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7月，胡宏由江苏省委常务书记（正省级）调任福建省委常务书记。我时任胡宏机要秘书，因此随他一道去福建工作。走前我们商定，我随胡宏去福建工作一段时间，待他在福建工作环境熟悉了，找到合意的秘书，我即回江苏工作。这样，我在福建与胡宏朝夕相处了两年多时间。胡宏的优秀品质在我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2007年2月17日，胡宏去世。2012年6月，由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组织编辑出版了《胡宏纪念文集》（以下简称《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全书约55万字）。这本文集得到中央领导、中央有关部门以及胡宏生前好友的关心和大力支持。文集中的文章，从不同角度追忆了胡宏光辉的一生，表达了对胡宏的深切缅怀。我认真阅读了文集中的每一篇文章（我也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载《文集》463—468页），他们的记忆与我的记忆叠加在一起，使我对胡宏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时至今日，胡宏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政治品格和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的人格魅力依然不断地感染着我，鞭策着我。
立志投身革命
胡宏1918年2月出生于重庆市璧山县依凤乡。原名胡正禄，参加革命后改名为胡宏。据其堂兄胡正璋、胡正礼回忆，胡宏自幼性格文静，聪明睿智，曾就读于璧山县小学、中学，1935年去上海读书。早在“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占领东三省，烧杀掳掠无所不为，少年胡宏便立志抗日。“八一三”事变发生后，上海沦陷。在上海读书的四川学子纷纷返乡。胡宏决心留在复旦大学参加军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他父亲胡国梁在重庆新华日报刊登《寻人启事》，连续登了三个月没有传来任何音讯。后来得知，胡宏见过《寻人启事》，但怕影响家人没有回复。日军攻打上海后，胡宏去抗战前线做救护工作，不久他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此时，他给父亲写过一封长信。其大意是“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国难当头，男儿志当投笔从戎，保家卫国。游击队员团结一致，同志之间亲如手足，军民一家，如鱼得水。我们在一起共同抗日，请父母放心。抗战胜利之时，即儿子凯旋之日，请父母静候佳音”。署名正禄，无具体地址。此后数年，胡宏与家中没有联系（《文集》558页）。1937年下半年，胡宏从上海奔赴陕北抗日根据地，参加陕西吴堡青训班学习，从此走上长达七十年的革命道路。193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1月，随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从太行山行军到苏北抗日前线。1946年任山东胶东北掖县（现莱州市）县委书记。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任江苏省江宁县第一任县委书记。
革命成功再成家
据胡宏夫人、原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副总经理闵华生回忆，她和胡宏相识于1950年8月，那时胡宏已三十出头，是苏南区党委镇江地委宣传部长。闵华生则是一个刚随军渡江满怀热情的年轻战士，组织上分配她在镇江专署财经处工作。经时任镇江地委副书记曾涛（后曾担任驻法大使）的爱人朱黎青介绍，闵华生与胡宏相识。当时闵华生以为胡宏已成家，只是家属没有来镇江。后来才知道他尚未成家，但还是回绝了他，因为她觉得自己年龄尚小。
在抗日战争期间，组织上曾为胡宏介绍过对象，胡宏坚决表示“不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不考虑个人问题”（《文集》546页）。解放战争期间，组织上又给他介绍对象。他又说“待全国解放后再谈”。听到这些，闵华生既感到震撼又深感敬佩。通过书信往来，这一对革命伴侣从相识到相知，从同志关系发展到终身伴侣。
胡宏在写给闵华生的信中曾这样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是按照党的宗旨和党员标准努力要求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工作，从来没有把党任命我的岗位当作‘做官，更没有视為权力与地位。我工作的目的和大家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文集》548页）
