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人

　　我所收藏的这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4月（第一版）出版发行，辽宁人民出版社重印，1966年1月沈阳第五次印刷的陶铸所著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一书，是我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1966年9月1日，在红卫兵“大串连”期间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新华书店买到的。若问因何收藏了这本书，这得从我的初中时代说起。

　　我虽然是个农家子弟，但从懂事起就喜欢看书。1962年8月考入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中学初中一年级后，由于学习刻苦，故成绩一直很优秀，特别是作文写得很好，常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宣读。升入初二后，语文老师在课堂上简介《松树的风格》这篇课文的“写作背景”时，说这篇课文的作者陶铸是一位老革命家，这篇课文选自他所著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一书，还说此书是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本好书。因为我被《松树的风格》这篇课文深深地陶醉，感到写得实在是太好了，所以就想买一本《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再看看书中所载的其他文章。但我就读的兴隆中学的所在地是一个不算繁华的小乡镇，因此去了几次镇里的唯一一家新华书店，都没有买到那本书。后来，因为学习紧张繁忙，我逐渐就把买书的事忘掉了，再也没光顾小镇的那家新华书店。

　　到了1966年6月，已经在高中一年级读书的我，和我的同代人一样，不幸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在学校都“停课闹革命”的年代里，随着“大串连”的兴起，我这个从没有去过省城哈尔滨的乡下高中生，在1966年的8月下旬，就与几个同学去了哈尔滨，因为红卫兵坐火车和吃住都是不花钱的，所以在哈尔滨“串联”了三天后，我们又坐火车去了黑龙江省的第二大城市齐齐哈尔。到了齐齐哈尔的第二天，就是9月1日，我们在街上“闲逛”路过一家新华书店时，在我的提议下就走了进去。当我在书架上发现了《理想，情操，精神生活》这本书时，马上就买下了这本三年前就想买而没有买到的书，因为当时十分“关心政治”的我已经知道陶铸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从广州调到了北京，不但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还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这时读一读这位“老革命”写的文章，何乐而不为！

　　结束“大串连”回到学校后，由于“观点”不同，学校的“红卫兵”分成了两派，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批斗走资派”的“造反”运动中，都指责对方是“大方向错了”或是“保皇派”，因此两派之间除了互相“口诛笔伐”外，还经常出现“摩擦”（就是后来说的“武斗”）。我和三个平时最要好的同学（都爱好文学）虽然也参加了“一派”中的一个名为“红四野中南海警卫团”的小团体，但因都怕在“两派”发生“摩擦”时受到伤害，所以除了偶尔写几张“驳斥”对立派“荒谬观点”的“大字报”贴到学校在操场搭建的“大字报棚子”里外，大部分时间都聚集在一个家住镇内的同学的家里，虽然有时也打打扑克，有时也议论议论从哈尔滨流传来的“传单”上看到的各种“小道消息”，但大多时间都是谈论哪个作家成了“黑帮”，哪部“名著”成了“大毒草”等，当然也没忘了看书。因为学校图书馆的所有书籍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已被“造反”的“红卫兵”当成“封资修”全都搬到大操场焚烧了，镇里唯一的那家新华书店的书籍也都被“造反派”用车拉到爆竹厂去做“爆竹”了，所以在想借书没处借想买书没处买又想看书的情况下，我们三个同学就把自己的“藏书”都拿到这个同学的家里。在我们四个同学的二十多本“藏书”中，有两本格外引人注目：一本是我拿来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一本是另一个同学拿来的《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因为前者的作者陶铸当时已是党中央排在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之后的第四号领导人，而后者的作者姚文元，不但因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吹响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号角而“名声大震”，而且当时还是“炙手可热”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因此，没看过这两本书的都想先睹为快。

