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军委为加强人民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把实行军衔制的问题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主要按照军功、资历、任职来进行军衔的评定，参考标准分为三项：军官编制军衔基本上是以一职一衔和一职二衔规定的。如：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长、军兵种司令员、军兵种政委授予上将至大将军衔；国防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后勤部副部长，沈阳、北京、南京、济南、广州、武汉军区司令员、政委，军兵种副职，军事、政治学院副职，兵团司令员、政委授予上将至中将军衔，以此类推。在被授的1000多位将军中，有两位将军比较特殊，甚至传为佳话。

　　“皮有功，少晋中”

　　评定军衔时，皮定均按条件、资历，原定为少将军衔，毛泽东得知后，破例批示：“皮有功，少晋中。”

　　那么，毛泽东眼中的“皮有功”，到底是什么功劳呢？

　　1946年6月初，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国民党军约30万人将中原军区6万余部队围困在以湖北大悟县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100公里、人口仅40多万的狭长地带内。计划7月1日发起总攻，48小时内一举包围歼灭。

　　中原军区得知情报后，决定从西面突围，由皮定均任旅长的第1旅担任掩护任务，可该部7000多人，要拖住近30万的敌人，困难可想而知。皮定均临危受命，表示就是自己和全旅同志都牺牲了，也要拖住敌人，保护主力突围。为了迷惑敌人，皮定均采用疑兵之计，派大量部队夜里向西、白天向东来回转，造成我军大部队向东集结突围的假象，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引导他们向东面开炮。这一招果然奏效，敌人调集兵力，拼命向东进攻，而西面的防御一下就松懈了，为主力突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经过连续三天的阵地战，当敌人发觉上当转而向西追击时，却被第1旅死死拖住，甩不開，走不脱。敌人眼看追剿我军主力无望，又准备“围剿”第1旅。为了减轻主力的压力，此时的皮定均在原定的三条突围路线中，选择了一条难度最大的突围方向——向东到苏皖解放区，这样就能与主力完全背道而驰，可以减轻西进主力的压力。为了麻痹敌人，皮定均又用了一个疑兵之计，先向西虚晃一枪，造成向西追赶主力的假象，然后隐蔽起来，等敌人向西找不到第1旅的去向而相互埋怨时，皮定均的部队已向东走了好几百里。最终第1旅历时24天，横跨鄂豫皖三省，行程750余公里，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以三个团5000人的完整建制到达解放区，创造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的成功战例。自此，皮定均以敢打恶仗、硬仗而威名远扬。

　　正是中原突围这一仗，皮定均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实，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皮定均就为太行山根据地立过功劳。1939年7月，面对日军“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蓄意破坏，太行山根据地面临空前严重的形势。此时，师长刘伯承找到任特务团团长的皮定均，要求他确保交通枢纽（邯郸—长治大道）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中。皮定均迎难而上，采用多种战术，如针对日军行动相对集中、距离较远的特点，采用“破击战”，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和通讯联络，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经常有成百辆汽车瘫在公路上不能行动，遭我军民袭击。针对日伪在沿途设立据点，皮定均采用“夜袭战”，组成三五人一组的夜袭队，利用熟悉有利的地形逐一进行爆破，人们几乎每晚都能听到敌人碉堡的爆炸声。针对日军的夜间巡逻队，皮定均采用“麻雀战”，让战士们隐藏在山头或青纱帐里，瞄准时机，猛打一气，打完就跑，经常使敌人死伤无数而找不到攻击目标。针对日军的“三光”政策，他又采用地雷战，炸得敌人心惊肉跳，寸步难行。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皮定均特务团与一一九师兄弟部队一起，充分发挥毛泽东倡导的游击战的强大威力，歼灭敌人2000多人，迫使日军不得不逃出邯长大道，确保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安全。

　　“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镜子”

　　参照中央军委规定的条件，正兵团级现役军队高级干部一般都要授予上将军衔。可是1949年底就担任第一兵团政治委员兼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副书记，而且当时还是中央军委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的徐立清，却只授了中将军衔，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955年，时任中央军委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的徐立清，参与了军衔的评定工作，他反复衡量，逐个审查，经常工作到深夜。按照徐立清本人的条件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可是当他看到授予上将的名单有他时，就向中央军委和罗荣桓写信，要求不要授予他上将军衔。他见军委上报给毛泽东主席的上将名单仍然有他，就又给毛泽东、罗荣桓写信，请求不要上将军衔，还以自己主管干部授衔工作和便于向干部做工作为理由，要求低授。一些老同志劝他说：“你符合上将条件，非要个中将，其他够上将条件的同志该怎么想？”徐立清表示：“我是总干部部的副部长嘛，是负责授衔工作的，与别人不一样，他们也会给予理解的。”

　　彭德怀几次找他谈话，但是，他坚决要求把自己降低为中将，彭德怀苦笑着说：“别人都说我是拗脾气，我看你比我还拗！”彭德怀在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到这件事时说：“徐立清我了解他，人很好，没有名利思想，而且言必行，行必果。”毛泽东接着说：“不简单哪，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品格，古来如此！”最后中央军委接受了他的授予中将军衔的要求。

　　授衔仪式举行的前一天，周恩来总理又专门打电话邀徐立清到中南海面谈。徐立清说：“我授低了，有利于做他们的工作，这完全是为工作考虑的。”周恩来最后同意了徐立清的要求，是这么评价他的，“我说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镜子，是难得的一位好同志嘛”。

　　这样的推让，徐立清其实不是第一次。1951年2月10日，中央军委颁布《关于干部评级工作指示》，徐立清具体负责这项工作。评级工作涉及到每位干部的切身利益，不少人找到徐立清，希望高定。为推动这项工作的进行，徐立清把自己应该评的正兵团级主动降为副兵团级。徐立清曾任一兵团政委，现在又是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按照评级条件应定正兵团级。彭德怀不同意徐立清定副兵团级，并约徐立清面谈。徐立清说：“我身为干部管理部副部长，应该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副兵团也不影响我的工作，反而我会更好地做大家的工作。”彭德怀说：“要求高级别的应该批评，要求低级别的也不应该。两者都不符合评级规定的条件，我看就按照条件办，这样更有说服力。”最后，在定级的报告书上，彭德怀将徐立清的副兵团级改为正兵团级。

　　徐立清正是以自己的高风亮节赢得了人们的尊敬。老将军陈明义回忆他时说：“徐立清搞了一辈子干部工作，他任人唯贤，公道正派，我很敬佩他，也很怀念他。”

　　正是这两位开创了授衔时的佳话，也彰显了共产党人无悔的信仰和铮铮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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