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梁启超关系的演变是颇耐人寻味的。应该说，康、梁二人都曾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都曾为使中国由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作出过各自的贡献。然而，在历史的转折与大变革面前，一个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拒绝接受新事物和新变化；一个善于吸收，与时俱进，因时而变，努力挣脱传统事物与文化的束缚，师生思想的分歧乃至最后分裂是理所当然的。康有为是梁启超治学和从政的导师，二人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是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的。
一
1890年春，18岁的梁启超在父亲的陪同下入京参加会试。落第后，归途经上海，在书市上购得《瀛环志略》一书，又看到上海制造局翻译的西洋书籍多种。这时他方知世界有五大洲乃至各国，禁不住掩卷长叹：“世界之大，真非吾辈所能想象。”
这年八月，经陈千秋引见，梁启超认识了南海康有为先生。当时梁启超因16岁中举，颇有点少年得意。谁知康有为对他所学旧学逐条加以批驳，这使梁启超十分惊讶，他没料到被世人推崇万分的学问在康有为看来，如同秕糠，他感到自己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回到学馆，和陈千秋谈到自己见到康有为的感受“竟夕不能寐”。于是第二天梁启超再次拜见康有为。康有为谈了自己的教学内容，称自己并非以当时通行的四书五经、陈腐的八股文为内容，而是以孔孟之学、佛学、宋明理学为主体，兼及史学和西洋学說，重点研究今文经学，对古文经学进行辨析批判。聆听了康有为的这番话，梁启超当即决定抛弃旧学，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认识康有为是梁启超一生中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1891年至1894年，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梁启超在万木草堂这样一个汇集新思想、新学问、新风气的地方，在循循善诱、爱生如子的康有为的直接启发和教导下，进入了他一生第二个紧张的学习时期。万木草堂有一个图书馆，名曰“书藏”。康有为将自家数代藏书全部运来，又从上海制造局购买了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类书籍3000余册。求知欲旺盛的梁启超在这里如鱼得水，恣意涉猎，像海绵吸水一样吸收各科知识。此时康有为本着“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的教旨，著《长兴学记》作为学规，提出教育应包括德智体三个方面。康有为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学原则，并对传统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使万木草堂成为一所不同于流俗的新式学堂。
在万木草堂学习的四年，为梁启超一生的学术和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康有为年长梁启超16岁，在最初的几年里两人一唱一和无论是思想还是实践目标，均高度一致，简直如出一人，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二人却日渐分离，并最终分道扬镳。
二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出生于一个“世以理学传家”的名门望族，他的曾祖父和祖父以程朱之学教授于乡，提携后进，有“醇儒”之称。康有为主要是在祖父的教育下长大的，少年时代就接受了理学思想的系统教育，所谓“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开口圣人，闭口圣人，以至于大家都称他“康圣人”。康有为的青年时代，正值中国遭受列强欺凌，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年代，在内忧外患、图存救亡的时代里，富有爱国热情的康有为逐渐形成了改良主义思想。
康有为对科举考试兴趣不大，多次参考，均名落孙山。1879年，22岁的康有为在游历过为英国殖民者霸占了近40年的香港之后，对于西方文明有了些感官上的认识，觉得英国人“治国有法度”，不像古代所谓的“夷狄”那样没有文化。于是，他开始钻研西方的科学知识，逐渐成长为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先行者之一。根据清朝的有关规定，一般老百姓是不能直接给皇帝上书的。康有为却不管这些，1888年，身为老百姓的康有为，首次向皇帝上书，分析当时国内和国际的形势，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改革方案。光绪皇帝虽然并没有看到这封上书，但康有为却赢得了民众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注意起他来。
1890年，当梁启超在去拜访康有为时，梁启超已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八名举人，可以说是少年有为；而康有为虽然年过三十，但因科举考试不顺，此时不过是一名监生而已，在“学历”上比梁启超低一格。按照当时的科举习惯，梁启超中举在先，应是康有为的“前辈”，所以梁启超心中未免有些自得。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佛教用来形容佛祖说法时的词语），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学问。经过一番思考，他毅然决定拜监生康有为为师，并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梁启超师从康有为，不仅是他从政生涯的开始，而且也是他进入学问殿堂的起点。他曾说过：“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此时师徒二人在思想上还是有一些分歧的，只不过这些分歧不是太大而已，但却种下了日后恩怨的种子。