　　到了1967年1月中旬的一天，当我们四个同学又在镇内那个同学家聚集后，一个同学拿出了一张“传单”，对我说：“你赶快把你的那本《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烧了吧。你看看传单，陶铸已经成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十多天前就被打倒了！”听他这么一说，我们三人赶紧凑上前去看“传单”。“传单”上写的是：1月4日，江青、康生等在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宣布陶铸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要“发动群众”，“揪出来”。知道了陶铸“出事”后，我的三个同学都认为应该把《理想，情操，精神生活》这本书马上烧了，以免让“对立派”的“红卫兵”知道了有“把柄”可抓，把我打成陶铸的“黑爪牙”。我考虑了一会儿说：“你们都看了这本书，也没看出有什么错误吧？再说了，报纸上又没有公布陶铸被打倒了，‘传单上的消息并不都是真的，这咱们也知道，说不定这是谣传吧。这本书我不能烧。另外，‘对立派要是知道了我有这本书，也是你们三个中的一个‘告密的。我相信你们三个谁也不会去‘告密！”这三个与我有“刎颈之交”的同学一听我这么说，就都没有“强迫”我把书烧了。接着，我就把这本書拿回乡下的家中藏了起来。

　　后来，在陶铸被定为“叛徒”，成了“刘、邓、陶”中的一员被“揪出来”大张旗鼓地“批斗”期间，我也没有把《理想，情操，精神生活》这本书烧了。因为在知道了陶铸“出事”后，我躲在家里又把这本书认真地看了一遍，也没有看出哪里有“毒”，所以就舍不得烧。到了1967年9月8日，当姚文元写的《评陶铸的两本书》的长文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后的第三天，我的那个有姚文元的《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一书的同学下课（这时已经“复课闹革命”了）后对我说：“这回我看你应该把陶铸的那本书烧了吧？都被姚文元公开批判了，你还留着它干啥？你留着它早晚得引火烧身！”面对着同学的问话，如果我告诉他说早就烧了，他就不会为我担忧了。因为我从小到大从没说过谎话，所以就实话实说：“陶铸的另一本书，就是姚文元批判的《思想·感情·文采》我没看过。但我总觉得把我保留的这本书烧了怪可惜的。你说我怎么就看不出这本书哪里有错误呢？”同学听我这么说，就说：“我只是给你提个建议，烧不烧你自己说了算。但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向任何人透露你有这本书的。”就这样，直到1968年10月高中毕业，我也没有把这本书烧了，而且除了我的那三个同学外，任何人也不知道我有这本书。

　　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时，我已经在母校兴隆中学当了四年多教师。在11月的一天傍晚，当我与当年三个最要好的同学中的两个（另一个在外地工作）聚在一块喝酒闲聊时，那个有姚文元的《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一书的老同学说：“我一听到‘四人帮被粉碎了，姚文元被抓起来后，就把姚文元写的那本书撕了个粉碎。留着一个坏人的书有啥用？要是由此惹出麻烦来，多犯不上。”然后就问我：“你的那本陶铸的书还没烧吗？”我笑着说：“我都保留这么多年了，我也没‘由此出啥事，你说都到这个时候了，我还能烧吗？”接着，就开心地谈论起各自听到的“四人帮”是怎样被抓的消息。

　　我虽然一直保存着陶铸的这本书，但因身在北疆的一个小乡镇，所以对被批判了多年的陶铸的所有情况根本是一无所知的。到了1978年12月，当《人民日报》在10日和11日分两天连载了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写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后，我才知道陶铸已经在1969年11月30日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于安徽合肥，且年仅61岁。紧接着的1978年12月2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地举行了陶铸追悼会。当我在报纸上看到陶铸被彻底平反昭雪的报道后，只是把自己保存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一书拿出来看了看，并没有向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人们去宣扬。后来，那两个知道我一直保留陶铸那本书的老同学都对我说过类似“我有先见之明”的话，但我却说：“我没有先见之明，只是不想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抛弃罢了。”并“警告”他俩，一定不要把我一直不把陶铸的那本书烧了的事告诉任何人。

　　时至今日，我之所以把收藏了50多年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的来龙去脉写出来，只是想把自己人生履历中不为人知的痕迹展现出来，让世人品评一下，或许从中能得到些许启示。

　　（责任编辑：武学沪）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