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宁

　　

　　

　　

　　作为电视台记者，在我的采访生涯中，迄今共有8次赴台湾工作的经历。由于工作内容多为历史题材，我在台湾采访过许多人物，收集过众多史料。但追踪调查一把日军“百人斩”凶刀的经历却让我刻骨铭心，永志难忘。

　　80多年前，在中国的南京，侵华日军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当时，有两个臭名昭著的杀人凶手进行杀人比赛，其中一人杀人的最高记录是106人，另一人是105人。

　　然而，几十年以后，一把南京大屠杀中杀107人的日本军刀在台北被发现，这个杀人的数字超过了当年杀人比赛的最高记录，让人震惊。这把罪恶屠刀的凶手是谁？凶刀何以到的台北？

　　于是，围绕这把日军凶刀，我在海峡两岸展开了长达两年的调查。从在南京得知信息到奔赴台北拍摄取证，再折回南京查到四川，找到凶刀的收缴者再聚焦西安、台北，查找凶刀的收藏者亲属，再赴台北找到凶刀的捐献者。

　　至此，一位凶刀的收缴者，一位凶刀的捐献者，海峡两岸的两个当事人，面对记者的摄像机，讲述了这把日本军刀从收缴到收藏，从收藏到捐献，几十年间所发生的故事。

　　1997年12月13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以特别节目的形式，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砍杀我国同胞107人的一把军刀进行了报道，我作为这把凶刀的追踪调查者，也接受了《东方时空》的采访。这一天正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60周年，全国亿万观众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保存在台北的这把罪恶的日本军刀。

　　发现“百人斩”凶刀，首赴台湾追踪

　　1995年5月，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反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真相，我受命执行反映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纪录片拍摄。在实际拍摄中，我发现有许多当事人、相关原始档案在台湾。作为媒体，我们有这个优势，难道不能跨过海峡觅血证，把两岸的采访和史料汇合起来吗？我将这一想法向时任南京电视台台长的周福龙作了汇报，周台长高瞻远瞩，立即拍板，给予了大力支持。

　　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这是海峡两岸人民共赴国难的一段历史。

　　1995年7月，我们首次踏上了祖国的宝岛台湾，寻觅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证史料，采访南京大屠杀事件幸存者、历史见证人和岛内专家學者，收集台湾各界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反应。

　　赴台采访前，要做许多调查工作，查阅大量资料，熟悉岛内的情况。行前的两天，我们摄制组的倪永杰，时任南京市台湾事务办公室的宣传科科长，他在南京大学图书馆港台阅览室，发现当年香港的《广角镜》杂志上，刊登了一则短讯，说在台湾的台中县“军史馆”里，展出一把日军南京大屠杀中“百人斩”的凶刀。寥寥数语，没有任何背景介绍。

　　我当时以为，这大概是南京大屠杀中，杀人比赛的日军两少尉其中一人所使用的军刀。因为这两个杀人凶手恶贯满盈，臭名昭著。知道这一历史事件的人很多，但都没有见过杀人凶刀。

　　电视是讲究视觉形象的，画面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如能将这一凶刀拍摄下来，呈现给观众，那将是展现日军暴行的有力物证。

　　1995年7月31日，我们作为两岸开放后江苏第一个新闻采访团，踏上了台湾的土地。预先拟订的采访对象和拍摄景点，早已电传到了台湾。负责接待我们的台湾电视公司的朋友事先已经做了缜密安排，拍摄“百人斩”凶刀，成为我们临时提出的新增项目。于是，我们驱车从台北赶到台中，结果香港的这本杂志有误，这把“百人斩”凶刀不是在台中“军史馆”，而是收藏在台北的“国军历史文物馆”里，我们又从台中折回台北。

　　当时，馆内正在举办“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特展”，南京大屠杀事件有一组专门的展区，“百人斩”凶刀就陈列在一楼一个长方形的玻璃展柜内，旁边还辅以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和用军刀砍杀中国人的仿真蜡像。

　　这把凶刀是一把常见的日本军刀，所不同的是刀柄上有一镶嵌的铜块，上面用日文刻写着“南京之役杀107人”的字样，留下当年侵略者炫耀自己杀人成果的罪恶印记。

　　为了让我们拍摄得清晰，馆内工作人员主动把凶刀从展柜中取出，供我们拍摄。捧在手上的军刀让人感到无比沉重，触目惊心的“南京之役杀107人”字样的铭文更使人心潮难平。

　　当年，我从台湾回来后，做了一个纪录片，叫《跨越海峡的寻访》。节目的开头我就用了这把凶刀的一组特写画面。我在解说词中写道：“我们传看着这把缺了刃的军刀，仿佛屠刀下的冤魂在呼喊，沉甸甸的军刀，沉甸甸的心境……”这的确反映了我当时的心情。

