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长松

　　林丙义先生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上海教育学院历史系就读时的系主任。当年他才48岁，中等身材，有点偏瘦；鼻梁上架着一副极普通的眼镜。他通晓中国史，课堂上讲授中国古代史几乎不要讲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我们这些学生在下面听得如痴似醉，他的课也成了我在大学时代最喜欢听的课程之一。大学时代的教育使我终身受益。多年来，我的工作岗位虽不断变化，但无论什么岗位何种职务，对史学的爱好我始终如一。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埋首书斋，翻阅古籍，舞文弄墨。上世纪80年代末，在时任上海历史学会会长的方诗铭先生等人的推荐下，我成为上海市历史学会的会员。此时林丙义先生已是上海史学会理事。这样我们在史学会年会或史学研讨会上就多了碰面的机会，慢慢地彼此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林丙义，生于1937年1月，福建福州市人。自1962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长期致力于高等师范教育工作，并致力于历史教学和研究，为历史学科教材建设做出重要贡献。先后开设中国古代史、历史人物评价、史学研究新成果评析等10多门课程，深受学生欢迎，曾获上海教育学院优秀教学奖，被评为学科带头人。主编或合编各类历史教材、专著及教学参考书30多种，其中有《中国通史》《中外历史上的今天》《中国通史自学纲要》《中学教学大全·历史卷》《中学历史课程教材改革评介》《历史教育心理研究》等。在编撰历史教材中，他提出许多具有普遍性的史学问题，引起中央领导同志和史学界、教育界领导的重视。1991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93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高等师范教师奖，1998年获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20世纪杰出人物”证章。2001年至2005年先后多次应香港教育署邀请，赴港讲学和交流。2010年10月11日，被上海市人民政府聘为文史研究馆馆员，同年12月主持《中国通史》（第二版）的修订工作，该书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综观林丙义先生，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人民教师，还是一个敢于讲真话、经得起磨难和做得出成果的历史学者。

　　一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在上海市虹口中学任教的林丙义，看了姚文元文章后，觉得文章写得太“左”、太武断，姚在文章里，把历史问题影射现实的退田、单干风，这样的比拟未免有些牵强附会。正巧11月中旬，《文汇报》记者周国荣到虹口中学开座谈会。参加座谈的就三个人：周国荣、林丙义、郭君素（虹口中学教师）。周国荣说：“欢迎诸位发表不同意见”，“可以与姚文元商榷”，“展开学术讨论”。过几天后，周国荣再次找上门，叫林丙义写文章。当时林丙义还有些举棋不定，为此他找了虹口中学的党支部副书记董业建及复旦老同学沙健商谈，结果他们异口同声地都鼓励他写，参与社会上的这场讨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学术讨论，当时社会上虽有大批判的现状，但批判的对象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权威，中学教师还够不上批判对象。为此，生性耿直的林丙义，一头扎进虹口中学的图书馆查资料，动笔写文章。文章写好后，周国荣连夜派人把稿子拿走了。过了两天，他的文稿就在报上全文刊发。

　　1965年12月3日，《文汇报》以通栏的版面发表了林丙义的《海瑞与〈海瑞罢官〉》一文，并加上“编者按”。据林丙义说，当年他虽然不了解姚文元文章的背景，但思想顾虑是一直有的。所写文章也对吴晗做了批判，但文章主要是针对姚文元提出商榷的。林丙义的观点是：一、不同意姚文元把海瑞说得一无是处，认为海瑞“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实行了一些减轻对人民剥削的措施，并在某些方面做了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事情”；二、不同意姚文元把封建社会清官、贪官，好官、坏官不加区别地对待；三、认为《海瑞罢官》中“退田”“平冤狱”与现实中的“单干风”“翻案风”，“两者性质不同，历史条件也不同，很难比拟”；四、不同意姚文元对封建时代某些人物的优秀品质全盘否定的态度，主张把握好继承和扬弃的辩证关系。

