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建明

　　姜颂平的人生历程极其曲折。他早年投身革命参加红十四军，因被捕加入中统；后又参加汪伪特务，成为日伪“清乡”的干将；临解放时他弃暗投明，成为缉拿中统等特务的公安；建国后他因汪伪特务罪，被判刑十五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得以平反，重新穿上公安制服。

　　因被捕，姜雅堂改名姜颂平

　　姜颂平（1905～1988），原名姜雅堂，海门市四甲镇人。在南通师范读书时参加了由刘瑞龙发起组织的进步学生团体“晨光社”，在声援“五卅惨案”、抵制日货的学生游行队伍中呐喊助威。通师毕业后在姐夫袁础引荐下，去三益乡石头镇小学教书，并以职业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中共南通县委派俞海清等到东乡开辟革命根据地，姜雅堂所在学校成为秘密活动场所。1930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后，随红十四军一支队在通东地区开展活动，后因红十四军失利，1931年离乡去沪，在龙华孤儿院当教师，因揭发院长贪污等行为被解职。

　　1933年7月，姜雅堂在一个补习班当教师。因南通县委王梦祥叛变出卖，姜在上海被捕，被押解回南通。姜母得悉，急忙张罗300块银元，买通法官，请地方绅士保释。刚出狱，姜又被南通特务室王梦祥抓去，勒令姜雅堂办了自首手续，并改名姜颂平。

　　1934年8月，南通县特务室成立，姜颂平任助理特务员，他和同样被捕后自首的汤慰宗一起，被国民党特工南通办事处主任李仁甫派往他们的老家南通东乡，负责集训当地自首人员。慑于当地强大地主武装白龙党的压力，李仁甫向南通县长金宗华及余东、益余、余西的三个区长打招呼，担保他们的人生安全。谁知，汤慰宗刚到就遭暗杀。姜颂平连夜逃走，赶到城里向李仁甫报告。此事得到江苏省主席陈果夫的重视，指令江苏省特务室主任王剑虹亲自到南通督办，限令南通县县长金宗华缉拿凶手，并命令县保安队出动兵力，携带迫击炮等武器，由姜带路直达汤家苴，包围三昼夜，用传声筒喊话警告：“再不交出凶手，就把碉堡炸为平地。”白龙党头子迫于压力，交出汤大宗、汤儒宗、汤晋臣等6名凶手。余东、益余、余西三个区长因对自首人员保护不力而被撤职。1935年4月，姜颂平到镇江受训结束后，被派往海门，任海门特务室特务员。

　　当中统，在特务营中沉浮

　　姜颂平在海门任特务员的第一个案子，就是处理海门私立兰陵中学学生与上海地下党的邮件案。地下党组织分析了姜颂平的情况，通过关系向姜发出警告，姜不想堵死自己的后路，也就应付了事，避免了流血事件的发生。

　　1939年，姜颂平在南京被汪伪特工总部“逮捕”。1941年被任命为南京区镇江站副站长。姜为讨好汪伪，与特工站长胡静轩在一个月内，把国民党军统镇（江）、扬（州）分区组织全部破坏，侦破电台并抓捕区长以下全部人员。他还利用与日军宪兵交朋友，建立关系，以便在必要时派上用场。1941年皖南事变后，上饶集中营关押了一批新四军干部，这年秋天，有40多人集体逃跑，途经镇江南宝堰时，被日军警备部队、县保安队的巡逻队发现，抓到镇江后关押在伪县政府机关内。姜得到这一情报，认为这是为自己留条后路的好机会，决定营救他们。他立即会见伪县长郭志诚，说：“这批人对我们工作很有用处，请引渡到特工站去。”郭知道特工站不能怠慢，只好答应。姜把他们带回特工站，站里日本宪兵问干什么，姜回答：“我已告省特工总部，要我把他们解往苏州处理。”宪兵信以为真，姜派几位政训人员负责“押送”至苏州后，全部释放。

　　国民党中统在江苏的组织恢复后，又与姜颂平接上了关系，要他在汪伪特营垒中做中统地下工作，意图既掩护中统的活动，又利用汪伪打击共产党新四军。这样，姜以双重身份去嘉兴，担任汪伪江苏省军区嘉兴办事处副处长，负责江浙边区6县的“清乡”工作。

　　1943年初，日伪准备在苏北“清乡”，成立汪特南通分区，姜颂平任江苏省军区副区长兼南通分区区长（后改为苏北分区区长），他利用各种关系拉地方部队做他的特务武装。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与正在通海地区担任通海自卫团团长的汤景延接上了关系。他发现汤常与一个姓许的宪兵排长在茅镇对酌叙谈，而许与姜在上海狱中是难友，于是请许进一步了解汤，许告诉他：“汤有大小老婆，生活随便，喜欢喝酒，不像共产党干部。”姜颂平一听，正中下怀，就约请汤到南通城外某地赴宴，姜打算让汤喝个酩酊大醉，然后必吐真言，这样便可探明虚实，迫其就范。哪知，汤如约赴宴，开怀畅饮，就是不醉。姜只得改变策略，出其不意地提出要他投降日伪，“以求生存和发展”。想不到汤景延竟有求必应，把部队名册、武器清册爽快地全部交了出来，于是汤景延被委为苏北分区专员。姜对收编汤的自卫团如此容易，反而疑心。汤巧妙地打入汪特内部后，向姜进一步表示：“李（士群）省长接收了我，我要为李省长效劳。”姜就带着汤去苏州见李士群。见到李，汤口若悬河，深得李的赞赏，当晚设家宴款待。宴毕，姜去卧室写了手令给南通地区清乡专员公署主任张北生，委汤为南通地区清乡督察大队长。汤上任后，为使日伪失去戒心，主动破了几个案子，还把张北生克扣军饷的事也透露给了日本宪兵队。但日军还是不放心，让汤的部队分散驻防。1943年9月下旬，李士群被日军暗杀。9月29日，汤宣告反正，回到人民的怀抱。