　　一把记录了罪恶的屠刀、107位同胞的头颅，这个杀107人的记录，已经超过了当年日军杀人比赛的最高记录106人，令人非常震惊。看来，它不像是杀人比赛的日军两少尉所使用的军刀。那么，它是谁的？又是怎么到了台湾的？为此，长达两年的调查在海峡两岸展开。

　　调查从台北开始，寻找凶刀的捐献者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军在最初的6个星期内，用集体屠杀和零星杀害的方式，采取枪杀、活埋、水溺、火烧、刀劈等手段，屠杀中国战俘和平民30万人以上。其中，用军刀杀人便是众多杀人方式中，极为普遍和残酷的一种。这从当年日军自己拍下的许多照片中，不难看出。

　　经查台北“国军历史文物馆”里的档案记录，“南京之役杀107人”的日军军刀是原国民党第16军中将副军长魏炳文先生所收藏。1971年魏炳文去世，1985年军刀由其亲属捐献出来。

　　杀人的凶刀留下日军残暴的罪证，但这一罪恶的屠夫在哪里？战后是否受到应有的惩罚？凶刀默默无闻的几十年间，发生过哪些事情？看来，只有找到当事人，才能弄清这里面的来龙去脉。

　　但是，收藏凶刀的国军历史文物馆里没有这方面的资料，馆内的工作人员自1985年后已经换了几茬，魏炳文亲属的下落也无人知晓。我当时请台湾研究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有关专家帮助了解，也没有打听到。

　　最后，我把电话打到台北黄埔军校同心会，请他们帮助查找魏炳文的亲属。结果我被告知，魏炳文系黄埔一期毕业生，陕西西安人，亲属情况不知。至此，线索刚有一点头绪，便又中断，我们赴台采访的期限已到，只好带着这些问题，回大陆再继续查找。

　　在四川大竹县找到凶刀的收缴者

　　1995年8月16日，我们离开台湾回到南京，继续查证日本凶刀。回到南京的当天晚上，我就给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兴祖打了电话，告诉他台北展出的这把日本凶刀和我们在台湾调查的情况。高兴祖教授是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的会长，是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著名专家。高教授凭着他的记忆和渊博的知识，回忆起他许多年前曾看过一篇相关文章。他在家中连夜查找，深夜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他查出了凶刀的收缴者是居住在四川大竹县的余鸿成。

　　原来，1985年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时，身为四川大竹县侨联副主席的余鸿成老人曾在全国政协的《人民政协报》上写了一篇名为《难忘的血债》的文章，文中讲述了他曾经收缴过这把日本凶刀的事情，细心的高兴祖教授当时便把这篇文章收集起来。这真是喜从天降，与我们在台北调查的情况完全吻合，我们又获得了新的线索。

　　从1985年到1995年，时间又前移了10年，余鸿成现在的情况如何呢？即使身康体健想必也是70岁以上的老人了。第二天，我便往四川打电话查询。四川省有两個读音相近的县名，一个是足球的“足”的“大足”县，一个是竹子的“竹”的“大竹县”。结果，我在大竹县找到了仍然健在的余鸿成老人。

　　大竹县侨联的一位负责同志在电话里告诉我，余老家中没有电话，我提出希望余老能写封信，把他当时收缴军刀的情况告诉我们一下。县上的同志一口答应，由他们登门转告。几天后，我收到余老发自四川大竹的信，信中表达了自己无比的欣喜和激动。一个沉寂多年的参加过抗战的老人，本着对历史的高度负责精神，在信中详细述说了他当年收缴日军这把杀人凶刀的经过和他现在的心情。

　　原来，1946年1月，在中国境内投降的日军尚未完全解除武装，余鸿成时任国民党第16军22师辎重兵营中校营长，奉命去河北定县接收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的全部军马。当时，日军方面由一位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的大尉联络官与他办理交接手续。交谈中，日军联络官见余鸿成对军刀感兴趣，便告诉余鸿成，说他很惋惜自己手中的这把祖传下来的战刀，因是战俘身份，军刀作为武器不能携带回国。

　　在军马移交完毕后，日军大尉联络官代表旅团长，向余鸿成上交了10把军刀。事后，余鸿成每把都抽开看过，其中就有沾满中国军民鲜血的刻有“南京之役杀107人”字样的凶刀。

