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镕

　　

　　1978年肇始的农村改革，倏忽已近四十周年。人們谈起农村改革，都常会念及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和万里等，但谈及具体谋划时大家都不会忘记那位山西太谷革命元老杜润生。许多人士都尊他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他却自谦地说：“这是一个团队，我只不过是一个符号。”

　　前门会议的激辩

　　人们通常认为农村改革发端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事实上三中全会明确的是“不准包产到户”，四中全会还说“不要包产到户”。真正放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是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这是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争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央成立农村工作部，邓子恢当部长，杜润生任秘书长，都是毛泽东钦点。但不久掀起农村合作化高潮，邓、杜被批为“小脚女人”。当时毛负责批邓，叫周恩来批杜，但周未出力。本应把杜下放海南，正好成立中国科学院，中组部说解放前大学生不多，把杜放到中科院去当秘书长吧。杜去后除本职工作外，仍然一直潜心研究农村问题。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1978年12月，王任重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杜润生为农委副主任。1979年2月起万里在安徽允许包产到户，赵紫阳在四川也有实验。“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流传。但王任重在1979年3月14日致函人民日报，就张浩来信批示反对包产到户。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张浩来信，冠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大标题，并配发编者按，舆论大哗。最热闹的是杜润生在北京崇文门饭店（通称前门饭店）开的七省三县农委负责人座谈会。安徽的农委主任周曰礼就安徽搞包产到户的好处一个人讲了一天。杜老事后常提及周曰礼给他启发很深。与会的广东、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六省和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三县争论热烈。杜润生耐心倾听，不时提问，对赞成者有质疑，对反对者也有质疑。最后，激辩的结果有了两大贡献：一是会议纪要上写明“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允许”。二是“对已经搞包产到户的不批判、不斗争、不强制纠正”。这两条上报后，国务院副总理赵紫阳支持，主席华国锋同意。华国锋当时说：“包产到户，大家不赞成，有些大山区孤门独户，那里有几块地。不能把人家赶下山来，造成浪费，可以包产到户。”这在当时确属难能可贵。杜润生后来说，华开了个小口子，我们就慢慢挤进去了。1980年春末，王任重不再担任农委主任，万里回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农委主任，这为农村改革开辟了新希望。

　　1980年的75号文件

　　讲到农村改革，人们称道的是中央八十年代连续发了五个一号文件。这是不错的，但实际上重要文件是八个。一个是前奏，即1980年75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然后才是五个一号文件，还有1984年4号文件是讲发展乡镇企业的。本来，1987年还有一个一号文件，1986年已起草好，后因胡耀邦辞职，1987年前面几号发文均为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农村问题的文件推至“第五号”才发出。

　　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央召开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此时已成立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杜润生任主任，谢华、刘堪、吴象等任副主任），讨论农村改革，激起白热化的争论。实际上上世纪七十年代最早搞包产到户的是贵州省，那里“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省委书记池必卿大力提倡，人民日报最先报道。但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反对。这就是有名的池杨之争。池对杨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后来，农村改革元老之一吴象专门写了论文《阳关道与独木桥》，给予客观评述。此文得了孙冶方经济论文奖。

　　在会上，内蒙、安徽、四川、河南等省赞成池必卿，上海、北京、浙江、湖北等地反对，一些省市“骑墙”观望，不表态。

　　这时，杜润生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多样化”的观点。他说：“中国地大人多，经济发展不平衡，农业本身又有多样化结构，因此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结构与经营形式应该是多样化。不仅现在如此，将来也应如此。”“只要是有利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增加商品的责任制，都是适当和可行的，都应加以支持，而不拘泥于一种形式，搞一刀切。”后面的这句话经修改完善后写进了75号文件。这是一个突破。文件对包产到户的性质作出了新的解释，承认它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措施”，它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这就不是“复辟资本主义”了）。

　　理论的飞跃

　　1981年冬，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从北京开到天津，时间长达半个多月，被称为“农民议会”。从头至尾是杜润生主持。包产到户问题的正式转机是1982年一号文件，文件第二条正式肯定了包括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理论的飞跃则在1983年一号文件。指出农村最大的变化，影响最深远的是“普遍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农村生产责任制”，而联产承包制的完善和发展，“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这段话起先执笔倡议者是林则徐的后裔、经济学家林子力。在政治局讨论该文件时，薄一波称赞中国包产到户（文件书面语言多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大问题。万里几次说到这个问题是几亿农民教育了党中央。小平、耀邦等同志一再肯定。

