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至1935年期间，在中共中央领导层，曾经有过四次关系党和中央红军命运的“三人团”。大家对博古极力推行王明“左”倾路线，致使中央红军和苏区遭受重大损失，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时，博古所把持的中央“三人团”的情况比较了解，而对另外三次“三人团”的情况知之不多。现将中共历史上四次中央“三人团”的情况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王明派出的中央“三人团”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窃取了中央代理总书记的职务，抛出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打着“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的幌子，一味强调“进攻路线”，把反对冒险主义一概视为右倾机会主义，突击提拔积极拥护和执行这一路线的“斗争干部”，接二连三地派出“中央代表”、“中央代表团”到各根据地去，并利用组织手段全面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1931年4月初，派出了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到中央苏区，人称“三人团”，成为王明路线进到中央苏区的先遣队。他们以四中全会代表团的资格，在4月17日召开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史称赣南会议）上，全盘否定毛泽东抵制和战胜立三路线全部斗争过程的历史事实，东也批评，西也指责，把中央苏区说得一无是处。全不问这块革命根据地是经过多少艰难困苦、浴血奋战才创建起来的。他们不懂战争战略问题，又听不进领导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央红军领导者的意见。不问当前战争的具体情况，硬说何应钦的20万大军步步为营，处处筑碉，无法打破，只好走，坚持退出中央苏区到四川建立新的根据地的荒谬主张。项英是为贯彻六届三中全会到中央苏区的，后在1931年1月成立的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未到职前由其代理。项英开始受到“三人团”的排斥，但很快站到了“三人团”一边。他去过苏联，见过斯大林，搬出斯大林说过的“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革命根据地”，声称王明的三月来信指示“遇到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否则红军有被消灭的危险”等等。毛泽东严厉批驳了他们这种逃跑主义的错误行径。他们在思想理论上，把毛泽东坚持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的实践经验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农村工作犯了“富农路线”错误，根据地建设“右倾保守”。军事问题上指责古田会议确定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要取消红军内部党的各级组织。后在第四次反“围剿”当中，形成了在前线指挥作战、时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四人组成的“最高军事会议”和在苏区后方代理中央局书记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四人的苏区中央局这样两种领导状况。当是否攻打敌军设防坚固的赣南地区的南城时，毛泽东认为南城城高坚固，很难攻克，主张去闽赣边界地区开辟新区。周恩来从当前敌情和红军的前途出发，致电苏区中央局，称从当前敌情看，攻城无把握会造成不利局面。苏区中央局大为恼火，蛮横断言：“这完全离开了原则，是极端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缓行动，立即召开中央局会议。”这样，1932年10月3日，在赣南的宁都县小源村召开了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史称宁都会议。这次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要与‘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最残酷的斗争”。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提出的“诱敌深入”是“守株待兔”的“右”倾主要危险。毛泽东不同意临时中央推行的“进攻路线”，坚持积极的防御路线，几乎遭到所有与会者的指责。特别是任弼时和项英的批评指责最为尖刻，并坚持撤掉毛泽东担任还不到两个月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还批评周恩来贯彻进攻路线不力。中央“三人团”给中央苏区反“围剿”带来了极大的干扰和困难。后来经过斗争的实践，“三人团”的成员在思想上逐渐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任弼时成为毛泽东忠诚的拥戴者、亲密无间的战友，党中央的五大书记之一。
博古把持的中央“三人团”
1932年12月，蒋介石调集了50万重兵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军事“围剿”。毛泽東参与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计划的筹划，周恩来和朱德实行毛泽东积极防御的军事方针，从而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这时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处境日益恶化，于1933年1月17日迁往中央苏区。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一到中央苏区，立即把苏区的党政军大权抓到手里。为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借批判所谓“罗明路线”，无情打击一大批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干部，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毛泽东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相忍为党，在苏区后方主持苏维埃政府工作，经济建设、政权建权和查田运动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相当程度地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有力地支持了前线的反“围剿”斗争。但是博古把这些看成不是“进攻路线”的产物，而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产物。到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推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最后一个实际领导职务也被剥夺了。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百万重兵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聘请了德国军事专家塞克特将军为顾问，采用堡垒主义战略。博古撤离上海前，认识了在苏军总参谋部工作临时派到中国给为共产国际服务而被捕的牛兰夫妇送活动经费的李德。为此，博古向共产国际申请把李德留下，到中央苏区工作。此后，共产国际以李德“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同意了博古的要求。然而在中央苏区的欢迎会上，博古把李德吹捧成“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指望李德帮助他打赢这场战争。不懂军事的博古，把红军的指挥大权拱手交给了李德。赛克特和李德，两个德国籍顾问，碉堡碰碉堡，碰到一起，真是好笑。从此，这位不懂中国国情、不懂中国革命战争规律、只会搬弄洋教条的李德，以他那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成为地地道道的“太上皇”。大权在握的博古、李德，命令红军分兵把守，堡垒对堡垒，使红军从一开始就陷入不利的作战境地，许多战役、战斗都遭到了失败。毛泽东批判这种战术就是“乞丐和龙王比宝”，滑稽可笑！