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瑞宗

　　1964年，我到国家对外文委工作，方知大名鼎鼎的周而复是对外文委的一位领导。

　　在我学生时代，周而复的大作《上海的早晨》已名噪文坛。当时，作为一个学生，能抱着两大本《上海的早晨》来看，已显得格外时髦。没有想到今天竟然能与这位文学巨匠在一个单位工作，我当时是又惊又喜，真想马上一睹这位自称“江东周氏”的风采。

　　一

　　“文革”初期，《上海的早晨》就被认定为“大毒草”，周而复不打自倒，早早地停了工作靠边站。当然，我们单位比周更早靠边站的还有夏衍、林林等人。

　　夏衍既是“四条汉子”之一，“文革”前夕就被江青等人打倒，又撤了他文化部副部长的职务，调到我们单位的一个文化研究所当研究员。

　　林林只是个司局级干部，“文革”刚刚开始的1966年夏天，他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发表演讲时说：“有人说印度的猴有尾巴，中国的猴没有尾巴。我想，中国猴为什么没有尾巴呢？大概被大革命烧掉了；有人说，中国是好斗的公鸡。我说，我们不仅有好斗的公鸡，还有好斗的母鸡呢！”此言一出，造反派说他在污蔑中国的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同志”，会一完马上被揪回单位进行批斗。问他：“好斗的母鸡指的是谁？”他哪敢说得清楚。

　　随着文化大革命迅速展开，国家机关内部形成两派观点不同的造反派。他们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像夏衍、周而复、林林这样的“黑帮”文化人，反而放到了一边。

　　直到1968年2月的一天，江青、张春桥等在接见天津市干部群众代表时，提到周而复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是株大毒草，应予批判。这一公开定性，使得对外文委的造反派立即通知周而复：“从今天起就不许回家了。”周而复当即被关进了“牛棚”。第二天就抄了周而复的家，并用卡车拉回周而复所有的手稿。

　　那么多成包成包的手稿，造反派谁有工夫去审查里面的“毒草”在哪里，所以，对周胡斗瞎批了两次就放下不管了。

　　1969年夏，对外文委被撤销，全机关一千多号人，包括“牛棚”里的牛鬼蛇神，全部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去劳动。

　　刚到“五七干校”即1969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一评《上海的早晨》”的署名批判文章。此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五整版系列批判《上海的早晨》的大块文章。全国各种报刊争相转载和批判。一时间，周而复成了中国头号“走资派”刘少奇的吹鼓手，成了“四人帮”亲手操刀批判的对象（据说批判文章是“四人帮”在上海的干将徐景贤组织实施的），周而复也就成了全国上下一齐喊打的“黑帮”。

　　“五七干校”的造反派除了对周组织批判之外，格外给周而复找了个所谓让他脱胎换骨的改造之法，即让他与单位的头号“走资派”——党组书记、时为中共八大候补中央委员的李昌搭伴，配给一辆拉粪车，每天到干校各个茅坑掏大粪往田里送。

　　一辆架子车上，固定着一个硕大椭圆形的大木桶。周而复手持一把长柄掏粪勺，从粪坑里一勺一勺地往大木桶里倒。一到夏天，在粪勺的搅动下，灰白色的长尾巴蛆四处滚动，嗡嗡作响的大头绿蝇漫天起舞。这些小虫在恶臭的天地间活动着，谁见谁都一身鸡皮疙瘩。

　　李昌戴着像抹布般的口罩，周而复什么都不戴。他们俩许是久入鲍鱼之肆而不识其臭，亦或他们都经历过枪林弹雨的战争洗礼，不把这小小蛆蝇当回事。其实，造反派的恶招伤害的不是人的忍耐力，而是人格和尊严。

　　一身傲气的周而复，怕是未曾想到会有这般磨难。

　　周而复如此日复一日地与那辆大粪车相伴，直到1972年“五七干校”解散，才返回北京。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资派”和一些文化人，先后得以平反和解放，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二

　　1978年的一天，周而复突然出现在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的办公室，我去送文件正好碰上。周而复很诧异：“哟！你在这里工作啊？”