　　据余鸿成回忆，这把杀107人的凶刀不是日军联络官自己佩带的那把，两把刀样式有明显区别。当时，喜爱收藏军刀的余鸿成深信这把凶刀不吉利，带回去以后生活会不顺当，他就拿出其中5把，包括这把凶刀，请一起来接收军马的军工兵营营长李福堂带回上交了军部。这把凶刀被时任16军中将副军长的魏炳文留下来收藏，之后，又辗转被带到了台湾。

　　余老在信中还介绍了魏炳文的情况，说他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西安事变时参加过反蒋签名，以后一直没有被重用。

　　余老随信还寄来他和老伴的近照及全家三代人的合影。余老说，他1949年参加北平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新闻出版署一直工作到退休。余老自己是成都人，四川大竹县是他老伴的故乡。

　　手捧着余老的信，端详着老人家的照片，我被这位历史老人的真诚、坦率打动了。余老作为一段抗战历史的见证人，秉着对民族、对历史的高度负责态度，着实让我产生深深的敬意。

　　聚焦西安，从魏炳文亲属中寻找突破

　　我在寻找凶刀收缴者的时候，另一条寻找凶刀捐献者的线索也在同时进行。

　　根据台北黄埔军校同心会和余鸿成老人提供的资料，魏炳文是黄埔一期毕业生和陕西西安人是一致的，这可以确定下来。那么，通过查找魏炳文在陕西的亲属，就有可能获得魏炳文在台亲属的下落，找到魏炳文在台的亲属，就可以了解凶刀带台后或其它一些相关情况。这样，查寻的焦点便又聚到另一座中国古城西安。

　　1996年初，我首先给西安西北建筑工程学院的呼延如璞老师和谢尊一老师打了电话，将调查这把凶刀的情况和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们，请他们帮助与陕西省黄埔军校同学会联系，查找魏炳文先生在大陆的亲属，然后再扩大线索，查找魏炳文在台亲属的地址。

　　当时，呼延如璞老师一口答应下来，并在以后的实际操作中，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在陕西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帮助下，查找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我可以想象呼延老师蹬着自行车，以六十多岁的年龄，顶着西北的寒风，穿梭在西安的大街小巷，查证史料的辛劳。

　　呼延如璞、谢尊一夫妇俩同南京这座城市有着一段难舍的情缘。谢尊一老师的父亲谢承瑞是周恩来总理旅法勤工俭学时的同学，他们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同乘一艘法国油轮“波尔多斯号”到法国求学。1937年，谢承瑞时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第一旅第二团上校团长。南京陷落后，他率部坚守光华门，英勇无畏，击退日军多次进攻，最后在撤退时的混乱中，牺牲在南京挹江门附近。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民政部追认谢承瑞为革命烈士。

　　谢尊一的姑父钮先铭是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幸存者。1937年，钮先铭时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工兵营营长，在南京陷落时，落发为僧，辗转藏匿南京永清寺、鸡鸣寺8个月，侥幸生还。

　　1971年，钮先铭在台湾出版传记文学作品《还俗记》，书中讲述了日军南京大屠杀许多骇人听闻的暴行，仅在江边大湾子一处，他就目睹日军集体屠杀被俘中国军人两万多人。《还俗记》一书成为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重要证据。

　　1995年8月，我从台湾采访回来后，为找寻《还俗记》一书的原件，通过钮先铭年轻时的同事、原国民党中央军校教导总队高机枪连连长严开运先生所提供的线索，同谢尊一夫妇建立了联系。谢尊一夫妇为了支持我的工作，1995年11月，专程从西安自费来南京，将《还俗记》一书送到我的单位，供拍摄使用。从此，我与他们成为亲密的朋友。

　　呼延如璞老师接到我的电话后，便在西安进行了细致的调查，他首先从陕西省黄埔军校同学会那里了解到魏炳文在西安市和长安县两位侄子的地址，接着又登门拜访，从魏炳文侄子那索要到魏炳文的弟弟魏炳超在台北的地址。之后，又迅速地告诉了我。很快，我同魏炳文在西安郊县长安的侄子魏英通了电话，了解到魏炳文还有几个子女定居台北，但他们都没有来过大陆，魏家堂兄弟姐妹之间也无来往，魏炳文在台北子女的地址不知。

　　再次赴台，寻访凶刀的捐献者

　　1997年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遇难60周年。11月10日，我在两年之后，再次来到宝岛台湾采访。无疑，寻访凶刀的捐献者魏炳文的亲属成为我的首选。