1934年4月的苏区北大门的广昌保卫战，国民党“围剿”部队构筑碉堡，诱红军主力决战，红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向博古、李德再三进言，广昌不能守，否则三军团将会全军覆灭。博古、李德听不进去，高喊“御敌于国门之外”、“誓与敌人决一死战”，同敌人拼消耗，打阵地战，激战18天，红军伤亡5500多人，其中三军团伤亡3000多人，占红三军团兵力的三分之一之多。在4月28日广昌失守后召集的各军团领导人开会时，彭德怀指着李德吼叫：“你作孽太多了，中国革命要被你葬送光了”，“你是崽卖爷田不心痛！”由于李德的瞎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李德对自己的错误不仅没有丝毫的反省和羞愧，反将罪名嫁到别人头上，撤掉红14师师长兼广昌警备区主任唐天际和红22师政委方强的职务，把刘伯承贬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博古等人又错误地处理国民党第19路军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极好机会。广昌保卫战失败后，国民党军队进入中央苏区腹地，中央苏区面临失守的情况下，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并向共产国际请示后同意撤离。为了准备红军的战略转移，成立了以博古为首的中央“三人团”。博古政治上做主，军事上李德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工作的实行。这样的重大军事行动，不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不向指战员进行政治动员，不向根据地群众宣传，为红军战略转移埋下了失败的种子。10月10日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开始后，接连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毛泽东建议，乘各路国民党军队正在调动之际，组织力量，寻歼国民党一路或一部，以扭转战局。但博古、李德等人拒绝毛泽东的建议，消极避战。11月7日中革军委获悉敌人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的计划，博古仍迟迟不下迅速渡江的决心，直到25日才下令渡江。但是，敌军从容布设了第四道封锁线。担任掩护全军渡江任务的红一、三、五军团，不得不与占优势的国民党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经过五昼夜的浴血奋战，终于阻止住了敌人的进攻，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红军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已损失过半，连同沿途的减员，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特别是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三军团的第18团、红五军团第34师全军覆没。博古、李德等人不顾蒋介石已在通往湘西的路上设置的四道碉堡封锁线，把摆脱红军面临危险境地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上，硬往敌人口袋阵里钻。endprint
毛泽东三人形成的中央队“三人团”
红军长征初期，毛泽东耐心地做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领导成员的思想说服工作，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战役重大损失的原因，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逐渐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因反对广昌战役同敌人拼消耗，和博古发生激烈争论，此后受到博古的排挤。他曾经为推行错误路线写过不少文章，还写文章指责过毛泽东。但他是一个能及时修正错误、坚持真理的人，对博古、李德的瞎指挥早就不满。在瑞金沙洲坝与毛泽东接触和共处中，对毛泽东越来越了解，越来越尊重。王稼祥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宁都会议上曾提出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两人在思想感情上进一步接近。长征途中一次休息时，毛泽东和张闻天谈到当前红军处境时，张忧心忡忡地说：“渡湘江，损失很大，现在进退两难，困难重重啊，部队怎么办？”毛泽东坦诚地说：“会合二、六军团这条路看来不通啊，我们应该放弃原来的计划，改道贵州。贵州的敌人兵力单薄，到那里我們可以休整，再作计议。”张闻天立即说：“我去告诉博古，要他召开会议研究。”毛泽东因病、王稼祥第四次反“围剿”中受重伤都躺在担架上，两人朝夕相处，思想认识上迅速接近。有一天毛泽东问：“老王，我们走到哪儿才是归宿？”王稼祥痛苦地欠了一下身子说：“不是下达了命令，会合贺龙、萧克的二、六军团嘛！”毛泽东说：“根据情报，敌人已用20万兵力，严密封锁我军去路。以我军3万疲惫之师，去对付以逸待劳的劲旅，会有好结果吗？”王稼祥生气地说：“真是乱弹琴，都是李德在那里瞎指挥。老毛，咱们开个会，把李德轰下台！”此后在关系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挺身而出，在通道、黎平和猴场三次重要会议上，纠正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张闻天、王稼祥都积极支持毛泽东的建议，逐渐在事实上形成了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中央队“三人团”。
1934年12月初，中央红军占领湘南通道县城，中革军委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行动方向问题。湘江之战的失败，使博古、李德垂头丧气，指挥红军的任务已转移到周恩来的肩上。毛泽东在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挤打击下，被剥夺了党政军的一切领导职务。在周恩来和朱德的推动下，毛泽东破例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指出中央红军已失去湘西的先机，力主红军放弃与湘西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国民党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史称“通道转兵”。王稼祥和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王说：“我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当前应当改变战略方向。”张也说：“毛泽东讲的是事实，是经过充分调查研究的，我们要认真考虑。”周恩来和朱德也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说：“毛泽东的意见是对的，我们必须改变进军方向，西入贵州，野战军才有一条生路。”刘伯承作为这一战略计划转变的见证者，后来曾说：“在危急关头，毛泽东挽救了红军。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的三万红军前途只有毁灭。”通道转兵成为中央红军战略转变的起点。12月15日中央红军攻占了贵州黎平，18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会议，对红军的行动路线展开讨论。通道会议后，毛泽东有了军事话语权，重新参加中革军委的领导工作。毛泽东主张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界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主张，确立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成为红军战略转变的关键。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挥戈西进，连战连捷，赢得主动，打乱了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的部署，击溃了黔军的围攻。