三
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支持下，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策。由于慈禧太后的反对，9月21日，维新运动宣告失败，前后仅仅历时103天！因1898年为旧历戊戌年，故这次改革又称为“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逃亡到日本。康有为手捧自称是光绪皇帝缝在衣服里的所谓“诏书”，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保教主张。
起初，梁启超像从前一样，惟师命是从，言必称师，可渐渐地，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著作的大量阅读，他的政见发生了显著变化，与从前判若两人。最主要的变化是他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特别赞同被称为“最后一个无所不知的人”的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名言：“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并以《自由书》为题，写下一组文章，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他认为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是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认为中国若能采纳其思想，必将出现大同盛世。
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从保皇转向革命，这段时间，他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三更半夜还和他们拥被长谈，并有了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而梁（启超）副之”。梁启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其退休，“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革命的思想之后，非常生气，立即严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并斥责其倡导革命的错误。由于多年来，梁启超已养成了对康有为的敬意和畏惧，他只得在表面上答应悔改，但实质上并未放弃对革命的信仰。
在尊孔保教问题上，梁启超也开始有意摆脱康有为的束缚。早年的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常常谈论尊孔保教，好友黄遵宪和严复分别向他说明“教不可保”的道理之后，他开始转变思想。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想法，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从“保教党之骁将”转变为“保教党之大敌”，梁启超受到了康有为的严厉批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共和制，还是立宪制？当时的人们从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表达出各自的观点。此时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样，坚持中国应实行“虚君共和”，但不久，随着革命的发展，梁启超便把自己的主张修改为“和袁慰革，逼满服汉”。而康有为依然固执己见，不愿与时俱进，康、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在致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言自己与康有为议论时事，总是出现矛盾，很难领会康的意思，最后只能在表面上答应，回到家后，头痛目眩。“大抵与师论事，无论何人决不能自申其说……师平昔事无大小，举措乖方之处，不一而足，弟子亦不能心悦诚服，无如何也。”不过，这段时间，梁启超对康有为虽有不滿，但矛盾没有公开化，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为人所知。
四
1912年元旦，民国成立。对于民国成立后出现的许多问题，康有为“触目伤心”，非常看不惯。为了恢复封建教化与伦理纲纪，他继续鼓吹尊孔崇儒，四处活动，组织孔教会，甚至要尊孔子为教父。在大总统袁世凯的支持下，全国上下，尊孔读经，甚嚣尘上。袁世凯支持康有为尊孔读经，目的是为其复辟帝制服务，但康有为却以为只有溥仪才能做皇帝，故早在1914年3月间，康有为就同张勋暗中谋划，欲复辟清朝。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仅没让溥仪做皇帝，而且公然自称洪宪皇帝，康有为当然不能容忍，于是毅然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袁世凯的皇帝美梦仅做了83天，便在全国一片叫骂声中，呜呼哀哉了。但康有为并没有从袁世凯的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相反，他加快了让溥仪复辟的步伐。1917年7月，他联同统率辫子军的张勋，利用时任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大总统黎元洪之间发生府院之争的机会，请溥仪重新登基做皇帝，史称“张勋复辟”。因复辟有功，康有为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并戴上头品顶戴。没想到仅12天，复辟就告以失败，康有为名列通缉令，只得躲在外国使馆和租界里作诗品画，直到1918年，在得到北洋政府的特赦之后，才敢走出租界。
