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朋

　　由许广平编纂、成书于1937年6月的《且介亭杂文末编》，收录了鲁迅临终前大半年间的文章。这本书可视为鲁迅最后的启蒙。

　　亡国灭种的外部危机，昏乱愚昧的内部忧患，相互交织，救亡与启蒙遂为近现代中国的两大主题。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契机，先烈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同时，高扬民主、科学，以全新的文化启蒙教育中国民众。两者互为表里，成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主旋律。鲁迅称自己做小说的主见，是“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他把国家民族的沦亡与国民精神的堕落紧密联结，以文艺为启蒙、救亡的武器，既与帝国主义、反动军阀等凶恶的敌人作斗争，又与形形色色搞愚昧、奴化的叭儿狗文人打持久战。鲁迅对中国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启蒙工作，一以贯之，从未懈怠，直至生命的终点。

　　鲁迅的启蒙聚焦于人的独立、自由和解放，以“立人”作为救亡、抗战的根本。《末编》延续其早期“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热风·随感录四十》）的启蒙宗旨，坚持“中国原是‘把人不当人的地方”（《续记》）之定见，切中国家衰败、落后挨打的要害。而且，鲁迅具有人类共同命运观，主张“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捷克译本》）。全世界所有受苦受难的人们需要互相扶持，他教国人“明白世界上其实许多地方都还存在着‘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是和我们一气的朋友”（《写于深夜里》）。这种普世的人文关怀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突破狭隘民族主义，彰显着鲁迅的大爱！临终前的他，不想“静静的死”，是因为“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这也是生活”……》）他生命不息、启蒙不止，就为了天下被奴役的人们都能做自由幸福的文明人。

　　鲁迅人生尽头的1936年，全面抗战的呼声高涨，中国的救亡运动跨入新阶段。身受重重压迫又被病痛折磨的鲁迅，写下《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等文章，鲜明表述自己的抗战立场，无条件地擁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但对统一战线内部的投降倾向、分裂阴谋以及奴才思想种种，他都予以有力的抨击。“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半夏小集》）鲁迅的抗战、救亡理念，远胜于所谓“国防文学”。它杜绝任何形式的奴化教育、奴才文化，挑明“爱国奴”与亡国奴的同一本质。在鲁迅看，国难当头、救亡为先，但启蒙不该被压倒或冲淡，而是要坚持和强化。唯有这样，中国人民才能真正站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且让我们来看看，鲁迅的《末编》是怎样为启蒙，为国人的独立、自由和解放而作的抗争：

　　当罗家伦把德国希特勒《我的奋斗》作为“星期标准书”推荐给大众，吹捧希特勒崛起为近代史上“一大奇迹”、“尤须由此处入手”认识“大奇迹”的时候，鲁迅奋起痛斥堂堂中央大学校长的险恶用心：“真是奇杀人哉！”（《大小奇迹》）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我的奋斗》，是把杀人的“软刀子”，是搞独裁专制的教科书，祸国殃民；将此书推荐给中国大众，岂不暴露了国民党奴役民众的法西斯面目么？

　　在《申报》的《儿童专刊》大讲武训如何“跪下来”乞讨、兴办义学的故事，还问小朋友“有什么感想”，鲁迅抨击武训毫无人的尊严的奴才相，并代小朋友诘问：“大朋友！你讲了上面的故事，是什么意思？”（《难答的问题》）这不是要中国的下一代像武训那样跪着苟活、做顺从的奴才么？这样的奴化教育，与鲁迅的启蒙格格不入。

　　又是《申报》的《春秋》副刊文章，宣扬“无时无地无事而不爱国”的庸俗爱国论。说什么“吃西瓜时，也该想到我们土地的被割碎，像这西瓜一样”；鲁迅斥责其虚伪、无聊说，我们的义勇军战士吃西瓜，只为解渴，并不会“想到此外任何好听的大道理”，又说“这样整天哭丧着脸去吃喝，不多久，胃口就倒了，还抗什么敌”。（《 “这也是生活”……》）连吃西瓜都要想到列强瓜分中国的屈辱，貌似全方位、全天候的爱国，实则脱离生活真实，是强人所难的乔装做作，与以人民为中心的理性爱国主义风马牛不相及。除了自欺欺人，别无他用。

　　最能展现鲁迅最后的启蒙的，要推作于9月27日的《“立此存照”七》。当天《申报》的《儿童专刊》有篇针对小学生的文章，就成都、汉口等地日本侨民遇害事件大发议论，公然声称“杀害外侨，这比较杀害自国人民，罪加一等”。它还劝导小朋友要“敬视任何的外侨”，说“这才是大国民的风度”。据胡风回忆，鲁迅读后生气了许久，曾激愤地说：“什么话！中国人的生命比外国人低贱，已经开始替人来向孩子们灌输奴才思想了。”病中的鲁迅当天作文批驳：“我们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希望我们对于自己，也有这‘大国民的风度，不要把自国的人民的生命价值，估计得只值外侨的一半，以至于‘罪加一等。主杀奴无罪，奴杀主重办的刑律，自从民国以来（呜呼，二十五年了！）不是早经废止了么？”鲁迅读过、听过的“人首畜鸣”，可谓多矣；可对此类把魔爪伸向孩子的恶行，他不禁义愤填膺地痛骂：“大朋友，我们既然生着人头，努力来讲人话罢！”鲁迅深知孩子是民族的未来，小朋友沾染奴才思想不能不祸及中国的将来。对鲁迅而言，启蒙须从娃娃抓起，才能代代相续地推动中华民族的发展与进步，促使中国人民站立起来。

　　鲁迅最后的启蒙，亦是他的临终关怀和“遗嘱”。他对敌人“一个都不宽恕”（《死》），他推崇章太炎“战斗的文章”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充分表明鲁迅真正把五四新文化的启蒙和战斗精神坚持到生命终点。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界，如鲁迅这样“老牌”而又未颓唐的启蒙者，几为绝无仅有。一生恪守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鲁迅，坦言自己哪怕死了，“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因为狮虎鹰隼在大漠、天空、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而癞皮狗“只会乱钻，乱叫，可多么讨厌！”（《半夏小集》）其人的尊严，不容奴才糟践！

　　鲁迅的伟大，既在其救亡的热烈、英勇，又在其启蒙的执着、踏实。珍惜鲁迅留下的启蒙遗产并将之发扬光大，以助力人的现代化，这于我们今天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仍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责任编辑：巫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