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宝文

　　2017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促成我写成这篇文章的，是我的母校武汉大学1977级同学为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自发举行的以“弄潮时代，敢为人先”为主题的返校纪念活动。

　　一

　　1966年6月1日，在中共中央批转高等教育部党委《关于改进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后，北京女一中和四中的部分高三学生分别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要求“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3日决定把当年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随后不久全国高校停止招生，高考被废除。

　　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的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清样上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随之全国各地纷纷办起了“七二一大学”，到1976年底，全国共有“七二一大学”33374所（“文革”结束后对“七二一大学”进行了调整和改造，统一改称职工大学）。

　　1970年，“文革”初期的混乱局面已渐平息，关于恢复大学招生的议论成为当时社会日益关注的焦点。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计划于当年下半年开始招生，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不管文化程度，不论年龄大小，只强调政治条件，只要被组织推荐，就可以上大学。如此招收的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入学后，很多学生忙于“上大学、管大学和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毕业时还达不到中专文化水平，个别学生在计算算术题1/2加1/2时竟然算出结果是2/4！

　　1973年，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对两年前开始实行的采取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了修订，提出要选拔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坚持群众评议和群众推荐，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重视文化程度，进行语文、数学、理化三科的文化考查。

　　1973年的高考，是“文革”十年中唯一的一次。6月，在辽宁兴城县白塔公社插队的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由于他在物理化学考试时在卷子背面写了《给尊敬领导的一封信》而成为“白卷英雄”，并改变影响了大学招生路线，无数求知若渴的知识青年的“大学梦”在瞬间破灭。

　　经过10年“文革”动乱和“四人帮”的摧残，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我们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失去了发展机遇。“文革”对教育、科学、文化的破坏尤其严重，影响极为深远。很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学校停课，文化园地荒芜，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了文化、科技、人才等方面的断层。

　　为此，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了33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时任武大党委副书记的刘道玉被中组部、教育部抽调担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和高教司司长，负责参与筹备这次会议。邓小平本来是“同意今年的招生基本上还按原来的办法”的。然而，武大査全性副教授（现为中科院院士）在会上发言怒批当时的“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招生方针，提出立即恢复高考：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査全性的发言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当即拍板：“‘十六字方针必须推倒，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

　　10月3日，邓小平将刘西尧部长报送的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和教育部代拟的《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两个文件批送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此事较急，请审阅后，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华国锋旋即批示：将上述文件印送中央政治局各同志。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

　　1977年10月21日是我们所有77级大学生难以忘怀的日子。这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各大媒体都以头条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人民日报》配发的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明确指出：“文化考试，是考查学生政治理论、文化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是擇优录取的主要依据之一，一定要抓好。”

　　二

　　1977年7月，我从农村联办中学高元中学毕业后，虽然感到前途迷茫，但却毫不犹豫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农民”立即和长辈们一起参加生产队的劳动。10月21日，当我在生产大队开挖水灌站的工地上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后，非常高兴，但囿于当时的环境怕别人笑话，没有马上报名，直到大队几乎所有高中毕业生都怕别人说他没本事不得不报名后，我才去报了名。经过不到一个月的紧张复习（实际上是中学老师们指导我们重新学习），通过地区初考、全省终考和体检后，1978年2月初在挖河的工地上接到了武汉大学计算技术专业的录取通知书。

　　我们于1978年初春进入大学学习，计算机类专业当年只招收了一个专业一个班：7733班。班上同学虽然只有30多名，但却个个卓尔不凡：要么社会与生活经验非常丰富，许多同学或下过乡或当过兵或进过厂；要么是家庭背景显赫，既有党的一大代表和国家领导人的后代，也有高干和著名教授的子女；要么是学业优异样样精通，他们的言之所及使我有听天书之感。作为一个来自农村，在考大学前都没有进过县城年纪又很小的大学生，我深深感到了与各位同学在学习生活等各方面的巨大差距，面临着三个方面的问题，也是我刚进大学时面临的“三座大山”：首先，如何通过自学补充上中小学没有学过或没有学好的知识以适应大学课程的学习；其次，作为一个从来没有到过城市的我如何适应城市生活；第三，如何弥补与城市同学之间知识结构上的巨大差距。endprint

　　我们77级大学生比任何一级大学生更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我们那时的口号是，要把因被“四人帮”破坏损失掉的时间夺回来！要准备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我们敬仰科学、崇拜英雄、尊崇真理、充满理想。我们都是带着社会和时代责任感来学习的，用如饥似渴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我们不仅都能认真听课，课前预习课后复习，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而且还自觉地阅读课外参考书，自找课外作业来做；我们每天都要学习10多个小时，早上起床中午午休晚上睡觉前、去食堂打饭排队时、在小操场看电影前都要背诵英语单词或英语课本；只要没有课就赶紧到图书馆或空教室去抢占座位自习；即使在假期我们也不休息，认真自学新知识、预习新课程，或阅读课外书籍。

