的灰尘慢慢地清扫出来。当他清扫到天窗木斗旁，发现了一只方形的木疙瘩，上面的尘土足足积有半寸厚，朝下的一面还刻有字迹。

　　他取下了木疙瘩，原来是一枚大印。11.7厘米见方，2.4厘米厚，上刻双凤朝阳，边饰五爪立龙，下为福山寿海，正方形双框中正书“旨准”两字。

　　我们兄弟曾讨论过“旨准”二字，认为一定与皇帝有关，但在那个“破四旧，立四新”的年代，人们文物认知匮乏，只知道涉及帝王将相、封资修的东西，没有一件好东西。因而大印长期被弃之杂乱的工具箱中，当地板腐坏的时候，它还临时承担过垫床腿的大任。值得庆幸的是天王印玺完好无损地被保留下来，若是天王印玺发现在“文革”初期，则难逃红卫兵抄家时的噩运。

　　1982年8月，南京市全面开展文物古迹普查工作，各区也相应成立文物普查办公室。雨花区文物普查办公室因缺乏人手，拟从文教系统中抽调一名教师协助工作，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让天王印玺重现天日，恰恰抽调了当时对文物知识不甚了解的大哥张大仁。

　　同年11月初，有位市民拿了一枚印章来文物普查小组，寻求鉴定。文物鉴定人员仔细辨别后，说：“这是一枚古代印章，有收藏价值。”

　　“这也有收藏价值？我家里有一枚，比这大了许多，上面还刻有旨准二字呢。”大哥深有触动地说。

　　“真的假的？‘旨准是皇家印玺呀！”

　　大哥随即赶回家中，翻腾出印玺。此时的印玺长期“窝居”在工具箱内，早已沾满灰垢。于是，他认真地洗刷了一番，呈交给了文物办公室。

　　这果然不是一枚普通的印章，这是一枚丝棉木质地的皇帝印玺啊！文物界轰动了，消息很快传到北京，年逾八旬的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老先生风尘仆仆地赶到南京。当他看到这枚被洗刷过的印玺先吃了一惊，而后又开心地笑了，他看见了没有洗刷掉的印泥。就是凭着残留在角落的印泥鉴定出这枚印玺有着一百多年的历史。

　　假如没有太平天国“刷书衙”的匠人偷偷地将印玺藏于天窗木斗，假如没有一声惊雷炸倒了山墙，假如没有人爬入窄小低矮的天花板中打扫卫生，假如当事人没有被抽调入普查办公室，这枚极其珍贵的天王印玺不知猴年马月才能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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