　　“怎么，你们认识？”王问道。

　　“当然认识，而复同志（过去对外文委的人都这样称呼他）是我的老领导。”我回答说。

　　事后我才知道，他在文化部与几位副部长不和，想来友协工作。

　　1983年3月周而复调到对外友协担任副会长，主管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此时，我已调到文化交流部，周而复成了我的頂头上司。

　　1984年12月，我有幸陪同周而复去日本参加一家民间组织的年会。同行的还有我们文化交流部主任洪兰和一名中日友协的女翻译小张。洪是我国首任驻日大使陈楚的夫人，张翻译年轻漂亮，日语很好。

　　在东京参加了日方庆祝年会之后，作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还有一系列的拜访活动和旅行日程。

　　一天我们去拜访一家音乐学会的负责人。周而复坐在人家的大沙发上翘起二郎腿，一只大皮鞋底对着人家主人不时地晃动，局面实在不雅。洪兰向他示意，周没有感觉，洪兰只好写张纸条递过去，周仍然没有把腿放下来。

　　事后，洪兰批评他。周说：“你们怎么这样没有见过世面。”

　　说到周而复的“派”，可以说时时刻刻体现在他的一言一行中。

　　比如，我们到外地旅行，在羽田机场进站时，周而复拒绝日方安检人员检洪兰的手提包，说女士的手提包不许搜查，喝令“把你们的头儿叫来”。

　　一个小个子的科长向周解释“这是安检，不是搜查”。

　　双方一直在争执，等到出站口派人来催促赶快登机，日方科长才无奈地放行。

　　再有，我们每次去餐厅吃饭，或是按约定时间外出参观，我们和接待方主人总要在餐厅或宾馆大堂等候周团长姗姗来迟。洪兰私下批评他：“不能老是让主人等你一个人！”

　　周正色道：“你们懂不懂，主人等客人那是礼之所在。哪有让客人等主人的道理！”

　　周还小声对洪兰说：“让主人等越久，越是能体现客人的身份。”

　　洪兰听他这样说只能摇摇头。

　　三

　　1984年底访日时，周而复就想到日本“靖国神社”去看看，说是为撰写长篇小说《南京的陷落》找点资料。因为使馆不同意，加上洪兰的劝阻，亦或慑于洪兰的爱人陈楚时为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负责人等，周未能如愿。

　　1985年10月，应日本新制作座会社的邀请，周而复率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前往日本参加该会社成立三十五周年。就是在此次访日期间，周因不听使馆的劝阻，擅闯“靖国神社”拍了好多照片，惹下了大祸。

　　当时，正值中日两国关于“靖国神社”问题关系紧张。周而复此时硬往枪口上撞，真是胆大包天。

　　结果，我驻日大使馆当即向国内发报；几乎同时，日本新制作座会社的真山美保又告了周而复一状。一时间，周而复灰头土脸，焦头烂额。

　　事情很快报到中央。1986年2月，经中纪委讨论，报经党中央批准，决定开除周而复的党籍，撤销周而复的包括对外友协副会长在内的一切行政职务。并将中央的决定安排在1986年3月4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公布，还配发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说周而复“严重违反外事纪律丧失国格人格”。

　　对外友协的领导当天召开大会，希望全体工作人员以周为戒，号召大家学习中央精神，还当场宣布罢免随团主管人员老李的副处长职务，说他没有把住关，没有尽到监督和阻拦的责任。

　　周而复被罢官，也许是“文革”结束后，一些受到冲击的老干部再次“沉沦”的第一人。人们普遍认为，已过古稀之年的周而复再也而复不起来了。

　　但过不多久，周仍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出席政协会议，且文章照样发表，书照样出版。除《上海的早晨》三、四部1979年出版外，他的长篇小说《长城万里图》全六卷和大量的报告文学及散文集都是1987年之后出版发行的。

　　2000年春的一天，我从国家图书馆看书出来，正好碰上周而复。他向我打招呼：“老许，有车吗？搭我的车？”我向他问好。他说他来参加一个座谈会。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周而复。

　　2004年1月8日，周而复病逝，享年90岁。

　　（责任编辑：巫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