通过一年多的交往，闵华生从内心深处认识到胡宏“稳重而不轻率，儒雅而不虚伪。人正品端，行如其言，令我敬慕，是真诚可靠的知心人”。1951年10月1日，他们结为伉俪。从此，这对革命伴侣相依相伴56年。“他们的一生，既是革命的一生，也是夫妇恩爱，患难与共，休戚与共的一生。”“特别是胡宏同志晚年长期住院治疗，闵华生同志日夜陪伴，守护，直到临终。胡宏同志有此贤内助，真是一生的福气。”（江苏省委原副秘书长、省委研究室原主任朱通华：《难以忘却的记忆》，《文集》402页）
毛泽东三次接见胡宏
1956年7月的一天夜里，时任徐州地委书记的胡宏和徐州地区行署专员梁如仁，在公安人员陪同下赶到徐州飞机场附近，到停靠在此的火车上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从北京出发到天津、济南，一路听取地方同志汇报工作。火车到徐州时天还未亮，车身上挂着的窗帘隐约透露出灯光。他们走进车厢时，毛泽东与他们一一握手，还递给每人一支烟，两人皆说不会。毛泽东和蔼地问他们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并亲自作记录。毛泽东详细询问了镇压反革命和农业生产情况。他说，徐州这个地方，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很重要。在开展肃反运动中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要广泛发动群众，孤立和打击极少数敌对分子，加强社会治安，整顿社会秩序，为发展工农业生产、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当了解到东部几个县因地势低洼，经常遭受水灾，主席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你们要制定一个治水规划，把全专区人民动员起来，发扬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的精神，办好兴修水利这件大事，变水害为水利，这样农业丰产就有了保证。”半个多小时以后，有人告诉主席要开车了，两人站起来向主席告别，主席送他们到列车门口。（梁如仁：《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文集》162页）
1957年春季的一天，毛泽东又一次到徐州视察，胡宏再次受到毛泽东亲切接见。同时被接见的还有市委第一书记陶有亮和市委第二书记、市长张洪范。专列缓缓驶进徐州东站。列车停稳后，他们三人赶忙走上车去，毛泽东在车厢门口亲切地和他们一一握手。三人进列车接待室坐定以后，毛泽东逐一询问每个人的名字，因胡宏在上年曾受到接见，毛泽东对那一次接见还有印象，因而风趣地对胡宏说：“知道你是四川人，我们是第二次见面了，还要听听你这位四川籍地委书记介绍情况啰。”胡宏忙说：“是的，主席的记忆力真好。”这次接见，主要了解徐州市的工业生产情况。接见结束后，毛泽东让胡宏等三人与他一起吃早饭。一共两盘菜，一个是炒鸡蛋，一个是炒肉片。早饭后，胡宏等三人陪同主席乘汽车到飞机场。主席上飞机前，与他们一一握手告别，然后乘飞机离开徐州（徐州史志办原主任谢瑞尧：《一次难忘的采访》，《文集》210页）。endprint
1958年8月8日，毛泽东再一次视察徐州。当再次见到原徐州行署专员梁如仁时，主席问：“你们那位地委书记，四川人，去哪里了？”梁回答说，胡宏同志已调到南京，在省里工作了，现在正参加全省农业大检查。毛泽东说：“这样很好，一边检查，一边帮助你们干。”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日理万机，还记得胡宏这个四川籍的地委书记，他对干部的关心深深地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同志。
1962年12月，江苏省委召开省地（市）县三级干部大会，进行年终工作总结，布置下年度工作任务。15日上午10点，毛泽东在中山陵住地找各地书记座谈。据原农业部副部长刘锡庚回忆，那天被接见的有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盐城地委书记廖卓之、南通地委书记谢克东、苏州地委书记储江、扬州地委书记胡宏、镇江地委书记李楚、淮阴地委书记方振、徐州地委书记刘锡庚。10点整，毛泽东从他的办公室走出来，微笑着向大家举了举右手，示意大家坐下。他习惯地拿出笔记本和铅笔，逐个问姓名、籍贯，在哪里工作及工作情况。当见到胡宏时，毛泽东说：“我们认识，56年57年都在徐州见过，你现在到扬州去了，那里的情况怎么样？”胡宏说：“情况不好，工作也很不好做。因刮‘共产风一平二调，挫伤了群众生产积极性。今年的台风袭击了扬州，破坏很大，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都很困难。”主席幽默地说：“老天爷单欺负你呀！”主席接着说：“永远不许搞一平二调，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文集》57页）
回忆起毛泽东的几次接见，胡宏曾饱含深情地说：“我们这一代干部，是毛泽东思想教育成长起来的，对毛主席的感情很深，也深深感到毛主席为人民无私奉献的博大胸襟，我们要好好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让毛泽东思想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文集》212页）