　　11月11日，在台北卧龙街56巷30号的大院里，我叩响了魏炳文的弟弟魏炳超的家门。魏炳超当年72岁了，来台后一直孤身一人，当时独居一室，住在一所“荣民”大院里。说明来意后，老人家告诉我，魏炳文去世后，军刀由其小儿子魏亮保管并捐献出来的。我从魏炳超老先生那里索要了魏亮家中的电话，当天就与魏亮联系上了。

　　几次电话交谈，魏亮在热情中总还流露出少许犹豫。看来他对大陆了解并不多，对接受大陆记者的采访，心中尚有顾虑。

　　几番电话沟通，我们建立了最初的了解，魏亮终于如约来到我住的饭店同我见了面。我对魏亮说：“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抗战是我们共赴国难的一段历史，你们魏家两代人在几十年里有心收藏了这把凶刀，最后又把它捐献出来，对我们民族是有贡献的。我们为这把凶刀调查了两年，找你找了两年，如果当事人不谈，这段历史谁来作证呢？”建立了信任，魏亮便愉快地接受了采访。

　　魏亮是在台湾出生的年轻人，上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他排行最后，是魏炳文生前最喜欢的小儿子。

　　魏亮告诉我，他父亲来台后，一直赋闲在家，家中的这把刀外界一般都不知道，他们一般也不对外人讲。他小时候就常玩这把刀，这把刀一直伴随着他们一家的生活，还引出了许多事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有家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影片叫《扬子江风云》，魏炳文曾经借出这把刀，在影片中当道具用，片中出现过这把刀的特写。有个日本人看到这部影片后，到处打听他们家的地址，三番五次找上门来，要高价收购这把刀。为此，他们先后搬了四次家，躲避骚扰。每次搬家后，这个日本人都想方设法又找上门来，盯得很紧。

　　魏亮说，这把刀很锋利，一尺厚的马粪纸，一刀下去都能砍透。他小时候拿刀砍树玩，用力很猛的时候，握刀柄的手打开，手掌上都沾满许多血渣渣。刀柄上绕有一道道的麻线。小时候不懂，现在想起来觉得恐怖得很。后来长大了，知道了这个刀的来历，就不再玩了。

　　魏亮告诉我，出于好奇，1971年魏炳文去世后，他曾叫台北一家拍卖公司估价，当时他被告知，至少一百万美金。魏亮吓了一跳，回家告诉母亲后，母亲误会他要卖刀，为此还发了脾气。魏亮对我说：“给多少钱我也不能卖，那些被砍的人死得多冤，我怎么能忍心拿他们的血腥钱呢？如果要卖的话，这把刀早就不在我手里了。”

　　1985年初，魏亮的母亲魏常莲去世。弥留之际，老人家交代子女，把这把刀捐献出去，留下了一个普通中国妇女的最后遗言。就这样，魏亮在母亲去世两个月后，经与哥哥、姐姐商量，在抗战胜利40周年的时候，将军刀捐献了出来。

　　魏亮特别告诉我，1997年初，还有一个日本人来找过他，要买这把刀，魏亮对此很警惕。

　　采访结束，我将从南京带来的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刚出版不久的《拉貝日记》中文版本送给了魏亮一本，魏亮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接着，他从包里拿出两瓶台湾产的特级蜂蜜，执意送给我。

　　分手的时候，魏亮问我有多大，说我很年轻，我告诉他我今年42周岁。“哇！”魏亮高兴地喊起来。原来，他今年也是42周岁，生日与我同月，只比我晚十几天。于是，海峡两岸的两只“羊”，两个同龄人的手握在了一起，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一段不应忘记的历史。

　　据了解，魏炳文生前和去世后，魏家在台湾的生活并不宽裕，魏亮本人长期从事公交车的驾驶工作，当时已提前退休，每日还在为生计奔波。魏家两代人不为金钱所动，最终把军刀捐给了历史文物部门，反映了他们对历史的负责。

　　海峡两岸是一家，打断骨头连着筋。中华民族向来就有讲“义”的传统，我想在这件事情上，魏炳文先生一家所表现出的“义”应该是一种民族的大义。

　　一把凶刀，一条漏网的“恶鱼”

　　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至今仍完整保存着当年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原始档案。其中向井敏明、野田毅和田中军吉这三个用军刀杀人的刽子手最为突出。