1935年1月1日中央红军攻占了贵州乌江南岸瓮安县的猴场镇，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会议，毛泽东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界地区以遵义为中心建新的根据地，张闻天、王稼祥和大多数与会者同意赞成，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提出的错误主张。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从组织上加强了中央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1月2日起，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率领下，中央红军经过5天的浴血奋战，全线突破国民党军队200余里的乌江防线，1月7日占领遵义城。此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建议。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建议他先同张闻天通通气。此后毛泽东和王稼祥向临时中央提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全党达4年之久的统治。毛泽东增选为常委，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并为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协助者，取消博古把持的“三人团”，肯定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的战争规律和战术原则。这时蒋介石调集了40万的兵力，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在乌江西北地区。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从1月19日开始向黔北转移，在川黔交界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祺师。28日战斗打响，川军遭到重大打击，红军也付出了代价。因情报有误等原因，这次打得并不好。当晚，毛泽东提议，根据各路国民党部队正奔向土城，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和云南扎西地区。当川军和滇军及国民党的部队形成合围之势，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杀个回马枪。中央红军于2月20日分别从太平渡和二郎滩再渡赤水河，回师黔北。2月下旬，抢占娄山关，再取遵义城，击溃黔军8个团，消灭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师，俘敌3000余人，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
周恩来组建新的中央“三人团”
遵义战役结束后，红军指挥员们积极寻找战机，想再打几个胜仗，彻底改变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
3月10日张闻天在遵义西南约几十里的鸭溪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关于进攻打鼓新场（今贵州省金沙县）战役的建议，绝大多数同志主张打，只有毛泽东一人反对，他认为已经没有战机，不能上蒋介石要川、滇、黔军与红军决战的当，不主张硬啃，损失了部队不值得。强调还是打运动战，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如果一定要打，他就辞去3月4日刚刚担任前敌政治委员的职务。会议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还是要打，并免去了毛泽东这一新任的职务。当晚，毛泽东仍然对此战后果担忧，提着马灯到周恩来处，经过细致的分析，周恩来同意暂缓发出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第二天一早，张闻天召集政治局的同志开会讨论，毛泽东和周恩来说服了大家，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事后得知，黔军一个旅、滇军三个旅，另外川军和国民党的部队正在往打鼓新场集结，从而避免了一场拼消耗的硬仗，也赢得机动作战的主动权。毛泽东通过这件事得出一条教训，对周恩来说：“指挥战争之事，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通过政治局和军委联席会议讨论决定作战方针，不能适应战场瞬息变化的情况，建议成立精干的三人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周恩来说：“好啊，我向张闻天建议，你看人选？”毛泽东说：“你、我，加一个王稼祥。你当团长比我合适。同时，定一条原则，非战略性大事，一律由我们三人决断。”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讨论组建新的“三人团”问题。讨论中，周恩来提出新的三人团是否请毛泽东同志负责，毛泽东说：“遵义会议上，不是明确军事问题最后由你拍板，当仁不让嘛，这一角色还是由你扮演恰当。”张闻天也附和着说：“根据政治局的决定，就由恩来负责吧。”周恩来说：“既然大家信赖我负这个责，今后多找泽东和稼祥商量，尽量避免出差错。”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王稼祥和毛泽东组成新的“三人团”，临机决断，全权指挥军事，周恩来任团长，毛泽东在红军的主导地位从组织上得到进一步巩固。毛泽东根据战场实际，时而向北，摆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态势，时而又回头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趋向，把包袱抛给敌人，机敏地同敌人周旋。他根据敌情，率领中央红军，又两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在十倍于己的国民党重兵中往来穿插，牢牢地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5月15日中央政治局在川南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实施机动作战战略的经验，严厉批评了林彪等人要求撤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军事指挥和反对机动作战战略的错误，从而统一了中央领导层和红军高级指挥员的思想认识，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会理会议应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它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会理会议后，毛泽东又连续下了几着具有战略意义的绝棋。如果说四渡赤水使得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并被毛泽东称为得意之笔的话，那么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则是红军置于死地而后生且又创造了古今中外战争史上许多奇迹的神来之笔。此后，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于6月18日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并且战胜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最大困难，继续北上。9月12日到达甘南迭部县俄界，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紧急扩大会议，中央红军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并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负责支队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历史使命即告结束。接着，毛泽东指挥陕甘支队向陕北进发，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在11月8日召开的红一方面军全军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对长征作了精辟的总结。他说：“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将载入史册。”
（责任编辑：巫勇）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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