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炳峰

　　载人航天事业，是当代中国勇攀时代科技高峰新的标志性工程，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新的重要象征。

　　首次载人航天工程从研制“人造卫星”起步

　　1961年4月12日，苏联的东方1号载人飞船首发升空，震惊了世界。后来他们又多次发射载人飞船，并将多名航天员送上太空。

　　在这次美苏角逐中，美国落后一步。

　　为了实现赶超，在苏联载人飞船首次发射一个月后，美国总统肯尼迪便批准了由航天局长韦伯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提出的“载人登月”计划，即“阿波罗”登月计划。1969年7月20日，阿波罗11号飞船便在月球表面实现了成功着陆。“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的成功，超越了苏联，奠定了美国在世界载人航天领域中的领先地位。

　　面对美苏的太空角逐，毛泽东陷入沉思：“我们怎能算是强国呢？我们甚至无法将一颗土豆送上太空。”由此，有着古老“飞天梦想”的国度，开始加快了“续梦”计划。

　　其实，早在1958年5月17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便以其一贯具有的雄才伟略，回顾历史，展望未来。这天下午，他精神矍铄、意气风发，对着麦克风，不时地挥动他那极富号召力和感染力的手臂，一再谈起人造卫星问题。毛泽东说：“苏联去年把卫星抛上了天，美国在几个月前也把卫星抛上了天。我们怎么办？”他稍作停顿，随后大手一挥，掷地有声地发出号召：“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顿时，全场掌声雷动！

　　随后，毛泽东还幽默地说：“我们要抛就抛大的，要干就干一两万公斤的。也许要先从小的抛起，但我们也要从一两千公斤的开始，我们不干美国鸡蛋大的！”

　　会场再次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和笑声。

　　原来，苏联在1957年10月4日和11月3日，曾连续发射了两颗卫星。其中第二颗卫星重达508公斤，比第一颗重了6倍，还将一只名叫“莱卡”的小狗送上了天。美国人不甘落后。就在苏联第二颗卫星升空后不久，美国宣布将于1957年12月试验一枚三级先锋火箭，并称这种火箭具有运载卫星的能力。

　　可是，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一直被苏联卫星搅得心绪难宁的美国总统新闻秘书哈格特，却将美国拟发射的火箭，误说成了“人造卫星”。

　　消息发布后，美国公众为之一振，新闻媒体纷纷涌到发射地点，全世界的目光也一齐投向美国。

　　“骑虎难下”的美国国防部和海军部只好“将错就错”，被迫将“发射火箭”的计划改成“发射卫星”。但因仓促应战，他们无法在重量上与苏联一比高下，于1958年1月31日匆匆将一颗重量仅8.22公斤的“美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了天（苏联第一颗卫星为83.6公斤）。

　　我国首颗人造卫星是美苏法日重量的总和

　　要搞人造卫星，首先要解决发射工具问题。因此，毛泽东关于“搞人造卫星”的决策作出后，我国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同时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主持会议，讨论研制人造卫星的实施方案，并责成张劲夫、王诤等具体筹办这项工作。随后，中国科学院又成立了“星际航行委员会”，由钱学森、裴丽生、赵九章领导，负责具体的组织和规划工作。

　　人造卫星的研制并非易事。卫星到底怎么搞？许多人的心中并没底。但作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享誉世界的火箭专家，钱学森心里自然有数。因此，在接受任务后，他从国情出发，拟从人造卫星单项技术的研究入手，首先创造研制卫星所必需的研究试验条件，为空间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为此，钱学森全身心地投入到卫星研制的起步工作中，短短时间内，他连续举办了12期星際航空座谈会，不知疲倦地组织安排有关人员进行航天课题的预先研究，为发展中国空间事业准备条件。

　　毛泽东一直关注着我国卫星研制的进展情况。1960年5月28日，他在一些领导同志陪同下来到上海新技术展览会参观，并仔细察看了T-7M探空火箭。当他得知这种火箭当时的飞行高度仅为8公里时，鼓励道：“8公里也了不起呀！”接着又说：“不能气馁，我们应该8公里、20公里、200公里一步步搞上去，为发射中国的卫星做准备。”

　　在毛泽东指示的鼓舞下，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我国不仅在研制、发射探空火箭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而且在开展空间科技单项课题和试验设备的研制中，也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关。到1965年，随着我国运载火箭技术的日益突破，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便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

　　1965年5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12次会议，正式批准了国防科委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呈送的《关于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方案报告》。从此，在过去准备工作的基础上，我国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正式开始，并拟于1970年或1971年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967年，根据我国空间技术发展的需要，为保证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工程计划的顺利进行，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向党中央提出了“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建议。10月25日，毛泽东批准了《关于国防科研体制改组方案的报告》，这样，就使我国国防科研方面的研究力量，按照专业方向和任务分工，得到了集中管理。

　　1968年2月20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国人造卫星事业进入到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工作和正式研制时期。

　　1970年4月1日，装载着2颗“东方红1号”卫星和1枚“长征1号”运载火箭的专列，抵达我国西北酒泉卫星发射场。2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了即将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及其运载火箭的情况报告；14日，又听取了关于卫星、火箭在发射场测试情况的报告。24日凌晨，毛泽东正式批准实施发射。当晚10点，国防科委指挥向周恩来报告：卫星、火箭分离正常，卫星入轨了！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一喜讯。

　　一时间，“东方红1号”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响遍全球，震动了世界。

　　这颗被命名为“东方红1号”的人造卫星，重量超过了苏、美、法、日第一颗人造卫星重量的总和，完全实现了毛泽东要搞得大一点的愿望，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endprint