　　1937年11月，南京陷落前夕，侵华日军由淞沪战场向南京进军的途中，有两名杀人成性的日军少尉，突发奇想，提出进行灭绝人性的“砍杀百人大竞赛”，以谁先杀满100人为竞赛目标。这两名刽子手都在日军第16师团供职，一名叫向井敏明，26岁，山口县人，任炮兵小队长；另一名叫野田毅，25岁，鹿儿岛人，是富山大队的副官。12月10日，向井、野田到达南京紫金山下时，向井砍杀了106人，野田砍杀了105人。

　　日本《东京日日新闻》连续四次对杀人竞赛过程进行了追踪报道。在战时的日本，向井和野田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和少男少女顶礼膜拜的英雄。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他们的这种杀人比赛不是在战场对垒中的砍杀，而是对放下武器的俘虏的虐杀。在日军种种残杀手段中，进行“百人斩”杀人比赛，尤其令人发指。日本作家森山康平揭露：正因为“屠杀是为了取乐，所以很多士兵发明并且实行了各种各样的残酷手段”。

　　向井敏明杀人使用的军刀叫“关荪六”，是日本的一种名牌刀。向井曾对《东京日日新闻》社的记者说：“不知不觉中，我和野田都超出了一百人，好高兴啊！我的‘关荪六是因为在劈一个家伙的时候，连他的钢盔和身躯都成了两半，因而刀刃受了点损伤。战争结束之后，我一定会把这把日本刀赠送给贵社。”

　　在战时，野田毅曾经回到他的家乡，在母校鹿儿岛县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他在对六年级的学生作报告时炫耀说：“实际说来，在冲锋突击的白刃战中，只不过砍杀了四五人而已。我们是在占领了敌军战壕时，对着里面呼叫：‘你，来！来！那些支那兵……就一个跟着一个出来，走到我的面前，我把他们排列好了，然后一刀一个地砍下去……差不多都是这样干的，我们的行为并没有那么‘勇武，却以‘刀劈百人而出了名。”

　　野田毅的这段话，已经把他们屠杀放下武器的军人的暴行和盘托出。那些“一个跟着一个出来”，被“排列好了”，然后又被“一刀一个地砍下去”的中国军人，正是放下武器不再进行抵抗的战俘。

　　由此看来，向井、野田这两个凶手他们杀人的地点、数量、杀人军刀的类型，都与台北的这把杀107人的凶刀不符。因此，台北的这把日军凶刀不能认定是向井或野田所有。

　　南京陷落时，首先攻入南京的是谷寿夫中将率领的日军第6师团，第6师团大尉军官田中军吉更是一个狂妄的军国主义分子。田中军吉从南京城南的何庄到江东门军人监狱及水西门之间，用自己的“助广”军刀砍杀了300名中国人。

　　事后，田中军吉在日本的《皇兵》一书中写文章讲述了自己的杀人经过，文中还配上了“助广”军刀的照片。显然，台湾的这把杀107人的凶刀也不是田中军吉所有。

　　在南京黄埔路与中山东路交叉口，有座上世纪二十年代倡导“国粹”时建造的宫殿式的大屋顶建筑，厚重的基石承载着历史的重负。抗战胜利后，这里成为中国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

　　南京大屠杀中，杀人比赛的日军两少尉向井敏明、野田毅，残杀300人的日军大尉田中军吉，被先后引渡来华，在这里接受公开审判。

　　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虽然在实施“百人斩”暴行时，只是少尉军衔，也是抗战胜利后被逮捕受审战犯中的低级军官，但是，他们的犯罪事实太残暴、太凶恶。因此，对他们的审判规格也是最高级别的。

　　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自1947年11月6日起，开始对向井敏明、野田毅进行侦讯。侦讯中，两战犯供认曾入侵南京，并认识日军随军记者浅海。

　　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起诉书中称：两战犯进行杀人比赛的事实，“业经敌随军特派员浅海、光本及浅海、铃木等，先后将目睹情形，电达东京各报纸连篇登载，万口争传，誉为勇壮。并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办事处获之《东京日日新闻》可资考核对。该报所登载被告之照片，亦属相符，证据确凿”。

　　最终，向井敏明、野田毅和田中军吉都被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于1948年1月28日，押赴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伸张了正义。

　　然而，台北的这把“南京之役杀107人”的军刀持有者，一个罪大恶极的屠夫，在战后的几十年里，却成了一条漏网的“恶鱼”，一个逍遥法外的罪犯。大海茫茫，苍天有眼，罪恶的刽子手现在何方？