“文革”中的磨难
1960年2月，胡宏从江苏省工业部长任上至扬州担任地委第一书记。此前，扬州遭遇一次严重旱灾，胡宏到任后不到半年，又连续遭遇自然灾害。当时，扬州地区浮肿病、消瘦病人达21万人，外流人数达12万多人。胡宏到任后，跑遍了全区各市县，重点查看了里下河重灾区。他说：“要踏踏实实做好我们的工作，不能让群众断炊，什么时候发现断炊，什么时候派人去。”整个困难时期，胡宏始终盘算着全区粮食收支大账，时刻牵挂着灾区数百万人民的生命安危。他说“我们好像是头上顶了一盆水在走路，稍有不慎，就会出人命关天的大事”。扬州地区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除了天灾就是“五风”特别是“一平二调”共产风造成的严重后果。1962年扬州地委根据中央精神，大力纠正“五风”，恢复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对错批的干部进行甄别，并注重研究政策，从根本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于1961年春形成了《扬州地委关于发展农村副业生产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得到省委批准并批转全省各地。1962年5月24日，地委印发了《关于里下河地区恢复和发展农副业生产规划的报告》，其他农业区的规划也先后完成，使全地区农业生产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从1964年开始，扬州地区经济状况稳步回升，到1966年全地区工农业生产有了大幅度增长。
1966年“文革”开始后，由于扬州高校多，乱得早，下半年扬州发生了几起突发事件。胡宏冷静面对，果断决策，充分体现了他卓越的领导才智和丰富的政治经验。原扬州师范学院党委书记陈超在批斗过程中，碰破了毛主席像。部分“造反派”诬陷陈超破坏毛主席画像，拖着陈超游街示众，说他是“現行反革命”，强烈要求地委逮捕他。按照正常程序，逮捕陈超不是胡宏能决定的。但面对现状，胡宏以支持革命师生的要求为由，同意逮捕陈超。当“造反派”说地委是假逮捕，提出要继续批斗陈超时，胡宏特意解释，进了看守所的“犯人”是不能随便拉出来批斗的。此举实际是机智地保护了陈超。
1966年11月3日，胡宏也被当作扬州地区“最大的走资派”受到冲击，遭到了无休止的批斗和惨无人道的人身摧残。他被扬州工学院的“造反派”关押近半年，举行万人以上批斗会三次，数百上千人的批斗会几乎每天都有，而且不分时间，不分场合，把各种最残酷的斗争方式都用上了（戴高帽、挂牌、游街，搞“喷气式”，用木棍和皮带抽打等）。他的爱人闵华生也被说成是扬州的“王光美”，多次遭批斗，受到各种刑罚。在扬州工学院举行的一切批斗会上，“造反派”追问扬州地委是否建了水牢，造了若干手铐、脚镣，准备对“造反派”秋后算账？对此，胡宏坚定地回答：“没有这回事。”造反派说他不老实，对其推搡、捺头、打脑勺，甚至用皮带木棍抽打他。尽管受到如此折磨，他的回答仍然只有五个字“没有这回事”（《文集》236页）。长年累月的轮番批斗，使胡宏的身心受到极大伤害。1968年10月成立专区“五七”干校，干校内成立了胡宏专案组，学校工厂要批斗需经过批准同意，他的处境才略有好转。胡宏在干校里过了四年“牛棚”生活，除继续接受检查批斗以外，还被责令参加各种劳动。他在食堂择过菜、洗过碗，后又到养殖场当了饲养员，每天挑运猪食、喂猪、打扫猪圈等。在干校期间，他虽然没有人身自由，但与干校的工人结下了浓厚的情谊。不少工人从不同角度默默地关心他、照顾他、帮助他，胡宏一直铭记在心。1972年4月，胡宏得到“解放”。同年5月，省委安排胡宏任盐城地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当时地委书记由军代表担任），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胡宏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早在1954年我国开始实行粮油统购统销。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加之缺乏经验，徐州发生了一起饿死人的严重事故。在重大事故面前，胡宏坦陈事实，为干部说明情况。他说这起事故应由他本人和地委负责。同时，请求省委调减徐州统购统销指标。结果，省委同意了胡宏减少徐州征购指标的请求，对干部也没进行处理。这使徐州干部群众十分感动。1968年，扬州几个“造反派”的代表到徐州收集胡宏的所谓“罪证”，在他们一再启发、动员下，与会人员不但没有揭发胡宏的什么“罪行”，反而说了许多怀念和赞扬胡宏的话。
“文革”期间，胡宏受尽了屈辱和摧残，但“文革”以后，胡宏对那些说过不实之词、甚至对自己造成伤害的同志予以了宽容。这对特定历史条件下出于无奈，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的同志，是最好的教育。endprint