　　1984年夏，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与胡耀邦会见时，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胡耀邦要杜润生考虑一下，联产承包制前缀“家庭”两字可否删去，以免国际友人疑虑。杜一传达，立即引起吴象等同志反对，多数同志认为“家庭”两字不可丢，这不是一般的修饰语，而是定性的：“联产联到心，基础是家庭”。

　　然而，事情还常有反复。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政治风波后，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又有人提出包产到户是“方向上有问题”。1989年的国庆讲话把“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定语“家庭”两字略去了，引起了农民的不安。江苏、安徽农民的反映以小岗村为代表，1989年11月24日报到了江泽民总书记处。江在全国农业综合开发经验交流会上郑重宣布：“我主张八亿农民要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不会变，农村承包制政策不能变……要给农民吃定心丸，让农民一百二十个放心！”（1989年12月1日于怀仁堂）endprint

　　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区之间差别很大，有些地方至今也未搞包產到户，如河南的南街村、江苏的华西村，经济发展得很好。这证明了农村生产责任制等措施不能一刀切，允许试验。杜润生的著名论点，叫“可以、可以、也可以”，从多样化到逐步规范化，反复比较，和而不同，是成功的经验。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探索至今六十多年，也使党对农村工作的指导趋于成熟。这些探索、争论、经验都十分可贵。

　　七个八个

　　随着包产到户的推行，农副业的发展，出现了雇工的问题。广东陈志雄雇工承包鱼塘，安徽年广久炒起了“傻子瓜子”。

　　雇工不是剥削吗？共产党是反对“剥削”的。于是又引起了一场雇工问题的争论。

　　争论一直反映到邓小平那儿，他回话，看不准的事情，可以再看几年。傻子瓜子也不要取缔。

　　经济学家林子力首先向中央写内部报告，认为人分多种，一种人可以创业当老板，另一种人怕风险或能力不足，愿意受雇于人。这是一种“天然的配合”。当时纪登奎不做副总理了，在农研室做正部级的研究员。杜润生请他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去考察，顺便了解雇工问题。他回来后在空军招待所，对我们参与起草中央一号文件的同志作了一个小范围的报告，大意是说雇工现象，世界各地都有，问题是要有个合理的解释。于是大家就去翻经典论著，终于有人在马克思《资本论》中找到个假设，即假如业主想使自己的生活比普通工人好一倍，他可以请二至三个学徒，三至四个帮手。这种人不能称为资本家，而是小业主。好比土地改革农村中划成分，有些人土地占有不多，不够地主，只是“小土地出租者”。这样一算，雇工人数可以七个八个，但不能超过八个为宜。其实马克思也常说他有些数字是“随意假设的”。

　　但在当时，思想只能逐步开放。既然老祖宗那儿有点说法，1983年一号文件就明确规定：“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种养能手请帮手，带徒弟，可参照《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规定》执行，对超过上述规定雇请较多帮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

　　这么一规定，已经突破了七个八个。但争论并未解决，办一个砖瓦轮窑厂，不能只雇七个八个，七八十个也不够。

　　开会争来争去，加上下省区调查研究，大多数人当时取得了六点共识：

　　一、中国这么大，地区太不平衡，什么例子都可以找出来，不能靠找例子吃饭，要寻找共同点、共性的东西。

　　二、雇工现象旧社会多。现在还刚刚发生，看不准，吃不透，不必匆忙下结论，还是照小平说的，再看几年。

　　三、马克思也是假设，不能从概念出发，要研究活生生的现实。

　　四、不能只从道德角度审视，要研究生产关系。

　　五、中间的、过渡的、可变的、非驴非马的事物是存在的，不能用准或不准的简单方法处置，而要允许试验、比较和反复，择善而从。

　　六、有些事物共存于一个机体之中，不能任意搞乱，不能捣巢伤卵。

　　于是，1984年一号文件第三部分第三条针对农村雇工问题，又提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调查研究，以便在条件成熟时，进一步作出具体的政策规定”，还指出，雇工人数超出规定但在利润分配上有益于工人和公益事业的，“可以不按资本主义的雇工的经营看待”。在政策上作了变通，也引导雇工方式的可塑性和合作经济的相容性。