　　林丙义的文章一发表，一下子就激起了千层浪。1965年12月15日和1966年3月22日，姚文元先后以“劲松”“伍丁”的笔名发表《欢迎“破门而出”》《为谁化装？》两篇文章，对林丙义点名批判，指责他为“失去生产资料的剥削者”打掩护，为他们化装和美化。林丙义初生之犊不畏虎，对来自报刊上的批判和压力，既不服气也毫不妥协，于1966年4月12日又写成《论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评〈为谁化装？〉》一文进行回击，送交文汇报社，结果石沉大海。然而此事未了！他却被扣上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遭受批判，关入牛棚，一度剥夺自由，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得到平反恢复自由。

　　二

　　上海教育学院创立于1960年9月。“文革”期间上海师院、上海教育学院等四所高校被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合并后称上海师范大学。1978年3月上海教育学院又从上海师范大学中脱离出来，恢复成为独立的高等学院。同年夏季，林丙义也从虹口中学调入上海教育学院任教员，犹如从湖泊进入了大海。海阔凭鱼跃，上海教育学院为他创造了舒展才华的广阔天地，也为他带来了历史教学的春天。从那年起到1987年，他主要承担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古代经济史、史学研究新成果评析等学科的教学。教书育人之余，他还针对教学中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撰写和编纂了多种专著。他自己也从讲师一步一步到副教授、教授。1987年6月原历史系主任沈起炜退休，林丙义接任系主任，直至1997年1月，主持上海教育学院历史系工作近十年之久。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在上海教育学院历史系读专升本时，他刚好担任系主任。他不仅亲自为我们讲授中国通史，还有条不紊地组织开展了中国文化史、中国史学史、中国古籍文献史、世界史、西方政治制度史等近30种学科的教学工作及毕业论文撰写的指导工作。我的毕业论文《浅说〈史记〉书名》，也是在他安排的教师指导下完成的。这篇论文获得优等级，全班仅有三篇获优等，我的是其中之一，后在《上海大學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全文刊载。

　　当年林丙义先生不仅把历史系的教育工作搞得井井有条、有声有色，在教材创新和编纂上也是风声水起、别具一格、成绩显著。1988年至1991年，在他和沈起炜、程栋（历史系副主任）及本系和外系几位老师努力下，先后完成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历史学科标准（草案）》《高级中学历史学科课程标准（草案）》的制定，1991年10月在国家教委组织的学科审查委员会审查会议上，《九年制义务教育历史学科标准（草案）》通过审查，获得领导和专家的一致好评，也为全国义务教育历史学科的教育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endprint

　　1994年林丙义又投入到上海初、高中历史教材的修订编写工作。在编写中，他为编写工作制定了24字的指导方针，即体例不变，突出特色；精选内容，减轻负担；精心修改，提高质量。所谓“体例不变”，即坚持数年前由上海教育学院开创在高中教材中采用中外历史合编的体例：以14—15世纪的历史为起点，以世界史为主线，把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进行叙述。这个体例突出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14—15世纪新航线开辟以后，世界逐渐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工业革命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教材突出了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在近现代史发展中的作用。二是中国从明朝中后期开始，闭关自守，逐渐失去先进地位，沦为落后，落后就要挨打，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最后主动开放。几百年的历史说明：中国必须大胆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才是振兴中华的道路。

　　三

　　1998年9月，上海教育学院正式并入华东师范大学。2000年1月，林丙义从华东师范大学退休。退休后的他工作依然忙碌，继续发挥余热。

　　这一时期，先生的工作主要可归纳为三点：其一，为政协建设和发展献计献策，奉献自己的才华。当年他是上海市第九届政协委员，积极为上海市政协建设和高校改革献计献策，还以一己之长，协助上海文史资料的整理汇编，参与《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12卷的编纂工作及协助清理全国政协历年库存的经济工商类文稿约1000万字。其二，赴港讲学、交流，开设“历史与文化”讲座，参加评审活动。2001年1月29日至2月3日，他应香港教育署的邀请，赴香港院校演讲《历史教育课程的前瞻》等课题。在演讲中，他重点介绍上海一期课改高中历史教材采取中外史合编的目的、内容安排、编写体例等情况，并针对香港中学历史教师有关中外史合编的疑问和担心，作了分析和解答。他的核心观点是：中外史合编必须确保中国史有基本的完整体系，中外史进行合编只要处理恰当，不会导致中国史的碎片化，反而加强了中国史和世界史的联系和比较，更能突现中国史“与众不同”的特色。他的观点得到香港中史教师会会长许振隆等广大教师的赞同。2007年4月，他还应邀出任香港“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顾问评审团委员”评审活动。其三，著书立说，撰写和修订《中国通史》（第二版），为高等院校又提供了一部深受广大进修教师欢迎的中国通史教材。