与康有为积极复辟相反，梁启超坚决维护民主共和。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梁启超组织进步党，一方面欲与国民党相抗衡，另一方面则欲监督和引导袁世凯走上政党政治的道路。筹安会借讨论国体问题，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擂鼓助威。针对社会上的这股复辟逆流，梁启超以他那酣畅淋漓的文笔，挥毫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人拿着20万元的银票，劝他不要发表这篇文章。梁启超却不为利诱，毅然发表。同时，他还联合蔡锷等人，组织护国军，以武力讨伐袁世凯。1915年12月25日，云南正式宣布独立，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在此前后所发表的许多通电，均为梁启超预先草拟。为了推动广西军阀陆荣廷独立，梁启超只身前往广西，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迫使陆荣廷于1916年3月15日宣布独立，所有重要电文，均为梁启超草拟。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护国战争很快便取得了胜利。与其师康有为不同，梁启超不仅反对袁世凯称帝，而且反对任何形式的复辟，他深信世界潮流不可阻挡，任何复辟阴谋都不能得逞。当康有为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启超立即发表《辟复辟论》，针锋相对，将矛头直指康有为，明确指出此文的实质是“党袁论” “附逆论” “筹安新派”。张勋复辟一发生，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其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据说通电写好之后，有人担心这会破坏康梁师生之谊，梁启超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
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后，不仅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将怨气发泄在梁启超身上，咒骂他为“梁贼启超”，将他比喻为专食父母的枭獍，并作诗斥责：“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逢蒙曾向后羿学习过射箭技术，后来却害死后羿。）康有为通过这首诗表达了对弟子梁启超的愤怒。康梁公开辩难及交恶之后，刘海粟等人积极从中斡旋，二人关系有所缓和。
五
晚年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之间关系有所缓和，但师生之谊并不能掩盖二人政治立场上的分歧。晚年的康有为依然没有从溥仪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继续鼓吹尊孔复辟。1924年10月23日，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康有为则指责道：“挟兵搜宫，何以立国？”并不顾年迈体弱，由上海赶往溥仪在天津的住所张园，“觐见圣躬”。溥仪生日时，康有为再赴张园为其祝寿。康有为七十寿辰的前一日，溥仪也遣人送来“岳峙渊清”匾和一柄玉如意，以示祝贺。康有为受宠若惊，“当即恭设香案，望北叩谢天恩”。对于当时蓬勃发展的大革命运动，他则称之为暴乱、“俄化”，甚至在他去世前夕，还致电反动军阀张宗昌，要他先发制人，“用重兵”对抗已逼近上海的北伐军。与康有为相比，梁启超却反对复辟倒退，维护共和，追求立宪，他认为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封建帝制再也不可能在中国复现，自从清帝退位以后，“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也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尽管民国还存在种种黑暗，并不是真正的民国，但总比封建帝制要好，他坚信社会潮流浩浩荡荡，一往无前，民国比封建进步，这种观点显然比起康有为的复辟论调，要进步得多。
1922年，康有为原配夫人在上海逝世，梁启超曾亲往吊丧，但这不过仅维持着师生之谊而已。1927年，康有为七十大寿，康门弟子齐集上海祝寿，梁启超虽然因事未来，但却托人送来寿联和寿文。在寿联里，梁启超将康有为比作孔子，极得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喜好。在寿文里，梁启超深情地回忆起早年在万木草堂学习的经历及师生之间真挚的情感，感谢先生的教诲之恩，并高度评价了康有为对当世及以后的影响。祝寿的喜庆气氛尚未散尽，3月31日，康有为便逝世于青岛。梁启超闻讯之后很是伤感，因见他身后萧条，电汇去几百块钱，作为赙礼。4月17日，梁启超联合康门弟子，在北京设灵公祭，含泪宣读悼文。在这篇情深意浓的悼文里，梁启超肯定了康有为早年的历史贡献，但也委婉地批评了他在复辟帝制上的错误。梁启超这种“吾爱吾师，但吾尤爱真理”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
（责任编辑：顾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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