　　三

　　目前，电脑与互联网已经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事不在，无论政治经济、教育科技，还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电脑与互联网。然而在我当初高考填报“计算技术”专业时，却不知这个专业是干什么的，到了学校才知道这个专业是搞计算机的，而计算机是代替人们计算的。待到我们入学教育后，到学校计算站参观占了满满一房间的包括控制台、磁带机、磁鼓机及滚筒打印机的709机时，才领教了计算机这一庞然大物。当时的计算机虽然体积庞大，但运算速度只有区区10万次（当时听到这个数字也是很吓人的），内存只有32768个字长，现在任何一部可以放在口袋里的智能手机无论功能还是性能都比它强至少上万倍。

　　大学期间对我触动最大的有三门课：形式语言与自动机、可计算性理论、人工智能。这几门课不仅使我学到了知识、开拓了视野，而且使我对客观和主观世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自己思想在认识论、哲学等层面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前两门课使我认识到，尽管世界是复杂多变、缤纷多彩的，但还是可以被认识、被形式描述、被编码的；世界上的问题可以分为可解（可计算）的与不可解（不可计算）的两大类，即使是不可计算的问题也是可以进行度量分级的，许多理论上不可解的问题可以通过变通方式（如模拟、近似计算等等）得以解决或部分解决。越是简单的问题（比如常识）越难以描述，也就越难以解决；而越复杂的问题越易于找到规律越易于描述，也就比较易于解决。《逻辑：形式与功能》这本教材给了我很大启迪，做任何事情都要注意形式与功能的协调统一：只注重功能（内容），没有合适的表现形式，就会杂乱无章，很难取得突破性革命性进展；而只注重形式，不考虑功能（内容）的特定性質，难以真正解决问题，更难取得实质性成效。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使我知道，真与可证是两个概念，可证的一定是真的，但真的却不一定可证。我们人生也是永远不会完备的，人类的不完备使我们有了求知欲，有了追求真理的渴望、希望和努力。我们不必为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困难与曲折而烦恼、而停滞不前，只要我们保持自信、坚信真理。1990年代后期，当我看到196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罗伯特·霍夫斯塔特之子道格拉斯（他给自己取的中文名字叫侯世达）所著《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一书时，使我对科学研究方法，对科学与艺术、科学与人类的关系等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给我们上人工智能课的是曾宪昌教授。曾先生生于1917年，是中国数学会创始人之一曾昭安之子，早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不到两年就同时拿到硕士和博士学位，是我国人工智能学科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曾先生讲课轻松活泼，别具一格，妙趣横生。他在一次讲课时提到，苏联科学家认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总有一天会把人关到动物园里去当作观赏动物。这使我很为震惊：一方面为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大为震撼，另一方面为人类未来的前途深感担忧。

　　四

　　由于武大与恢复高考有着特殊的关系（刘西尧、刘道玉、査全性等三个武大学长参加了1977年科教座谈会并在恢复高考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2017年10月7日，771名同学从世界各地回聚珞珈山（除过世的同学外约300名未归），共庆恢复高考40周年。40年，人生可称不惑，民族可载兴衰，国家可见枯荣。回望来路，我们的共和国以满目疮痍、濒临崩溃之身，成就了一场伟大的变革：从禁锢到自由，从贫穷到富裕，从崩溃到重生。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有幸亲身经历并完整参与了改革开放全过程。我们欢聚一堂、热烈握手、激情拥抱，我们同怀母校恩、共念老师爱、畅叙同学情，我们同忆过去峥嵘岁月，齐赞当今幸福生活，共展未来美好前景。

　　当初，我们唱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离开校园，我们这些当年意气风发的77级大学生，毕业后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技等舞台上大显身手。如今，40年过去，多数同学已经退休。然而，由于1977年的高考是13届中学毕业生的考场，77级大学生的年龄差异极大（最大的与最小的相差十五六岁以上），目前仍有许多同学活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仍然是政界、商界、学界等的中坚力量。

　　40年前的1977年成了改变我们命运的驿站，成了我们生命的拐点，也成了共和国命运的拐点。那一年，由于中央作出了恢复停顿长达10年之久的高考，不仅当年的570万考生用激情和渴望驱散了冬寒，赶走了冬天，而且整个中国都没有了冬天！

　　（责任编辑：巫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