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宇明

　　

　　活了105岁的杨绛先生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受尊敬的女性之一，她的一生完美地实践了其母校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杨绛博学多才。其长篇小说《洗澡》《洗澡之后》深受读者欢迎，是名符其实的小说家；她的散文集《干校六记》《我们仨》文字清丽，表面的不动声响蕴含着巨大的艺术张力，有的发行量超过百万册，是当代散文大家。她写的戏剧《弄假成真》《称心如意》《风絮》也很有影响，其中《称心如意》问世七十年了，至今还在公演，称其为戏剧家决不为过。她同时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翻译家，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翻译的《唐·吉诃德》影响广泛，至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她在业余时间里完成的，杨绛的本职工作是外国文学研究，她长期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除了事业上的出类拔萃，杨绛也是一位贤妻良母。杨绛的丈夫钱钟书先生是国学大师，他在文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迄今还没有人可以企及，然而，钱钟书也是一个“书痴”，生活能力很差，桌布脏了不会洗，门坏了不会修，甚至饭都不会做，出身名门的杨绛只能放下手中的笔，用细嫩的拿笔之手做着“灶下婢”，精心照顾钱钟书。而做这一切，杨绛是心甘情愿的。杨绛的付出得到了钱家人的高度评价。钱钟书的婶婶夸杨绛：“季康啊，你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宣哥（钱钟书）是痴人有痴福。”至于钱钟书对杨绛的评价更是到了男人夸妻的顶峰。某次，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将它念给钱钟书听，钱钟书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1946年初版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在自留的样书上，钱钟书为妻子写下这样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杨绛做事从不缩手缩脚，而是非常有担当，有时甚至呈示出某种侠义之气。施亮在一篇文章中讲过杨绛一则轶事。“文革”时，杨绛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那时干校掀起了揪“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一次，开会整郑土生先生，逼迫他交出一个莫须有的“名单”，郑土生很硬气，咬紧牙关不出声，决不乱咬任何人。散了会，许多人在场，杨绛径直走到他面前说：“郑土生，你家里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托付吗？可以告诉我！”当时许多人都目瞪口呆，唯有杨绛显得若无其事。

　　俗话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杨绛的德艺双馨与其父杨荫杭早年的教育有极大的关联。

　　杨荫杭始终崇尚个人努力。1895年，他考入北洋大学堂，1897年转入南洋公学。两年后，南洋公学遴选6名学生赴日本留学，杨荫杭名列其中。初到日本，语言不通，杨荫杭进入日本文部省特设的日华学校补习日文。没多久，就进入了早稻田大学（早称东京专门学校）学习，他与留日学生一起组织励志会，创办《译书汇编》杂志，译介欧美政法方面的名著。1902年，从早稻田大学本科毕业后，杨荫杭和雷奋、杨廷栋一起被派往北京译书馆从事编译工作，他非常珍惜这份工作，总是忘了下班时间，《名学教科书》就是杨荫杭在那里翻译的。1903年译书馆因为经费短缺而停办，杨荫杭回到家乡，与朋友创办“理化研究会”，提倡研究理化和学习英语。此外，他还在《时事新报》《苏报》《大陆月刊》等处兼职，做编辑和撰稿人。1906年，因为积极从事反清活动引起嫉恨并遭到追捕，杨荫杭再度出国。开始进的是早稻田大学研究科，后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国。民国初期，杨荫杭做过江苏、浙江等地的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执法时客观公正、不惧权贵。辞官后以律师为业，上门的人络绎不绝。

　　或許是从自我经历中得到了启发，杨荫杭着力培养孩子“一切靠自己”的意识。定居苏州时，他买了一座破败的老宅用来安身。他将老宅的一部分修葺一新就搬了进去，其他部分依然破败。阴湿的院子里，只要掀起一块砖，到处都是鼻涕虫、蜘蛛。杨荫杭要求孩子们干活，并定下奖励的规矩。捉鼻涕虫一条一个铜板，小蜘蛛一只三个铜板，大蜘蛛三只一个铜板，结果没多久，院子里这些野虫都被捉尽了。他曾明明白白地对杨绛等人说：“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

　　民国才子大多风流，家外有家、家外有花的现象比比皆是，胡适、黄侃、罗隆基等等都是这一类人物，杨荫杭却极其重视家庭，一生与妻子相亲相爱。据杨绛后来回忆：杨荫杭与妻子好像是老朋友，永远有说不完的话，有过去的，有当前的，有关于自己的，有关于别人的，有关于亲戚朋友的，还有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杨荫杭辞官后做律师，甚至会将自己代理的每起案子详细向妻子叙述：为什么事、牵涉到什么人等等，然后两人一起分析、一起议论。谈到情投意合处，还不让孩子插嘴。正因为父母关系极其和谐，生活于这样的家庭感到非常幸福与快乐，长大后的杨绛自然也就重视对家庭的经营，特别在乎感情的专一，不怕为所爱的人作出一些牺牲。

　　杨荫杭经常教育杨绛做事要有担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不必过分在乎他人怎么看。北伐战争期间，学生运动很多，常常要游行、开群众大会，有一次，振华女中学生会希望各校学生上街游行搞宣传，拿一只板凳，站在上面向过路群众演讲，呼吁革命，杨绛也被分派了这样的任务。这次她不想参加。原因是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人常常欺侮女孩子。学校有规定：只要说“家里不赞成”，就能豁免开会、游行、当代表等等事务。杨绛回家征求父亲的意见，问能不能也说“家里不赞成”，没想到杨荫杭一口拒绝：“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杨绛说：“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杨荫杭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由你。”

　　杨荫杭早年的职业行为更给儿女树立了担当的样板。杨荫杭担任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时，审理过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受贿案，他依法传唤犯罪嫌疑人，搜查证据。许世英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物，他曾担任北京政府大理院院长、司法部总长、内务部总长等职，上级官员为他说情的不知有多少人。许世英被拘传那天，杨家的电话整整响了一夜。司法总长张耀曾在杨荫杭准备查处许世英时就出面干预过，要求其停止侦查，杨荫杭没有理睬。张耀曾恼羞成怒，在杨荫杭传唤许世英的第二天就停止了杨荫杭的职务。而后，司法部又呈文给总统，以检察官“违背职务”为由，将京师高检厅检察长杨荫杭、检察官张汝霖停止职务，交司法官惩戒委员会议处。杨荫杭毫不让步，宁可辞职也不干亵渎良知的事情。

　　只要用心留意一下，我们便可看出：杨荫杭先生教育杨绛，特别重视自己的“在场”，即要求女儿做到的，自己先做到，有时甚至不怎么说，只是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带动。不禁想起另一些父母，他们也渴盼孩子健康成长，却从不将自己摆进去。他们希望孩子不要偷扒抢窃，自己却贪污公款、抄袭论文；他们告诫孩子珍惜时间、超越自我，自己却天天钉在麻将桌上、酒吧台边；他们要求孩子孝敬父母、友爱同学，自己却不肯找一点时间去看看独居的父母、花一点钱去救助面临困境的亲人，这样的家教怎么可能发挥作用呢？

　　“让自己在场”，使杨荫杭先生培养出了一个杰出的女儿，它其实也是古今中外一切成功的家庭教育必经的一座桥梁。

　　（责任编辑：巫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