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爱贵

　　我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在苏北农村，没有上过正儿八经的中学，该上学的时候遇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在家乡一所小学的“戴帽子”高中部读完了高中课程。1974年7月我回到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对于我们这些回乡青年来说，当时这是唯一的安排，没有任何可供选择的余地。因此从放下书包的第一天起，我就以认真的态度、高涨的热情，积极投身到广阔天地中接受劳动锻炼。

　　刚参加劳动那阵子，最大感觉是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当时“农业学大寨”运动还在持续开展，实行“大寨式”的记工和分配方式。农民和城里人上班一样，实行8小时工作制，早晨8时上工，农民家没有钟表等计时工具，靠生产队安排专人负责升红旗，劳动组长吹口哨，召集社员们拿着工具到田头开始集体生产劳动。10时左右休息半小时进行政治学习，12时收工回家。下午也是如此安排，日复一日。农民当时称“社员”，社员出勤一天在记工表里划一竖，按10分制评定工分，作为年底参加生产队经济分配的依据。这种大寨式记工方式，严重影响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出工不出力，农活质量差，劳动任务常难以完成，以致延误农时，错过季节。有两句形容社员心态和劳动行为的话叫做“上工如背纤，下工如放箭”。

　　那时的乡镇叫人民公社，行政村叫大队，大队下面是生产队，生产队再分为几个劳动组，每个劳动组有20户左右人家，整、半劳动力四五十人。回乡后，整天和农民们一起劳动，尽管我劳动力不是太强，干活的技能也不太熟练，但是我踏实肯干，肯出力气，不怕吃苦，加之小組里高中生就我一人，有时还凭自己的知识在政治学习时给他们讲些道理，出些主意，所以很快，他们就接受了我，并得到大家的肯定和表扬。

　　两个月后，我就被调整到另外一个劳动小组当上了劳动组长。这个组和我家所在的劳动小组差不多户数，大约负责80亩左右耕地的耕种管理。一上任正值秋收秋种大忙时节，我和副组长、记工员一起带着大伙儿干了起来。

　　担任了劳动组长，就有了一份责任。一开始我就寻思，光凭自己一个人的劳动热情是不行的，还得想办法调动大家的干活积极性。想什么招呢？我反复观察，几天下来发现，我当时才18岁，顶多算大半个劳动力，但其他很强的男劳动力干活的进度也是向我看齐，不肯超前，我已干得满头大汗，他们还轻松自在。这不是消磨时间，浪费劳动力么？我思量了一番，等到第二天上工，那天农活是稻茬地挖墒沟，男劳动力干的活。我带了卷皮尺，一到地头就宣布：“今天挖墒沟，每人任务50公尺，谁挖完就收工，照记十分。”大家将信将疑，生怕我这个新来的小组长说话不算数。我就当场拿出皮尺，一个一个丈量，把每个人的任务量都用小芦苇插起来。大家这才放心，动手干起来。结果一天的任务有几个强劳动力到中午就干完了。我说：“挖完的人下午不用来了，随你们忙自己的什么去，未干完的下午继续来。”我自己的任务一直到下午的下工时间才干完，还累得我骨头像散了架似的。但我初步尝到了分工干活、责任明确的甜头。以后我根据大多数劳动力的强弱程度和农活特点，不断提高日定任务的标准。

　　在整个秋收秋播大忙中，每天收工前，我都仔细检查每个人的农活质量，不合标准的谁干的让谁及时返工。认真总结当天的劳动情况，计划明天做什么，该怎么做。凡是能分开干的活统统分开，不搞大合拢。这样不仅进度快，而且质量好。到10月下旬，全大队40多个劳动小组，我们小组第一个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水稻收割和三麦二豆（大小元麦、蚕豌豆）的播种任务。大队党支部在我们小组召开了大队、生产队干部和全体劳动组长参加的现场会。

　　此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的大地上，各种各样的责任制形式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尤其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更是成为改革的先驱。现如今，各级各项工作都把责任制作为加强组织领导的重要手段，对谁来说都不陌生。然而，在当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的背景下，尽管这只是一种朦胧的意识，还不完全明白责任制的作用原理，但已体会到这是一种与“大寨式”记工相比非常有效的形式，起码也是一种大胆的改进措施。

　　这短短一段劳动组长的实践，为我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和担任生产队、大队干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我难以忘却，终身受益。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我考入农学院校学习。毕业参加工作这30多年来，一直没有离开农业战线，时刻牢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保持农民的品格，以对农民的深厚感情，真心诚意为“三农”服务。我能够在党的教育培养与同事们的关心支持下不断成长，真是大大地得益于初涉社会时艰苦的劳动锻炼，得益于这扎扎实实的第一步。

　　（责任编辑：顾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