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正欣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业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土改以后，很快就在农村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1958年又将全国74万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2.6万个人民公社，超越了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加上高度集中的劳动方式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阻碍。

　　“文革”中，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在农村，“文革”的冲击加上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固有的體制痼疾，农业生产发展举步维艰，广大农民辛辛苦苦一年忙到头，仍然“春季吃粮靠返销，冬季烧柴靠煤票”。“文革”结束好几年，学大寨运动还在全国进行，农村生产力始终没有得到恢复，农民缺吃少烧的状况依然相当普遍。

　　我们口岸地处长江边，境内的高港码头每天有上海班、南京班、镇江班往返，有申汉班、申渝班经过，外面的消息来得快，三年困难时期后期，安徽有的地方已经偷偷搞起了分田到户，有了多余粮食，开放了农贸市场，口岸有很多人去安徽贩大米和山芋干。“文革”结束不到两年，又从安徽传来包产到户的消息，使口岸不少农村干部心动起来。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年年底，口岸镇党委召开了各村、各单位负责人会议，传达贯彻会议精神，部署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镇上的会议结束后，各村、各单位回去继续组织讨论。到了各村，讨论时就要联系农村实际，不少村在讨论中联系到如何才能解决农民温饱问题，讨论了3天，谁也没有拿出好主意。

　　其实主意还是有的，不少人心里也都清楚，安徽就是现成的榜样，过去那里是有名的穷地方，如今搞了包产到户后，不但解决了温饱，还有余粮往外卖。当时大家对安徽实行的分田到户具体形式并不清楚，但认为只要能像他们那样就好了，但谁也不敢把这话说出来。

　　当时粉碎“四人帮”已两年多，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人们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纠正“文革”的错误，但有人坚持“两个凡是”，继续坚持“左”的错误，于是，1978年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通过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重新确定了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这场讨论一直延伸到基层，口岸镇各村在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时也要求补上这一课。

　　在蔡滩村支部的讨论会上，就如何解决农民温饱问题，有支部成员认为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外地有些地方联产到组已经取得成功，实践证明了是对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可大家话到嘴边留三分，支部书记丁其锁窥破大家的心思，因势利导，鼓励大家敞开心扉，讲出心里话，最后终于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决定先在十三圩队搞试点。

　　第二天，支部一班人一起参加了十三圩生产队的讨论，参加会议的有十三圩生产队长、会计和群众代表等11人。会上你一言，他一语，气氛热烈。有人想向上伸手，等、靠、要，也有人说我们也有一双手，还能没饭吃？一个叫仕明的社员说，我们有手艺，只要上级允许，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活人哪能被尿憋死！

　　这时，支部书记丁其锁抓住发言的苗头，及时引导说，仕明的发言很好，解决用钱的问题就应该允许瓦匠拿瓦刀，木工拿木刨，油漆工拿批刀。队长陆兴和接着说，全队113人吃饭、烧草、用钱，这付担子他一人挑不动，还是发挥大家的作用吧，大家都来想想办法就好了。

　　接着，女能人奚改改、许桂兰见大家说了半天还在兜圈子，便快人快语地讲，大集体干活浪工、窝工现象严重，有人出勤不出力，还没有人敢批评，投机取巧的拿大工分，老实巴交的出力吃苦，还记不到满工分。她们说：“要想解决吃饭、烧草和用钱的问题，就得像人家安徽那样，把田分下来种，你们村支部敢不敢？”

　　支部一班人到十三圩开会本来就是来做联产到组试点的，现在群众把要求分田到户的问题提出来，要支部拿主意，一班人又犹豫起来。虽说安徽已经取得成功，但安徽不等于江苏，我们这里的上级没有布置，现在真要把田分下去，出了事这责任谁来负，最后决定，十三圩先不搞分田到户，搞联产到组，落实生产责任制，实行全奖全赔。

　　村支部将联产到组的方案上报给口岸镇党委，党委同意先搞试点。其实，十三圩试点“联产到组”的“组”，不是指生产队这个行政体制的“组”，而是几户人家分成的作业组。第二天，队长陆兴和、会计陆兴江就开始拿方案，将组的划分、田的搭配、组长产生、奖罚制度等方案经讨论通过，全队76亩耕地，近50个劳力，按人、田、劳划成了4个作业组。

　　当年秋播后，十三圩生产队开始了联产到组运行，各组的劳动积极性空前提高，组与组之间暗地较劲你追我赶。经过一年的实践，各组生产成本下降了近20%，粮食产量增加了两成以上，十三圩队想了十几年未能达到的粮食单产超千斤目标，联产到组一年就达到了，亩产达1200斤以上，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均减轻了一半，群众自由支配的时间多了，不少人农闲时干起了家庭副业和“五匠”。

