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兴无

　　开国中将王诤（江苏武进人）开创了中国无线电通信、无线电侦察、新闻广播、气象、人民邮电、电子工业，在雷达、电子对抗等诸多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被毛泽东誉为“我国通信事业的开山鼻祖”。直到今天，国家信息产业部、中电集团以及航空航天、遥感遥测、广播电视领域和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网通、中国铁通等各产业集团、各大运营商，都尊他为事业的奠基人、开拓者。王诤之所以在多个领域有重大创造和开拓，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具有识才、爱才、用才、容才、聚才的胆识和胸襟。

　　“人才永远是最宝贵的财富”

　　新中国成立之初，王诤任中央军委通信部部长兼重工业部电信工业局局长，担负着解放军通信兵建设和全国电信工业重建的双重重任。通信兵种和电信行业均属技术密集型，需要大批人才作支撑。王诤经常说：“人才永远是最宝贵的财富。”

　　甫一上任，王诤得知有100多名国外学成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滞留南京、上海等地，马上派人把他们请到北京，腾出最好的房子给他们住，保留原薪待遇，又很快组建通信兵科学研究所，为他们提供用武之地，构建起第一个“人才池”。

　　王诤深知，这点人才还远远不能适应国家和军队通信事业迅猛发展的需要。于是他把培养造就一支宏大的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队伍作为一项战略措施，在西安、南京、张家口、桂林等地创办了几十所电子技术大中专院校。同时推动在全国重点理工科大学增设无线电、半导体、计算机等新专业。上世纪50年代清华大学计划将电讯组扩大为无线电子学系，遭到苏联专家的反对，理由是无线电是国防专业，不能放在地方院校。官司打到王诤那里，他顶住“老大哥”的压力，据理力争，支持清华。曾任清华大学无线电子学系主任的吴佑寿院士说：“没有王诤部长就没有这个系，也就没有我们这支队伍。”清华等重点院校为国家和军队的发展，陆续培养了大量电子技术专业人才。

　　王诤真诚地关心、帮助知识分子，保护“最宝贵的财富”。那个时候政治运动较多，知识分子不免受到冲击，挫伤一些人的积极性。王诤穿梭于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高校院所，给他们作报告，为他们撑腰打气。对处境困难的知识分子，他伸出温暖之手，给予极大的关怀和信任。杨千里是从“西军电”（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毕业的业务尖子，在反右中受到不公正对待，党籍被取消，他的思想包袱很重。王诤亲自给他做思想工作，并用自己在国民党军当兵被俘后参加红军的经历现身说法：“我就是俘虏兵出身嘛，党还用我这么多年。”杨千里听了这句话，心里热乎乎的，卸掉了思想包袱，轻装上阵，干出了骄人的业绩，成为我国第一代同步卫星工程通信系统总体设计者之一，后来他还担任了解放军通信兵部副主任，被授予少将军衔。

　　甘当“小字辈”的副手

　　作为国家无线电领域的最高领导，王诤不是外行领导内行，而是行家组织专家。

　　张履谦是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的高材生，分配到解放军通信部后，王诤亲自接待他，满怀期望地说：“小伙子，你专心搞出好东西来，你有什么困难我解决。”听了这暖心的话，张履谦浑身都是劲，埋头钻研当时最急需的雷达技术。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处于决战阶段，美军B-29飞机使用电磁波干扰对志愿军补给线进行空袭，形势十分严峻。前线彭德怀给军委发报，要求国内派人“火速去前线解决难题”。根据军委的命令，王诤亲自带着张履谦等连夜乘坐火车赶往朝鲜前线。他们直接下到一个雷达站，张履谦和雷达技师从找出干扰频率着手，不断改变频率，扩展频段，加装抗干扰电路，与敌人展开了一场电子对抗战，很快就使敌机的电磁波干扰失灵，志愿军战鹰又可以不受干扰地起飞截击敌机了。