1976年春，“四人帮”在全国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江苏团省委的一个主要头头借纪念五四青年节煽动全省青年“反潮流”。他们专门把一个10年前才13岁，曾被江青接见称为“革命小将”，又被捧为扬州红卫兵造反司令的女孩从下放的农村骗到南京，让她坐在主席台上，煽动她二次造反。胡宏同志在主席台上也认出了这个女孩。晚上，这位女青年去看望他时说：“胡书记，以前有好多事对不住您，不懂事，瞎胡闹，这次他们叫我到南京玩几天，我不想呆，一天也呆不住，明天一大早就走。”胡宏当时宽慰并鼓励她：“你当时还是小孩子，不会怪你的。你现在插队在农村是个锻炼的好机会，除劳动之外，还要抓紧学习文化知识。”这位女青年连连点头称是。第二天一大早她果然就走了。（《文集》320页）
受命于危难之际
胡宏两下徐州一下扬州，都是受命于危难之际。第一次到徐州工作（1953-1958）是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在几省交界的贫困老区建立徐州地委，担负起领导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繁重任务。第二次（1974-1975）经过“文革”动乱，正是拨乱反正，整顿各行各业，恢复和重新建立新秩序的时期。两次主政徐州，胡宏凭着坚强的党性、卓越的領导才能，使当地的建设和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也赢得了干部和群众的尊敬与爱戴。
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会长彭冲在《文集》（序二）中说：“我之所以说胡宏同志是个好干部，是因为他既是‘清官，又是‘勤官，既是‘务实者又是‘创新者。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没有官架子。他说话实在，办事踏实，不张扬，不作秀，不摆花架子，不跟风跑。他顾大局，识大体，临危不惧，见难而上。‘文革后期，‘四人帮煽动苏州市的‘造反派闹事，企图以此为突破口，搞乱江苏。时任江苏省委常委的胡宏同志主动请缨去平息事态。谁都知道这是有可能殃及自己政治生命的棘手之事，而他却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为众人所敬佩。1982年，胡宏同志奉命调到福建省委任常务书记，他跟在江苏工作时一样，为维护领导班子的团结发挥着重要作用。他全力辅佐第一把手，实施大胆改革开放的‘山海经战略，福建社会经济取得了较大发展。我是福建人，对故乡充满着眷恋之情。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多次回福建故土走访，每到一地都看到令人振奋的变化。每次与胡宏同志促膝长谈，议论着如何在新起点上求新发展，开拓更美好的未来。”（《文集》6页）
江苏省委原书记梁保华回忆，坚持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是胡宏一贯坚持的优秀作风。他工作深入细致，善于总结经验。在主管全省工业经济时，他对当时争议很大的社队工业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并在“文革”结束后全省第一次召开的地、市委工业书记会议上，带领与会代表到社队企业起步早、发展迅速的无锡县实地参观考察。还通过典型介绍，座谈交流，推广无锡县的做法和经验，促进了全省乡镇工业大发展。胡宏围绕加快地方经济发展的主题，深入常州市蹲点调研，总结推广常州在推进改革和加强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新鲜经验，对全省经济发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文集》16页）
和胡宏一道访问香港
1983年7月，福建省委常务书记胡宏、副省长张遗、省委副秘书长程科、省政府副秘书长庄南方和作者本人，以省委省政府赴港工作组名义，到香港进行考察。到香港后，受到华闽公司、福建社团等有关方面负责人热情接待。我们所住的新加坡酒店，是福建晋江的港胞施英杰开设的，华闽公司派了一辆工作用车，为我们的考察创造了条件。
在港期间，胡宏、张遗等会见了福建籍侨领巨商、著名人士，洽谈了到福建投资的合作意向项目；检查福建驻港机构华闽公司的工作，考核调整领导班子；拜会了中国招商局和福建同乡会等七个会馆、社团，广交了朋友；参观了香港证券交易所、集装箱码头、船务公司、工厂企业；受新华社香港分社邀请，一起到澳门、珠海、深圳等地考察。
这次到香港，胡宏深感侨务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从政治上统战，发展到经济上的合作。他认为，对福建来说，对外合作首先要与“三胞”（港胞、澳胞、台胞）合作，对外开放首先要向“三胞”开放。福建号称八百万侨胞、五十万港胞，台胞中百分之八十祖籍在福建，而且“三胞”中人才济济，财力雄厚。这次接触的“三胞”虽多数为初次见面，他们看到祖国发展快、政策好，纷纷表示愿意来祖国投资做生意。
华闽公司的工作方针是福建省委研究提出的“联络、引进、贸易、咨询”八字方针，各方面反映很好。这次通过与华闽公司负责人和有关人员座谈、讨论，他们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工作组对华闽公司领导班子也提出了调整方案。