　　十三圩联产到组试点取得了成功，当年秋冬，这个队吃粮再也不靠返销，烧柴不靠煤票了，多数人家也有了零用钱。这一模式得到镇上和县里的肯定，1980年春，在全县“四干会”上，村支书丁其锁介绍了十三圩队联产到组的经验。很快，全镇不少生产队也搞起了联产到组责任制。

　　尽管十三圩的试点取得了成功，但部分干部和群众还认为，联产到组可以，毕竟还是大集体下的一种承包形式，但若分田到户，思想就不通了。再说上级推广和认可的是联产到组，也不是分田到户。而在有些地方，或是由于村队干部疑虑重重，或是在社办厂务工的多，对落实联产到组也不感兴趣，于是在全镇面上，不少人还在徘徊观望。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中央1号文件），指出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中央又一个1号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从此，各级党组织才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搞起了分田到户。endprint

　　1983年中央1号文件下达后的当年四五月，中共扬州地委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地区大力推行生产责任制改革——也就是分田到户。泰兴县委为贯彻会议精神，决定由各区委、区公所先组织工作试点。时任口岸区委书记的陆光明和区长周岳商量决定，该工作先在口岸镇许陈村试点，然后全面铺开。

　　去许陈村试点由区长带队，口岸区所属的口岸、刁铺、许庄、永安、马甸、田河等六乡镇分管农业的副书记或管委会副主任、各乡镇经营管理科长、生产助理参加，一个乡镇3人。这些人作为试点工作组成员先行培训，时间半个月，集中食宿。地点放在与许陈村紧邻的镇属口岸畜林场，住宿在空闲的猪舍和养蚕场内。

　　试点分四步进行，第一步召开群众大会，周岳区长在会上传达扬州地委文件，讲述分田到户的意义、做法和工作要求。第二步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讨论，驻组的工作队员参加讨论作引导发言，统一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第三步实际丈量田亩；第四步把田亩划分到户。

　　讨论一开始，会场上议论纷纷、众说纷纭，少数人甚至显得情绪激动，流露出抵触情绪，这些人中有的还是老干部、老党员，他们对会议精神很不理解，个别人还当场责问工作组的同志，说他们这样做是要开历史的倒车、复辟资本主义，责问工作组同志是何用心。

　　当时反对分田到户的人有一句说法，叫做“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他们有的人是认识问题，真的是怕复辟，怕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而有的则是出于个人私心，生怕分田后失权、失去经济利益，从而增加了分田工作的难度，使原定的工作计划实施受到影响。

　　这些抵触情绪表现在干部中，主要是“文革”刚结束不久，有些人对“文革”中批判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记忆犹新，生怕分田到户会被说成走资本主义道路，有朝一日再遭批判，因此没有人敢公然支持分田到户，即便心中赞成口头上也不敢支持，也要作出维护集体的姿态。

　　抵触情绪反映在群众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口岸地处沿江，乡镇工业比较发达，大批农村劳动力进了厂而自己并不种田，工资收入丰厚，远超种田的收入，他们误以为一旦分田到户，自己就会困守在土地上而不能进厂务工，从而影响自己的收入。

　　根据出现的新情况，工作组同志反复耐心做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有的甚至登门若干次，向干部和群众宣传，党的农村政策是为广大农民着想的，是改革大锅饭、大呼隆的需要，是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好办法，是完善社会主义而不是破坏社会主义，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分田到户才逐步在广大农村推开。

　　思想统一了，加之工作方法缜密细致，工作开展就顺利多了。在具体操作实地丈量田亩时，要求尽可能准确，做到不重不漏不错，合理评定地块优劣，土地分为好中差三个等次，分田时好中差搭配，远近搭配，确定人劳比例，交群众讨论。

　　这个比例一般都是按人三劳七和人四劳六分配，对此方案，最终得到了多数群众的认可。

　　在许陈村搞分田试点时，镇乡行政体制发生变化，人民公社取消了革委会，改称公社管委会，当时口岸公社党委书记是梅柏香，管委会主任是周银生，试点工作准备及后勤保障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

　　许陈大队当时有10个生产队，133人，耕地156亩，工作组21人，区长负责抓全面，其余20人每两人分1个生产队，最终每个农民分得4分口粮田，每个劳力分得1.2亩责任田，大队支书许玉春、副支书、大队长李兴留、大队会计许世荣及其他大队干部都分到工作难度大、队长能力较差的生产队加强领导，确保了試点工作顺利完成。

　　许陈大队的试点任务完成后，全镇27个村的分田到户工作迅速全面展开，进行得也都较为顺利。从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竞赛运动迅速在全镇兴起，口岸镇迎来了建国后又一次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责任编辑：武学沪）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