　　当然，我们很希望能找到这个凶手，并为此做出了努力。我曾查阅了大量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史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胡菊蓉教授也帮助一同查找，调查在河北定县缴械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在中国战场移动的情况，试图找出第一旅团与南京大屠杀屠城部队的关系。1998年3月，我在采访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原日军第16师团士兵东史郎时，也向他了解过，又利用去日本的工作机会查询过多次。

　　然而，由于年代的久远，许多当事人的故去，查找凶手变得十分困难。但是，我觉得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为了掀起民族复仇主义，而是为了证明一段历史事实。

　　我想，這个杀107位中国人的凶手，如果没有在中国战场被击毙，他今天还活着的话，想必也是个高龄老人了，我尤其希望看到他今天的态度，就战争罪行对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作个交待。

　　从1937年至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已经80多年了，还不断有新的证据被发现出来，这充分说明当时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残酷性。

　　日本发动的大规模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是巨大的。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达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战后，中国只对少数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进行了正义的审判，而对放下武器的200多万日俘以及日侨，都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将他们陆续全部遣返回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又成功地改造了一批日本战争罪犯，并最终将他们全部特赦回国，使他们成为促进中日友好的新人，这充分表明中华民族仁爱善良的民族秉性和宽大胸怀。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日本国内还不断地有人美化侵略战争，甚至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史实，其态度是全体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受害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只有正视历史，才能面向未来。

　　中华民族大家庭，两岸亲情血样浓

　　为调查、收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证史料，海峡两岸同胞始终给予了我热情的关心和支持。为调查一把侵华日军“百人斩”凶刀，我能有机会两次赴台湾采访，把调查结果对比联系，理清线索。许多人问我，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那就是血浓于水的同胞亲情。

　　第一次赴台，我们在台北采访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朱传誉先生，并不是我们事先知道的线索，而是朱先生在台湾的电视里看到我们来台的消息后，主动找到我们，要求为历史作证的。面对我们的摄像机，朱先生指着自己腿上被日军砍杀的伤疤说：“这个记录到现在快60年了，老天爷要我活下来，就是要我做今天的这个历史见证。”

　　94岁高龄的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查官顾问、台湾大学教授桂裕先生对我们说：“从受害国家讲，战后对日本战争罪行的处罚还太轻，甚至它顶高的人都应该承担全部战争责任。”

　　84岁的蒋纬国先生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谈道：“对南京大屠杀，我最不满意的是，他做了这件坏事，由他的政府、由他政府的教育当局来篡改历史，否认这件事情。这是人类的道德所不允许的，是后来的日本人不允许当年的日本人如此做的。我为他们忧，为整个人类文化忧。怎么可以人类文化到了二十世纪的末了，还会有这种做了坏事又全部赖光了的？”

　　1997年11月25日，我第二次赴台采访回到南京4天后，又赶赴四川大竹，采访日军“百人斩”凶刀的收缴者余鸿成老人。中共四川大竹县委在山区连续降雨，道路损坏受阻，交通非常不便的情况下，派出专车由县台办张维茂主任亲自带车到重庆机场接我。大竹到重庆的170公里道路他们走了十几个小时，最后快到机场的两公里路，汽车受阻无法通行，他们硬是步行赶到机场准时接上我。接着，又继续驱车赶路，170公里又走了17个小时，在路上颠簸了一个通宵，他们没有一声怨言。县委办公室的李副主任对我说，这件事情涉及到我们的国格问题，县里领导说要全力支持。

　　余鸿成老人见到我时非常高兴，我们通过书信交往了两年，终于在四川大竹见了面。当时余老正患眼疾，为接受电视采访，他提前到医院拆了线。当我把从台湾带来的魏炳文先生的照片拿给他辨认时，余老戴上老花镜，在灯下看了又看，最后负责地说：“不错，就是他。”

　　余老当年77岁了，还经常向学校的孩子们讲述抗战的故事。他对我们调查日军战争罪行的工作，表现出由衷地欣慰。我问余老：“您作为一位参加过抗战的历史老人，对那段历史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余老略作思考后对我说：“枪炮轰鸣，硝烟弥漫，尸横遍野，屠杀惨绝人寰。这就是我记忆中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

　　围绕这把日军凶刀的调查，牵发起海峡两岸中国人的爱国情感。共赴国难的历史，共同的民族情结，把两岸的中国人连在了一起。

　　海峡两岸一衣带水，两岸同胞情同手足。亲情无边，亲情无价。

　　苍天有眼，漏网“恶鱼”浮出水面

　　2017年8月，我们1995年赴台摄制组成员，现任上海台湾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的倪永杰与我联系，告知保存在台湾的那把日军“百人斩”凶刀的持有者有了下落。我迫不及待地看完倪永杰发来的相关材料，兴奋无比。