　　1989年底后，此事又有反复。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发文要“清除”雇工的党员。然后又逐步调整。如今私营老板雇工上千人也不足为奇了。雇主成为民营企业家，入党、当劳模的也大有人在。这就大大突破了七个八个之说，“与时俱进”了。

　　大乡小乡

　　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全国开始恢复乡镇建制。大体上是一社一乡，大队改为行政村，生产队改为村民组。

　　新体制顺应历史运行不久，1984年夏天，民政部长崔乃夫带了中央文件征求意见稿来江苏。他说这是彭真和杜润生等同志的意见，乡大了不利于发扬民主，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如果把现在的乡镇改为区的建制，以大队建乡，小乡干部接近群众，谁家喝粥，谁家吃干饭；谁家的狗是黑的，谁家的狗是白的，一目了然。当时江苏省分管民政的副省长李执中听了，觉得有道理，但又觉得不那么合适。他就把我找去，说：“崔部长来了，你搞农村工作，又是省委农村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农工部长，你来汇报商讨吧。”

　　我赶到省委307招待所，崔部长笑说：“你也是部长，咱们来个部长对话吧。”我说：“岂敢，我是基层干部啊。”江苏刚刚完成政社分设（开始还未明确取消公社），恢复了乡政权体制，运行正常。平均每乡镇人口为2.4万，面积45平方公里。乡干部骑个自行车，一天能兜得过来。我就和崔部长说：“千万不要再折腾了，如果乡改区，一个乡变成十几个小乡，一要增加大量干部，增加国家的和农民的负担；二是不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小城镇和中心集镇；三是如今要向信息社会走，还能单凭肉眼观察去实施领导和服务吗？”崔部长听了深以为然，说把文件带回去再研究。其时在个别省已开始试验，结果当时还未出来，后来证明不成功又改回来了。

　　过了不久，我到北京香山饭店开农村工作座谈会，议题是准备1985年农村工作一号文件。有一天早晨中央农研室主任杜润生找我，说政治局要讨论是否划小乡问题，我就把对崔部长说的一番话又作了汇报。到了下午，杜老开会回来，笑眯眯地告诉我：“你胜利了，但不要骄傲。”我问怎么回事。他说会上听了很多不同意见，最后耀邦同志很欣赏江苏同志的一个观点：乡镇规模太小，不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搞小城镇建设。其时费孝通先生有一篇《小城镇大问题》的长篇调查，胡耀邦很欣赏并有长篇批语。

　　就这样，避免了一次重新再划小乡的折腾，也促进了小城镇的建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乡镇规模逐步扩大，以适应信息化、城镇化的需要。就江苏来看，一般乡镇规模已达十万人左右，面积八十至一百平方公里。

　　1997年12月，我到北京参加杜润生召集的农村改革二十周年座谈会，又谈及此事，杜老告诉我，当时要划小乡，彭真同志还有一个重大考虑，是易于让农民实行乡长的直选（至今全国多数还是乡人代会间接选举），后来感到条件尚未成熟，从国情出发，未推行直选。杜老说，从方向来看，无论乡镇规模多大，直选和普选，应是今后改革的方向。endprint

　　所谓“三挤三争”

　　围绕乡镇企业，当年也是争论不断。

　　有的领导说，这是农村光辉灿烂的希望所在。有的领导却说，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脚，与国营企业是三挤三争，即：以落后挤先进，以小挤大，以小集体（那时还未开放个私经济）挤国营；与国企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

　　同为无锡人的老革命陆定一大力支持，薛暮桥开始曾反对。他看了钱桥钢厂，说：“都像你们这样搞，国家哪来这么多电？”

　　薄一波、姚依林等领导人到江苏，先是怀疑，薄老还说：“我是山西人，关公老乡，带着大刀。”看后两人都变成了乡镇企业的支持者，薄老说看来这大刀还砍不下去。

　　起草、争议了两年多，中央终于在1984年明确指出：“现在社队企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有些是城市大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并且专门发了1984年四号文件，把社队企业正名為乡镇企业，明确了支持的态度。