　　宇宙飞船的研制与火箭、卫星研制同步进行

　　1966年3月底至4月初，国防科委曾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经过20多天的讨论，与会专家制定了研制宇宙飞船的规划。周恩来任主任的中央专委积极支持这一规划，认为我国在研制卫星的同时，宇宙飞船的研究工作应该逐步开展起来。

　　这年7月，中国科学院和七机部第八研究院召开会议，探讨中国载人航天的途径和步骤。到20世纪70年代初，他们的研究就已小有成果，不仅做出了精美的飞船模型，而且还给飞船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曙光号”。用当时钱学森的话说就是：“先把载人航天的锣鼓敲起来。”

　　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激发了中国人开展载人航天研究的热情。1970年4月，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下，由全国80多个单位的400多名专家参加，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中国载人飞船专题探讨会。会上，七机部第八研究院展示了他们早已设计出的载人飞船样图和“曙光号”飞船的全尺寸模型。

　　这个模型，从外观上看，像是一个倒扣着的大漏斗，类似美国第二代飞船——“双子星座号”飞船。飞船由座舱和设备舱两大舱组成，座舱里放置有两把航天员乘坐的弹射椅，另外还有仪器仪表、无线电通信设备、控制设备、废弃物处理设备，同时还配有食物、水和降落伞等；设备舱里，则有制动发电机、变轨发动机、燃料箱、电源设备和通信设备等等。会议结束前，不少人还品尝到了中国自己研制的航天食品。该食品是由上海一家食品厂生产的，只有棋子那么大，虽然味道不是很好，但人们觉得好奇，吃得津津有味，一边吃一边描绘着中国未来的飞船。就在此时，传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的消息。顿时，会场内一片欢腾。大家摩拳擦掌，准备会后大干一场，为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早日上天竭尽全力。

　　1970年7月14日，毛泽东正式圈阅、批准了我国发展载人飞船的报告。该报告提出，我国第一艘飞船于1973年年底发射升空。至此，中国载人飞船的研制工程全面启动。由于这一计划是7月14日由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因此该计划被命名为“7.14工程”。

　　毛泽东拍板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宣布暂停

　　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热情大于一切”的火红年代。在“与天斗其乐无穷”的口号激励下，人们执著地认为，任何困难都是可以战胜的。当时许多人内心深处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尽快改变祖国的落后局面，在一些重要领域超过苏、美，“为社会主义争光，为毛主席争气！”因此，最初的飞船设计总是越大越好。尽管我国发射的第一颗卫星重量超过苏美法日第一颗卫星的总和，但要将飞船设计成5人小组或3人小组，仍然面临运载能力不足的问题。于是，最初的几个方案最终都被一一否定了。

　　同時，我国当时在研制大的工程上还缺乏足够的经验，也缺少系统工程的管理办法，因此容易研制的项目就走得快一些，比较困难的项目就慢一些，有些项目尚没人能做，干脆就暂时放在那里。所以一度出现了这种情况：飞船的研制还没具备雏形，但运转飞船的运输车、航天食品等，却早早生产出来了。

　　与此同时，航天员的选训工作也悄悄展开。1970年8月9日，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接到国防科委的通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办事组于7月14日已经批准“着手载人飞船的研制工作，并开始选拔、训练航天员”。

　　航天员的选拔工作是由空军和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共同负责的。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现任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副工程师的汤兰祥作了如下回忆。他说：“选拔小组先后在沈阳、南京、广州和北京军区的14个歼击机部队及院校进行挑选，总共有1840名飞行员被推荐参加‘过筛子，最后剩下88名好汉。经过三个月的再度选拔，1971年5月，20名身体健康、政治思想和飞行技术过硬的佼佼者，成为我国首批待训宇航员。”

　　接着，就是开展对航天员的培训了。按照选训单位的估计，航天员的训练时间大致2年，这样正好适合1973年底发射“曙光1号”飞船的实际需要。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曙光1号”飞船的研制工作没有按计划进行下去。神舟飞船副总指挥刘济生是当时参加飞船论证工作的少数几个技术人员之一，他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载人航天几乎涉及了当今世界所有的基础科学和理论技术，需要最先进的理论、试验、材料、工艺设备和尖端技术的支持，搞载人航天，要花很多钱。而那时，国家没有那么多经费支持和发展载人航天事业，当时有人说：与其搞飞船，不如把钱花在建水电站、化肥厂上，更有实际效果。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载人飞船的研制已经有了雏形，但要想把它发射出去，运载火箭的难题还没解决。如果让其他国家发射，一来自己的技术毫无秘密可言，二来拿不出那么多钱，三来自尊心也受不了……”

　　情况反映到毛泽东那里，经反复考虑，最后由毛泽东拍板：“先把地球上的事搞好，地球外的事往后放放。”就这样，到1972年，我国第一个载人飞船工程的研制就此停顿下来。后来，周恩来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专门就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讲了几条原则，总的意思是说：我们不与苏美搞太空竞赛，要搞国家建设急需的应用卫星。1975年3月，国防科委正式宣布载人航天工程下马。

　　即使这样，它无疑为后来我国的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组织、技术等基础。如，载人航天需有两项最关键的技术：一是能发射载重卫星，二是能定点定时回收卫星。这两项技术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就已经熟练掌握了。

　　直到20世纪90年代，即1991年11月，在第一个载人航天工程停滞、下马近20年后，经过此前半年多时间的研究论证，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三个总体单位，才分别提交了《载人飞船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后经有关专家的评审，认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上马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向国务院作了报告。

　　1992年1月8日，中央专委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发展我国载人航天问题，进一步对载人飞船工程研制进行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

　　1992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三届常委会第195次会议，讨论同意了中央专委《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正式批准我国载人飞船工程上马。自此，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实施，代号为“921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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