　　2012年12月22日上午，我应邀出席上海社联在淮海中路622弄社科院大楼7楼举办的纪念“上海市历史学会成立60周年”会议。会议由历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章清教授主持，会长熊月之作工作报告。在会上，我得到熊月之先生主编的《上海史学名家印象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的签名本，尤为可喜的是，在这次会上又一次碰上了林丙义先生，我们同席就座，会后，我特意给他寄上了我的一本随笔书话集《聊不完的话题》，请他指教。2013年元旦上午，我收到了林丙义先生寄赠的贺卡，在贺词中，他热情洋溢地写道：“大作《聊不完的话题》已收到，谢谢！浏览之后，大作确是一本别开生面的书话集！内容丰富，文笔生动，别具一格，颇有创意。我为上海教育学院历史系毕业生中，出现一位业余作家兼藏书家而感到高兴，并向您表示祝贺。”接到贺卡后，我立即打去电话向他拜年，祝他新年快乐，健康长寿。我本想开春后就去他府上拜访，因他的居室正在装修，暂住儿子家中，故我只好暂缓延迟此行，直至当年的9月初林老师在赤峰路上旧居装修完毕，我才于9月8日下午登门拜访。师母开的门，问明我的来意就神情和蔼地将我引入房内，这时老师正在厅内的桌前看书，见我来了就放下手中的书，沏茶招待我。老师住的是三室一厅的老房子，新装后，显得温馨雅致，厅内右边靠墙立着一个木质玻璃大书橱，橱柜内插满了各式各样的书，我瞄了一眼大多是史学工具书，靠窗的书桌上也堆满了书，有的还打开着，显然他正在搞研究。

　　当时先生已76岁了，退休多年，但我见他依然精神饱满，谈吐儒雅，保持着当年课堂上的教授气质。我问他最近在读些什么书，研究些什么新课题？他笑着答我说在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受国家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的委托主持《中国通史》（第二版）的修订本工作。说着，他就从书桌上拿起那本他主編的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1月版的《中国通史》，我接过来随手一打开，发现书中有多处笔墨，显然先生在认真地作修订和补充。“伴随着中国考古的新发现和古代史、近代史的深入研究，对有些历史年代、事件和人物等提出了新的见解，这些成果都需要及时补入教材中，使我国的通史教材始终保持科学严谨的水平。”先生接着又说，“新的《中国通史》印刷本，估计于2013年8月出版，届时我送一套给您，请指正。”我一边表示感谢，一边也从包里拿出前几年我出版的《漫步旧书林》、《漫步旧书林续集》2本读物，签名呈上请先生指教。我认为学生向老师赠送自己著作，即是向老师汇报学业，也希望继续得到老师的指导。先生接过书，和蔼地说：“好！老师收到学生的著作是最大的欣慰和高兴的事，请继续努力，不断有新著问世。”

　　这天我们聊历史、说古籍、话学术，也谈写作，其中聊得最多的还是阅读及研究的话题。我说最近几年我从原先关心民国版读物的收藏和研究，逐渐向清代版本读物转移，不仅做了大量读书札记，也断断续续地发表了数十篇有关清代版本的文章，计划撰写一本有关清代版本的专著（该书后定名为《清代版本叙录》，后由上海远东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告别前我和老师还合了影，为了合影他还专门换上一件红色外套，并请出师母为我们拍摄。这次见面后不到一个月，他就为我寄来了新版《中国通史》（第二版）签名本。先生真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责任编辑：顾鸿）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