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华

　　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布公告，宣布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于本年12月1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货币，统一流通”。第一套人民币就此诞生。

　　本文口述者杨琦和文中所提及的出生于姜堰的翟英，即是第一套人民币设计、雕刻制版等工作的主要参与者。

　　翟英，原名翟高铸，1924年1月7日生于泰州市姜堰区（原泰县）蒋垛镇许庄村。1944年参加革命，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11月24日在动乱中被迫害致死，年仅44岁。

　　翟英的父亲翟步庆勤劳苦干，克俭持家，家境尚好，翟英在家中四子一女中排行老大，自幼异常聪慧，很小时父亲就将他送到私塾先生那儿求学。蒋垛镇是革命老区，当时泰县最早的苏维埃政权便诞生在这里，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沈毅在此成立塾师会，传播革命思想，并组织过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少年时期的翟英在先生的影响下也渐渐埋下了革命的火种，他曾劝父亲将家中的地低价转让给农民：“一块钱的肉你可以吃，一块钱的地你也要卖。”在读高中一年级时，家人要他婚娶，他因年龄尚轻，一心求学不愿成婚，后来在家人的强求下不得已草率成婚，但婚后仅在家里住了两三天便赶回学校继续学习。

　　1944年高中毕业后，翟英曾在泰县雅周区任教半年，当年冬天即报名参加了华中建设大学学习，从此参加了革命。报名时，他将名字改为翟英，意味着新的革命人生道路的开始。

　　翟英自幼喜爱绘画，在桥祉二中（姜堰第二中学前身）读初中时他住在姨父家中，姨父早年曾留学日本，擅长绘画、雕刻，长期的耳濡目染，加上姨父悉心指点，他在绘画和雕刻上进步神速，颇具功底，很多人都找他刻章，这让他的篆刻技艺也日臻完善。华中建大毕业后，他被安排在华中印钞厂，组织上分配他从事制版的雕刻工作。这是一项十分精细的工作，精度要求很高，技术性也很强。票面上细如秋毫的花纹，要在放大镜下一丝不苟地一笔一画精雕细刻，然后才能进行制版。翟英在老师傅的指导下潜心钻研，刻苦学习，加上他原来的基础，天赋又好，因此很快就掌握了这门独特的微雕技艺，为从事印钞事业打下良好的基礎。

　　1948年初，有关第一套人民币发行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山东解放区的北海银行所发行的纸币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山东革命根据地的主币。

　　1948年3月下旬，在山东五莲山西北的一个小山村，北海银行发行局局长杨秉超召集在北海印钞厂工作的翟英和在胶南县红石崖工作的杨琦开会，杨秉超向翟、杨二人下达了设计、刻制人民币的任务，当时印钞厂掌握雕刻技术的有三人：朱介生、翟英和杨琦，朱介生于1947年去了东北，当时尚未返回。

　　杨秉超告诉他俩，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部，并准备成立总银行，统一发行货币，董老（当时军内对董必武的尊称）任部长，决定北海印钞厂参与设计、制版及印刷人民币任务。他还指出在设计上既要有时代精神，又要有多样风格；既要朴素大方，又要反映当代风貌、民族特色。

　　杨秉超接着又说：“经领导研究由你们两人先设计一款拾元币，要抓紧时间，要认真细致，总之要快，整个形势的发展，要比想象的快得多。同时由于尚未公开，所以要特别做好保密工作。要完成这次重要任务，你们一定会有不少困难，希望你们想方设法加以克服，困难对人的意志是一种考验，亦是对智慧的锻炼。如有需要领导帮助解决的，我们一定会帮助你们。”

　　随后，杨秉超把一张卷起的白纸交给翟英和杨琦，白纸上用毛笔写有好几款“中国人民银行”的字样，其中有一款是用红笔勾画出来做范本的。事后他们才得知“中国人民银行”这六个字是董老的墨宝。

　　他们向杨秉超表态：一定坚决完成任务，尽快把草稿、草图拿出来。

　　之后，翟英和杨琦二人就着手思考拾元币的设计草案。两人反复商量，又阅读了大量书报、文件，主要是毛泽东的有关文章，最后决定采用工人和农民的图案。中国共产党党旗是斧头和镰刀紧密结合在一起，如果把它们分开，放在工人和农民手中很不合适也不严肃。他俩再三研究，决定选用铁锤、锄头来反映工农结合。设计方案形成后便上报给了杨秉超。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得知领导基本同意了他们的设计方案，杨秉超特别夸赞了主景草图选用工人农民这一立意，认为歌颂了工农劳动大众，符合大方向，符合时代精神。他建议说如果把工人农民手中的枪去掉，只要铁锤、锄头这样就更好啦。