　　原来，近期有学者经过查证，这把“南京之役杀107人”的日本军刀的持有者叫马见塚八藏，是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的军官。

　　调查者通过查阅《终战时帝国陆军全现役将校职务名鉴》，得到了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在向中国军队第16军投降时的所有日军军官名单，又通过查阅《南京战史资料集》中所有参加南京战役的日军军官名册，终于锁定了唯一一位参加过南京大屠杀，且日本投降时在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任职的日军军官——马见塚八藏。

　　马见塚八藏为日本鹿儿岛县人，生卒年月不详。1937年南京大屠杀时为日军大尉，担任日军第6师团步兵第23联队第11中队队长。1938年初调走，后任职务不详。

　　1944年1月15日，马见塚八藏就任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独立步兵第72大队大队长，时为日军少佐。

　　1945年9月，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于河北定县投降，随后就地警备等待中国军队接收。1946年1月，向中国军队第16军缴械，前往天津收容所。1946年5月，马见塚八藏回到日本鹿儿岛。战后一直逍遥法外，逃脱了审判，在鹿儿岛得以终老。

　　虽然调查尚未考证出马见塚八藏的生卒年月和完整履历，但是调查者通过查阅《二二六事件研究资料》依然可以勾勒出这位刽子手的人生轨迹。

　　1935年，马见塚八藏即为日军第6师团步兵第23联队的小队长，深受炮制侵华理论、被称为日本“纳粹主义教父”的北一辉等人的军国主义思想熏陶。同年4月，他在第23联队的青年军官杂志《青云》上发表了题为《实施昭和维新与青年军官之奋起》的文章，提出“现阶段日本青年军官的首要任务就是实施昭和维新，彻底把日本改造成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并呼吁日军所有青年军官迅速奋起，加入昭和维新的大军之中”，大肆鼓吹军国主义。

　　1936年2月26日，日本陆军的部分“皇道派”青年军官发动叛乱，对政府及军方高级成员中的“统制派”意识形态对手与反对者进行刺杀，意图彻底肃清政府内的元老，让军队全面接管日本政府。然而，叛军并未成功杀害时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冈田启介和占领皇居，他们也未成功争取到高级将领的支持，加上日本天皇对于这次政变行动备感愤怒等因素，进而导致叛军未能实现政权的替换。

　　“二二六”叛乱最终遭到扑灭，“皇道派”因此在军中影响力削减，而同时增加了日本军队主流派领导人对日本政府的政治影响力，实现了军财联袂，确立了军部在内阁的统治地位，从而使日本大大加速了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步伐。

　　马见塚八藏是“昭和维新”的一贯鼓吹者，也曾参加“二二六”事件的密谋，但由于他所在的步兵第23联队当年驻日本北九州，“二二六”叛乱发生时并没能参加在东京的活动。1937年，马见塚八藏晋升大尉军衔，但是到了1945年，他的军衔仅升了一级，官至少佐，而和他同期的日军军官大多已官至大佐。也许，这正是他受“二二六”事件的牵连，在军中地位一直不高的体现。

　　可以想象，这个一贯以“昭和维新男儿”自居，却因为皇道派失势，而在军中屡遭打压的日军中队长，在1937年8月，随第6师团侵略中国时，内心对于中国是一种怎样的仇恨。然而，就在他刚刚投入侵略战场不久，就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1937年8月底，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率部驰援南口战场，指挥第14集团军在北平西郊突破日军阵地，一度威胁日军在北平的指挥部。马见塚八藏所在的部队是日军第6师团步兵第23联队，他们刚刚踏上中国的土地，就被派往门头沟、千军台附近同中国第14集团军展开激战。此次战斗，日军第23联队损失惨重，付出了死177人、伤371人的代价，而马见塚八藏也在战斗中负伤，被送到第6师团野战医院休养。

　　1937年11月初，由谷寿夫中将率领的第6师团从华北转战华东，在杭州湾登陆。不久，马见塚八藏伤愈歸队，参加了南京战役。在12月12日的南京攻城战中，先是在雨花台、中华门附近同中国守军激烈战斗，突入南京城后又担任南京西南城区的扫荡。马见塚八藏在用军刀一次又一次地砍下了中国人的头颅后，在凶刀上刻下“南京之役杀107人”的字样，足见马见塚八藏对于此事何等嚣张。

