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康康

　　

　　新中国成立后，中宣部出于宣传革命英烈光辉事迹考虑，计划出版一批文艺作品。1956年，工人出版社在此背景下，邀请李建彤创作以刘志丹为题材的文艺作品。李建彤是刘志丹之弟刘景范的爱人，比较熟悉刘志丹的英雄事迹。为了写好作品，她先后多次深入基层调研，采访了一大批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亲历者，作品以小说的形式，表现了革命先烈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的革命事迹。小说先后六易其稿，得到了周扬等中宣部领导的肯定，然1962年在《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光明日报》刚发表了一小部分就被紧急叫停，在康生等人的干预下，“借小说来反党”成为小说的主要罪名，并酿成了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刘志丹》事件”，株连甚广。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会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被定性，并成立了专案组，后来此事件逐步升级，由“习、贾、刘反党集团”，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最后变成了“西北反党集团”，包括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马文瑞等一大批革命干部被审查、判刑，作者李建彤在1970年也被开除党籍，下放劳动改造。直到“文革”结束，1979年小说《刘志丹》上卷（从刘志丹出生到1928年8月）才得以在工人出版社出版。1984年，在作者的再次修改下，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的长篇小说《刘志丹》，表现了刘志丹革命传奇的一生，小说甫一出版，便遭到质疑与批评，1986年，该小说又被叫停。

　　从文学艺术成就上来看，小说《刘志丹》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它并未如同《保卫延安》《红岩》《红日》《红旗谱》等形成广泛的影响。一方面，上述小说都发表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文革”前就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文艺创作中的红色经典，而小说《刘志丹》直到1979年才得以正式出版，文学的环境和题材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小说《刘志丹》的艺术成就并未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在语言、结构和艺术表现形式上，成绩并不明显。然而小说《刘志丹》能够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成为导致“习、贾、刘反党集团”出现的直接因素，还是在于作者所写题材的敏感性。关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中央苏区的论争，由来已久，错综复杂，牵扯进了许多当事人的恩恩怨怨，小说《刘志丹》事件，与其说是一件文艺事件，不如说是一件政治事件，其中主要涉及到对刘志丹的革命功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以及如何准确评价这一段革命历史的问题，加之建国后文艺界频繁的清理和批判运动，比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0—1951年），对胡风集团的批判（1955年），对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批判（1957年），小说《刘志丹》受到冲击有一个大的环境的影响，当时好多文艺事件最后都上升为政治事件，“写什么”、“怎么写”，成为判断一个作家政治立场是否合格的关键。就在小说《刘志丹》受到批判的当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文艺界也开始了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小说《刘志丹》就是在此情形下受到否定并成为“利用小说反党”的铁证。

　　小说《刘志丹》被质疑，主要集中在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准确定性以及是否存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救了中央红军的说法上。关于后一个问题，实际上早在小说《刘志丹》创作初期，习仲勋约见作者李建彤时就指出，让作者要认识到如果中央红军不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也最终存在不下去，它仅仅为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和为抗日战争提供了出发点，要统一到毛泽东思想认识中去。如果说1979年版《刘志丹》存在的问题是“写什么”的问题，那么到了1984版的三卷本《刘志丹》则因作者对其中一些人物的改造加工涉及“怎么写”的问题而受到质疑，这也说明了创作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必须要在政治上合乎规范，要写已经定性、定论，达成共识的问题，它的特殊性和敏感性，显著区别于一般题材的文学作品创作，甚至也区别于一般革命题材小说的创作，比如《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儿女英雄传》等等。

　　新时期以来，一些党史研究专家、学者开始以较大规模研究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意义，“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贡献”逐步成为共识，南梁精神也与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一起，为史学界开始接受。2009年6月7日，习近平在南梁革命纪念馆参观时强调指出：“对南梁的革命历史一定要好好研究。突出两点：一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八路军抗日的出发点；二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当时全国有十多个革命根据地都相继沦陷，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能够保存下来，是因为刘志丹等同志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和边区的实际结合起来，没有犯‘左倾和‘右倾的错误。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为什么会‘硕果仅存？我们要加强研究。”“两点一存”观点的提出，是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历史地位的准确评价，以及对刘志丹革命历史功勋的充分肯定。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以及刘志丹革命地位的评价，“两点一存”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充分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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