　　1984年8月，江苏在北京农展馆举办首次乡镇企业展览会，王震剪彩。工作人员清一色西服领带，震惊了中外观众，八十个国家使节参观。杜润生、钱正英等都看了，江苏省长顾秀莲在陪同田纪云一行参观时，要求田副总理写篇文章表示支持。田说：“我可写不了，叫吕东（国家经委主任）写吧。”顾笑说：“我们写好代拟稿，有些数据先写上，省得吕主任查了，发表后稿费归吕主任。”吕东当即笑允。9月24日，《人民日报》二版显著位置发表了吕东文章《乡镇企业是振兴农村经济的重要环节》。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84年工农业都丰收，大家高兴。1985年在去年农业大丰收的基础上有所减产，于是“无工不富的声音太高了”，“影响了农业”，更为严重的是当时“跑部前（钱）进”，不正之风有所滋长，又怪罪到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我专门写了答辩文章《不正之风之源》，认为“上梁不正下梁歪，要从领导找根源。北风？乡风？南风（改革开放），这三个源头要仔细分析”。

　　后来，又出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广东模式等等，乡镇企业在许多地方成了农村发展的半壁江山。1997年11月，杜老专门到无锡讲了乡镇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讲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都是突破计划经济发展市场经济的好模式，可以殊途同归。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乡镇企业也经历了整治，伤了一些元气，但生命之树常青，经过挫折与奋斗，一大批高、精、尖、外向型的乡镇企业脱颖而出，浙江万向节、正泰等和江苏阳光、华西和红豆集团已成长为巨型企业，再也不易撼动了。杜老对此深感欣慰。

　　上下互动

　　杜润生指导农村改革，善于倾听老中青和各界各方意见，善于协调和上下互动。他经常召开各种座谈会，叫我们地方同志与中央部门负责人对话，在争论中取得共识。例如农村金融问题，积累得很多。他邀请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陈慕华，号称铁娘子，与我们对话。我们把农村金融问题向她反映，包括农民自办互助合作基金会等，她都爽快地答允了。我们提出1958年大跃进，搞铁犁深挖几尺到一丈，绞关化等等，后来都失败了，那批贷款无法还，可否“一风吹”。她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一风吹”绝对不可以。但下面实际有困难（许多是“无头账”了），可以考虑“挂账停息”。我们就说，那就“千年不赖，万年不还”吧。铁娘子没有发火，笑笑说：“又给你们钻了空子。”

　　杜老还特别注意倾听基层调查和青年人的意见。这已见诸于许多报刊文章，在他领导下涌现了陈锡文、王小强、翁永曦、杜鹰、周其仁等一大批年轻才俊。

　　几十年过去了，但起草一号文件时杜老的民主作风，我至今记忆犹新。他亲自调查研究、走访群众、尊重基层创造、组织部门对话和争论，组成了老中青结合的生气勃勃的团队，形成了民主科学决策的一道风景线，把农村工作指导水平提到了一个新境界。

　　两个心愿

　　杜老过九十岁时，他语重心长地说：“我这一辈子，功劳少，苦劳多，左的时候少，右的时候多。我的父辈都短寿，没有想到自己活的这么长。干了一辈子，对我们这个团队很满意，迄今没有发现一个腐败分子。但对三农还有两个心愿，一是还要转移几亿人从农村到城市，但不能忽视农村而要搞农业现代化；二是把农民组织起来。中国有工会、妇联、工商联、青年团，甚至少年儿童都有少先队，唯独没有农会。1986年我向小平同志反映过，他说再看三年，你打报告，我一定批。”但到了1989年后，邓老退休了，杜老也不工作了，此事一拖就是几十年，至今未决。2009年第四届中国发展百人奖，杜老获终身成就奖时还念念不忘在获奖感言中呼吁：“全世界的经验，农民必须组织起来。”“需要有一个积极的组织承担发言人。”“农民仍是弱势群体，必须加倍关心和保护。”

　　杜老还说，改革没有终点，新问题很多。总的来说，政治上要继续过好民主关，经济上要继续过好市场关。

　　杜老于2015年10月2日以102岁高龄谢世。中央常委均送花圈，举国痛悼，我于当天致唁：“杜老率团队，三农保乾坤，业迹经天地，遗泽润生民。”哲人已逝，遗言谆谆，需后继者力行。2016年，杜老的后继者们不用财政一分钱，大家认捐，成立了润生公益农村发展基金会，奖掖对农村改革发展的优秀论著。2016年7月18日，杜老生辰那天基金会首次在京颁奖，今后两年颁奖一次。

　　（责任编辑：顾鸿）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