　　1938年，马见塚八藏调离第6师团，随后几年的任职情况和经历不详。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百废待兴，并没有人了解他、注意到他。这样，一个凶残杀害中国人民的“百人斩”恶魔平安回到日本，逃脱了战后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的审判，而且长期不为人知。然而，苍天有眼，马见塚八藏藏得再深也改变不了事实，终究会被人类的正义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让冤魂安息，让和平永奠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一段辛酸的往事，但这个故事并没有完。一把罪恶的屠刀，107位冤魂。罪恶没有忏悔，正义没有伸张，冤魂没有安息。当年，对日本战争罪犯的审判并不彻底，今天，日本也没有认真反思战争教训。

　　在德国，歌颂希特勒和展示纳粹标志都是违法的，但在日本则不然。战后，日本右翼盗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7名甲级战犯的骨灰，在爱知县三根山山顶，建造了所谓“殉国七士墓”，墓地成为日本右翼势力的“圣地”；在名古屋，纵容部下展开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大将的家乡，他的《南京入城式有感》诗堂而皇之地刻在岩石上，供奉在神庙里。

　　位于九州岛的宫崎是日本天皇的故乡，也是日本皇军、海军的发源地。1938年，宫崎县知事为了庆祝神武天皇诞辰2600年，奏请日本政府建造“八纮一宇”石塔，请求收集日本在海外占领地的石头，运回日本国内建塔。日军统帅部曾向一线部队下达命令，在占领国的最前线限期取石。

　　“八纮一宇”塔从1938年开始建造，1940年竣工。在全塔1789块石头中，有372块石头从海外掠夺而来，其中，从中国大陆掠夺196块，从台湾掠夺42块，共计238块石头来自中国。来自中国的石头，又有4块来自南京，分别取自南京的明孝陵、中山陵、紫金山和东炮台。这些从海外掠夺来的石头，被用来建筑“八纮一宇”塔的塔基，上面层层压着的是日本当地的石头。

　　战后的日本政府迫于舆论的压力，曾一度把塔身上的“八纮一宇”字拆除。风声一过，又将其恢复。1964年第18届奥运会在日本举行，日本竟将奥运圣火在塔下点燃，瞒天过海，欺骗世界，这些都见证了战后日本的社会现状。

　　更有甚者，日本政府的教育当局篡改教科书，“侵略”变成“进入”，多届首相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甚至企图修改战后和平宪法，改变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挑战人类正义的底线。这是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受害国人民，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所不能答应的。

　　2007年10月，我作为四集纪录片《见证南京大屠杀》的总编导，在东京采访了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先生。村山富市先生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家，他在首相任内，曾于1995年到北京卢沟桥参观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馆。卸任后的1998年，村山先生又来到南京，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凭吊遇难的中国人。村山先生是战后日本首相中，第一个就日本战争罪行，公开向中国人民表示道歉的。

　　采访中，村山先生说，战后的日本，对历史问题的态度一直很含糊，他在任期内，对日本的战争罪行，向亚洲各受害国表示了明确的态度并道歉。他认为，只有这样，日本才能与亚洲各国友好相处。

　　我对村山先生说：“我多次来过日本，我看到的日本经济发达，社会文明程度高，人与人之间也都彬彬有礼。按您的年龄您是长辈，我是晚辈，没有经历战争。我很难想象几十年前，日本军何以在南京、在中国如此残暴？”村山先生回答说：“我从小就受到‘脱亚入欧的军国主义思想教育。当时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日本军人到了战场，把军国主义的思想发泄出来，一直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下去。”

　　当我谈到中国战后善待200多万日俘、日侨问题时，村山先生说，他不久前到辽宁葫芦岛参加了那里的遣返日俘、日侨60周年纪念活动。在这之前，他并不知道从1946年起，中国仅在葫芦岛港一处，就在很短的时间里，将105万日俘、日侨安全地遣送回国。战后的中国百废待兴，中国能够如此人道地对待战败的日本，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博爱和宽大胸怀。村山先生表示，他要把这些事实告诉日本人民，日中两国要永远友好。

　　侵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在南京烧杀淫掠的暴行，是反和平、反人类、反国际法准则和战争法规的犯罪行为，是日本法西斯泼洒30万中国人鲜血，写在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的一個永远磨灭不掉的历史事实。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台北保存的这把日军“百人斩”凶刀，成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共同声讨侵华日军战争罪行的铁血证据。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