　　由于当时没有相关资料，更没有照相机，二人希望领导帮助请一位画师画一幅工人和农民的人像素描。后来杨秉超来时带来一位叫李德的同志，经介绍是位画家，擅长人物肖像素描。翟、杨二人把想法要求作了介绍。杨秉超并告知他们，出于保密起见，而且杨琦本是工人出身，翟英是农民出身，就不请别人当模特了，就由杨琦和翟英分别担任工人、农民的模特。他们与李德约定第二天再来。

　　翌日，李德带了画板等工具，单独来到翟英和杨琦住的村子。看了从房东处借的一间偏屋，这是一间坐西朝东的房子，原是房东存放农具的杂屋，经过收拾清扫倒也干净。只是山区的房子比较低矮且没有窗户，室内采光极差。无奈，做模特的杨琦头戴工作帽，肩扛着铁锤，和戴顶竹斗笠扛把锄头的翟英，只能站在门外露天场地上，由李德进行素描写生。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平日里出操列队的功夫现在倒可以用上了。每个姿势要反复多次，经过数日描绘修正，一幅形神俱佳的工人和农民的肖像画绘制完成了。这年杨琦23岁，翟英24岁。

　　工人和农民的肖像画绘制完成后，应该在铜版上进行雕刻了。但是，这时解放潍县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着，印钞厂的机器物资、雕刻用具，尚在千里之外的山里埋藏着。怎么办？不能等！把后面一些可以做的工作先做起来。没有刻针、刻刀，就想办法自己动手改制，他们到洪凝街去买了多种型号的缝衣针，装上木条柄，又向房东老大娘买了点纳军鞋用的“鞋底线”扎紧，这样就可以凑合使用了。没有刻刀就用买到的一柄“洋伞”钢骨和自行车的废旧铁丝，改制成刻刀。但是由于这些钢丝没有钢火，他们试着用清水淬火，结果太硬不能用；用油淬火又太软，还是不能用。没有办法，最后只能到洪凝街上一个小铁匠铺，请老铁匠帮助改制成刻刀毛坯，他们向老铁匠说明来意，老铁匠要他们把钢丝留在那里，第二天去拿。endprint

　　第二天，他俩去取刻刀，经试用刻刀锋利了，基本符合要求。老铁匠还特意告诉他们，之所以要他们第二天去拿，是因为他晚上要利用铁炉内的余温，进行回火处理。翟英和杨琦拿着刻刀非常高兴，要付钱给老铁匠，可他无论怎样也不肯收。经再三说明这是解放军的纪律，如不付钱就是违反纪律，是要受处分的，最后老铁匠只是象征性收了一点。

　　他们拿回新制的刻刀，配上木柄，用七九式步枪的子弹壳，将刻刀和木柄固定牢，这下总算可以使用了。后来他俩又到旧货市场淘旧三角锉、旧宽锯条改制三角刮刀、铲刀，以后郭琪良、王静等人都是用这种办法，解决了解放区雕刻制版工具奇缺的问题。

　　除了积极准备拾元人民币的主图雕刻工作外，他们还要设计币面四周的花边图案等。拾元币面的门花和角花创意，就来自他们在一户农家劳动时看到的年画《吉祥如意图》。他们尝试着把这种蕴含传统民族文化的装饰运用在拾元币的图案装帧上，表示对第一套人民币的美好祝愿：让吉祥如意常驻人间、朝夕可见。

　　这个图案的设想同样受到杨秉超的赞扬，这给翟英、杨琦极大的鼓励与支持，他们的信心更足了。翟英负责工农主体形象的雕刻，杨琦负责装帧图案的雕刻。第一套人民币共发行12种面额62个版本，但将人的形象印在上面的仅有拾元币和伍拾元币两种，因此更为珍贵。

　　为适应新形势发展和满足大规模恢复生产的要求，领导决定北海印钞厂各分厂，先后迁移至臨朐县东南的辛寨，在北海银行发行局驻地附近选址恢复生产，雕刻、制版和凹印厂定在临朐县辛寨附近的朱位村。

　　从五莲县洪凝到临朐县的朱位村约100余公里，按平时正常的行军速度需走五六天。翟英和杨琦这次从五莲到临朐朱位，受到领导的特殊照顾，乘上了在战场上缴获的美国支援国民党军的军用卡车。他俩都是第一次乘坐这种十轮大卡车，不但非常激动，而且也有着和前线战士一样的自豪感。100多公里的路程用了不到3个小时就到达了朱位村。

　　随着东北技术骨干的回归和新生力量的补充，朱位村成了一个热火朝天、生机勃勃的印钞基地。以中国人民银行名义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从这里走向解放区，走向全中国。

　　第一套人民币的使用已经过去60多年了，它的发行是迎接新中国诞生的一项重大措施，在人民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恢复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翟英自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上海印钞厂工作，担任雕刻科科长，是我国现代印钞业制版雕刻专家，为人民币制版雕刻事业和培养后备人才做出了巨大贡献。第五套人民币毛泽东头像雕刻者徐永才，就是翟英培养出的优秀制版雕刻专家。

　　（责任编辑：顾鸿）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