　　抗战胜利前夕，姜颂平在汪特政治部二局任副局長、局长。此时，日伪败局已定，他时时提防日军下毒手。日军投降后，国民党中统局为洗刷其汉奸臭名，在苏州办“地下工作人员检讨会”，姜受训一个月，然后去中统局上海特派员办事处任调查组长。

　　1947年4月，姜颂平感到呆在特工组织好比在刀尖上跳舞，提心吊胆过日子太没意思，便通过关系离开特工组织，去江西省吉安县任国民党县政府秘书。1948年，姜回到风雨飘摇的南京。

　　入公安，清理社会“垃圾”

　　1948年的南京，国民党军政要员像热锅上的蚂蚁，忙于携家眷、细软撤退，根本顾不上这个“落难”国特。姜在南京难于立足，便去上海小住。姜在上海小有名气，先后有共产党和民革方面的人士找过他，要他认清形势，及早决定去向。姜回顾15年来走过的曲折道路，到头来日军、汪伪、国民党统统把他抛在一边，为何再为他们卖命，“逃跑不是办法，先探听一下风声再说”。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凑了一笔钱，派潘汉年的至交徐汉光去香港找潘汉年。潘听徐汉光说“有几个中统骨干愿留在大陆”，当即表示：“欢迎他们弃暗投明，立功赎罪，共产党的政策既往不咎。”为保护他们，潘还打电话给江南工委，要求派人与吴钧鹤（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内部的地下党员）联系，做好起义人员的接收工作。姜还和顾祝同部下两个团长联系上，准备动员他们率部起义，后因人民解放军快要渡江，国民党切断沪宁线上的铁路交通，错失了时机。endprint

　　为迎接上海解放，潘汉年回到上海，委托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扬帆，组建情报委员会，准备清查国民党残留下来的军政宪特人员，弃暗投明的姜颂平被吸收为情报委员，任第二组组长。

　　解放军进城后，公安局逮捕了一批残余分子，全市分四个区突击审讯，姜分在西区活动，查点人员，发现漏网者，立即逮捕。有些老特工人员一见姜，脸上马上露出狐疑。由于有姜等一批熟悉内情的人提供名单和线索，加上布置周密，清理上海社会“垃圾”十分顺利，使上海社会及时恢复稳定。

　　1950年底，突击任务基本完成，情报委员会改为公安局情报室，姜任第三组副组长，开展肃反工作，搜集敌特军政宪材料，继续清理残余分子。工作告一段落后，情报室撤销，姜改任外勤谍报组组长，做秘密安全工作。

　　受牵连，锒铛入狱十五年

　　在上海姜颂平在潘汉年、扬帆直接领导下做公安工作，而且工作很有成效。正当他堂堂正正报效国家，用后半生洗刷15年耻辱时，1953年2月姜颂平被审查。开始要他交代1948年从江西吉安到南京，是受国民党指派，有何使命，他如实检讨，却总过不了关。后押送北京，由公安部副部长谢富治直接找其谈话，还是没能过关。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以汪偽特务罪判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送沈阳劳动改造。

　　“文化大革命”中，公安部派人去沈阳把姜颂平押回北京，关在公安部看守所里，4年后才提审，对他说：“你快要刑满，有个问题政府要你帮助尽快弄清楚，否则后果由你负责。”于是造反派把一份编好的口供笔录放在他面前。他一看，主要是揭发扬帆是叛徒、内奸，要他签字，姜说：“这不是我的口供，我不能签字！”造反派骂他顽固，他的刑期也因此一再延长，有病不给治，严加看管，直到1975年10月才得以释放，分配到沈阳市区级机关任职员，后来按特赦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的政策调到某电表厂当工人。1978年4月办理退休手续，迁居启东县合丰乡忠英村他的外甥袁立青处落户（他育有4儿2女，均受株连，他觉有愧，不愿在儿女家居住）。1984年，潘、扬案件平反，他去华东医院看望老上级，扬帆才说原是康生迫害，牵连了一大批起义人员。扬帆鼓励姜颂平申诉。他想自己已是大半截入土的人了，弄不好落个翻案的罪名，再折腾不起。但扬帆告诉他中央政策实事求是，他才逐渐消除顾虑，写了申诉材料。想不到，很快公安部13局崔局长专程到上海，找他谈话。同年，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专案组复查，查清后行文宣布姜颂平无罪。上海市公安局恢复他的干部待遇，让他又穿上公安战士服装，重新定级，办理离休手续。

　　此后，他以一个老公安战士的身份，在偏僻的乡间过了几年“田园生活”，空余时间写写文史资料，把江苏地区的国民党中统特务系统史料加以整理，提供给镇江、南京、南通等地有关部门。1988年在启东因病去世，终年83岁。

　　（责任编辑：武学沪）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