考察结束后，胡宏、张遗向常委汇报了工作情况，项南充分肯定了这次赴港考察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还特别强调了福建省面临着对外发展的大好形势，要充满信心，团结一致，开创新的局面。会后，福建省委、省政府批转了赴港工作组《关于加强华闽公司工作的几点意见》。工作组还把在港工作期间结余的各项经费如数上交，受到项南的表扬。
革命者的家风
全国政协原主席贾庆林在《文集》序言中说：“我在福建工作期间，曾经和胡宏同志一起共过事，对胡宏同志的革命经历有所了解，对他忠于党的事业，忠于人民的革命品质和公道正派的做人品德十分敬重。”（《文集》4页）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储江说：“胡宏同志重政治，讲原则，大事不糊涂、小事不计较，事事处处以大局为重，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外柔内刚的人格魅力和坚强党性，给我和江苏所有熟悉他的同志留下深刻印象。”（《文集》17页）
胡宏和夫人闵华生，在扬州工作期间，对保姆朴嫂的宽厚、信任和尊重，在机关里是众所周知的。朴嫂回忆说，十多年时间，胡书记从没有一次高声训斥过她，闵华生也从没有跟她红过脸。胡宏经常教育子女要尊重保姆，请朴嫂讲解放前穷人受苦受难的故事。在胡宏夫妇被隔离审查批斗的情况下，是朴嫂把胡家五个子女拉扯大。胡宏被关在扬州工学院时，朴嫂多次步行几里路去看望他。有一次，她发现胡宏睡在水泥地上，就与学生交涉，学生被她说服了。（《文集》295页）endprint
胡宏五个子女，个个成才。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为国家作贡献。这与胡宏身教重于言教的良好家风密切相关。五个子女四个下过农村，一个当过工人。如果说“文革”关进“牛棚”是无可奈何的话，当胡宏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以后，子女仍然没有得到任何“照顾”。胡宏对子女的要求很严格，总是让子女多经受考验和锻炼，自食其力，立足社会，服务人民，报效祖国。胡宏的长子胡凌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党委书记）曾在农村插队四年。一次，他回家向父亲反映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少社队干部反映这是“倒退”，说“单干是要出大问题的”。胡宏听后对他说：“你应该去了解一下农民老乡的意见。一个政策对不对，要看老百姓拥护不拥护，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办事必须遵循的原则。”（《文集》564页）
胡宏的小女儿胡黎明（江苏省统计局原副局长），收藏着两封她爸爸三十多年前写给她的信。1982年，她在大别山南京军区某部工作时，给爸爸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的工作艰苦、单调。胡宏针对她流露出的情緒，立即给她回信，语重心长地写道：“我像你这样的年龄时，只有战争，没有节日。现在，黑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能拿它来要求你。不过革命者应该永远是乐观的，在任何艰难孤独的情况下，都应该自寻其乐。你若能培养起这样的战斗精神，你就会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战士。”胡宏的教诲，小女儿一直铭记在心，使她时刻按一个“真正的战士”来严格要求自己。胡宏给小女儿的第二封信是在1984年，老山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了，小女儿刚结婚不久，爱人苏宁在部队主动请缨，随部队上了前线一线阵地。胡宏得知这一消息，感到十分欣慰，写信给小女儿转达他对苏宁的关心和鼓励，祝他早日凯旋。一年后，当苏宁荣立战功，所带营也荣立集体三等功载誉而归时，他非常高兴，一再说：“好，将门出虎子，像个老红军的后代！”（苏宁的父亲是一位老红军）。（胡黎明：《珍贵的家书 无尽的思念》，《文集》570—574页）
胡宏一身正气，以自己的行动教育影响着子女。他告诫子女不要有任何特权思想，并要求子女不要告诉别人父母担任什么职务。家里公家的电话不准用。他的专车不允许子女坐。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子女对公与私都有严格的分界线。
胡宏去世后，闵华生按照她与胡宏生前的做法，给老同事、老朋友寄发贺年卡。每年寄的贺年卡有一千多张，费用全由自己支付。春节前夕，闵华生从白天到夜间，几乎都在想着忙着这件事。这种“贺卡情结”，寄托着对老同事、老朋友的牵挂、眷恋和一片深情。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活在人们心中的才是真寿者。时间是一条流淌的河，在记忆的河床上，总有一些人和事定格为永恒。胡宏虽然离开了我们，他的党员领导干部的典范形象却永远定格在我们的脑海里。
（责任编辑：顾鸿）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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