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宝民

　　1957年反右运动中，青年作家刘绍棠被打成右派，许多文化界人士纷纷发表文章对刘绍棠进行批判，其中就包括著名文学家茅盾先生，茅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刘绍棠一方面无知得很，一方面狂妄得很。这种不老实、不踏实的作风，都不是一个青年作者应有的。一个青年犯了这种毛病，一定要毁灭自己！开这样的批判会，是指出他的病根来，挽救他。刘绍棠的堕落过程，让我们注意到培养青年作家的一些问题。”1979年，茅盾在出版文集时，将批判刘绍棠的文章也收入到文集中。但时隔不久，刘绍棠的问题就得到了“改正”，为此，茅盾托专人向刘绍棠表达了歉意，以后文集再版时，茅盾抽掉了批判刘绍棠的文章。

　　1957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幅题为《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漫画，画的是浦熙修只露出半张脸，怀里抱着一个琵琶，琵琶上写着“罗隆基立场”五个字。这幅画的作者是漫画大师华君武。浦熙修是和罗隆基同居了十年的女友，当时，罗隆基被打成右派，正在接受批判。华君武的这幅漫画，是在讽刺浦熙修的立场不坚定，没能完全同右派分子罗隆基划清界限。浦熙修后来得到平反。1981年3月，全国政协为浦熙修举行追悼会，华君武给浦熙修治丧办公室写了一封信：“我因有会议，不能去参加追悼会。但有一事请向她的家属转告。五七年反右时，我曾画过一幅漫画讽刺过她，这张漫画现在认识是错误的，也是不应当的，此事久压心头，趁此机会，只好向她的家属表示道歉了。”

　　据周斌在文章中回忆，有一回，首都几百名文艺界人士欢聚一堂，欢迎周扬复出，在那次聚会上，周扬深沉地表示：“谢谢同志们这么同情我在十年动乱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今天，更需要向大家郑重表明的，是自己受的这点苦，绝不能抵消我在‘文革前十七年所犯的许多错误。因为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我过去伤害过不少好同志、好朋友，使他们蒙受不白之冤，有的甚至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我愿意借此机会，向他们和他们的家族，表示最深切的歉意。”周扬说完这番话后，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掌声持续了五六分钟，很多人还流下了激动的泪水。王蒙因此说：“由此可见，周扬不是一个小人，而是一个大人。”

　　译林出版社原社长李景端曾在文章中回忆：“1979年，我在南京创办大型外国文学刊物《译林》。创刊号刊登了英国作家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不料被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先生上书胡乔木，指责江苏译载《尼罗河上的惨案》和浙江出版《飘》，是‘左联时期以来的文学倒退，‘从五四以来，我国出版界从来没有如此堕落过，‘不知把社会主义飘到哪里去了。胡乔木将此信批给江苏和浙江省委‘研究处理。当时《译林》所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幸好江苏省出版局高斯局长认为《尼罗河上的惨案》一不诲淫，二不诲盗，还揭露了英国上流社会的种种丑态，为《译林》据理力辩。1980年5月9日，时任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同志在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的总结中，特意讲了这件事。说：‘这些信和江苏省委转发时写的按语，我和耀邦同志都看了。耀邦同志要我说一下，这件事就这样处理，就到此结束。会后，冯至先生派车接江苏省出版局副局长陈立人和我到他家去，对我们说：‘由于我的那封信，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此向你们表示歉意。”

　　以上幾位文化名人，都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们敢于自揭伤疤、敢于亮丑的行为，却永远值得我们仰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有些人难免会做出一些错事，但能够在事过之后公开道歉的人，却很少很少。道歉是一种自我解剖行为，是灵魂的一种升华、拯救。以上几位文化名人的道歉，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敢于对往事负责的精神，看到了一种人性的境界。斯人虽已去，风骨却永存！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