　　王诤十分满意张履谦的工作，回国后郑重地对他说：“从现在起，全军的雷达就交给你管了。”并向军委写报告，成立全军雷达干扰与抗干扰领导小组，由张履谦任组长，王诤任副组长。作为军委通信兵的一把手，给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字辈”当副手，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副组长”的主要“职能”，就是为张履谦们发挥技术特长营造良好的环境。王诤的知遇之恩，激励张履谦为此奋斗了一生，他潜心研读了美国麻省理工《雷达丛书》28本，成为顶尖的雷达专家。

　　1956年10月，国家成立专门研究导弹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前身），王诤任五院（院长钱学森）副院长兼二分院院长，二分院的任务是负责地地、地空和飞航式导弹控制系统的设计工作。王诤将通信兵科学研究院成建制划归五院，其中包括张履谦等顶尖人才。王诤对技术人员提出“先仿制，后自行设计”的要求，强调“仿制的目的是为了独创，但必须在仿制中把技术吃透，才能独创和进行自行设计”。这一理念使广大科研人员思路大开，找到一条迅速掌握尖端技术的捷径，形成一支突破航天关键技术的骨干力量。如张履谦主持研制的我国第一代防空导弹制导雷达、精密导弹跟踪单脉冲雷达、超远程卫星引导雷达，均达到当时世界技术先进水平；他作为“两弹一星”测控工程总设计师，是“两弹一星”的功勋专家，至今仍奋战在卫星测控领域。2011年4月，朱镕基到清华大学看望老校友时，握着张履谦的手说：“你为祖国作出了贡献，是我们班的骄傲。”

　　1963年，国家成立统领全国电子工业发展的第四机械工业部，王诤任部长。他上任不久，看到一份“情况通报”，国民党空军美制U—2高空侦察飞机频繁深入我国内地侦察骚扰，如入无人之境。他深深地自责：四机部集中了全国一大批电子技术专家，竟让敌机如此张狂。他向中央请缨，要用电子技术手段保障击落U—2飞机。他组织张履谦等一批电子技术专家制定出“以干扰抗干扰”的技术支撑作战的方案，协助导弹部队先后击落5架U—2飞机。从此，U—2飞机再也不敢进入中国大陆的领空。

　　立“军令状”的底气

　　1973年初，周恩来把王诤请到西花厅，对他说：“我们的通信卫星很快可以上天，我想在通信卫星发射之前，与之配套的地球站就应建成。否则，眼巴巴地看着卫星吊在空中不能使用。”他还拿出一张尼克松访华时送的卫星通信地球站图片给王诤看，并把自主研制卫星通信地球站的任务交给了他。王诤郑重表示3年之内可以造出地球站。在座的一位老同志担心他完不成任务不好收场，就说：“老王啊，不要吹牛皮啊！”但王诤十分有把握地向周恩来立了3年完成任务的“军令状”。

　　事后这位老同志问他：“你哪来那么大的底气啊？”他回答：“我的底气来自于我们有一支特别能战斗的专家队伍！”春节一过，王诤就带领四机部技术人员到电子工业实力最雄厚的江苏省，连续49天蹲在工厂、研究所调查研究，组织150多个单位进行技术攻关大会战，终于在1975年底建成我国第一座卫星通信地球站，接收到印度洋上空的国际Ⅳ号卫星的信号，图像清晰，伴音清楚。王诤把这一喜讯报告给周恩来，已经重病在床的周恩来十分满意：“整整3年，言而有信！”

　　1974年8月，國家实施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计算机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简称“748工程”），决定由四机部牵头。王诤委托四机部常务副部长刘寅亲自抓“748工程”，嘱咐他要注重遴选这一领域的拔尖人才。四机部倾向于北大王选教授当此重任，可在论证会上，王选的方案并没被采纳。王诤和刘寅经过反复权衡比较，认为王选的方案最为可行，便拍板让王选上，任命他为技术总负责人，主持研究工作。这个决定成就了王选，也成就了“748工程”。计算机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的成功实施，带动了两个产业：一是印刷业告别了铅与火，迎来光与电；二是中国的计算机激光照排系统从无到有，发展成一个成熟的产业。

　　（责任编辑：刘跃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