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诚龙

　　王安石改革以壮烈开唱，以悲壮落幕，倒追其究竟者，总结了千条万条（放马前炮无一策，放马后炮能万千响，这类高人蛮多）。其中有一条蛮靠谱：荆公改革，政策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没能成为决定因素。按苏轼说法是，“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最后一条，苏轼说的便是王安石改革中失败的干部政策。

　　苏轼批评王安石干部政策，是进人太锐，有人看得更深入，说荆公不只是进人太锐，更是用人无规。所谓无规者，这里主要指的是用人无固定值。宋朝洪迈（著《容斋随笔》）有论谓：“王安石为政，又杀其法，恩数既削，得人亦衰矣。”洪公说的是，荆公改革，用人一个比一个差，不曾出名臣——这话貌似不对，若论名臣（臭名昭著，遗臭万年，也是出名吧），不论循吏，蔡京也算嘛，蔡是王安石用上来的呢。

　　洪迈论“王公为政，又杀其法”，其法指“恩数”？宋朝恩策，是最坏的，洪迈在此心有不甘，只是点了一句，到底不好意思展开说。恩数是，爹当县长，崽要顶职当乡长，或竟是侄子外甥也要接班，不考而入编，龙生龙凤生凤，干部生崽要入公，此法蛮混账。王安石之前，范仲淹公曾以“明黜陟、抑侥幸”而“恩数拟削”，却致改革失败了。这个改革事项难度太大了，事涉既得利益者最核心的利益呢。范公没改下来，王公好像改了。对非常难啃的硬骨头，铁打的碰上打铁的，也百炼钢，化绕指柔（这豪迈语，确乎稍显浪漫）。

　　“王公为政，又杀其法”，此处所谓其法，指的是：“国朝自太平兴国以来，以科举罗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列公辅。”公务员考试前三名的，要重点培养，突击提拔，提到什么职位？前三名，要位升阶升而至位列三公的。这是宋朝科举以来，干部政策之“固定值”与“固定职”。

　　洪迈列举了一系列例子，以证明大宋此项政策。“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列公辅”，例子是，“吕文穆公蒙正、张文定公齐贤之徒是也”。张齐贤史上名不甚彰，吕蒙正确是古来圣贤不寂寞的；吕张科举，胪唱前三，皇帝提拔他们，也是“进人太锐”的，入职不出十年，“亦指日在清显”，便都升至内阁要职与地方要员。洪迈引述，不单是例子，他还有“大数据”，一一给统计了：“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数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宋仁宗在位，搞了十三次科举，前三名人数加起来，是三十九人，前三名，列三公，前九名，位九卿，其中三十四人升到了“六部九卿”之上，百分比是近九成，级别不上正部以上者，只有五人（是犯错误？无考，若没出事，估计也多是副部吧）。

　　低知识化，干部低级化；高知识化，干部高级化。宋朝干部，基本知识化，这政策，基本是坚守的。此论定词为基本上，乃是宋朝这个政策，也多有摇摆，“至嘉佑四年之制，前三名始不为通判，第一人才得平事、签判，又任满，始除馆职”。考上状元，立马任命司局，这政策到了宋仁宗末年，稍有修正，不曾“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栖”，不过呢，考霸升职优势，依然是他者无可比拟的，“观天圣初榜，宋郑公郊、叶清臣、郑文肃公戬、高文庄公若讷、曾鲁公公亮五人连名”，这五个人国考中，名列前五名，考试成绩与位置职务是这么匹对的：“二宰相、二执政、一三司使”，都是高官，无一低配。此非大宋偶然政策，而是长期坚持的，洪迈还举了很多例子，以证此项政策之连续性，此处不赘。

　　才与位，共匹配，洪迈此说，并不新鲜；说来，洪迈还有一个说法，可算人人所见，不曾人人有道的：位与德，共相得——这话说得不准确，准确的是，谋其位，修其德；这说得还不太准，更准确的是：前途看得见，修身天天练。洪迈是这么说的：“盖为士者知其身必达，故自爱重而不肯为非，天下公望亦以鼎贵期之。”官人觉得自己可以升到什么位，这位置可能是指定给他安排，官人便天天念经也似：我不贪，我不渎；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女施主，您请下床来。若是有条举报，报告天子，报知天下，他就升不上去啦——固定给他的，囊中不取物，竹罐里的乌龟也跑了，他不心甘哪。

　　到了某个职位，下一个职位便是指定给他的，怕真是老规矩，是固定职，做了乡长，下一次研究人事，书记固定是他嘛；某个职位，自某个位置产生；某个位置，不能升某个职位，有文件没？没有，却是有不成文的。干部到了某个职位，下个职位看得见，修身之后，职务是治国，治国之后，职位是平天下。要治国，要平天下，赶紧修身，抓紧修身，紧紧围绕修身不放手，不放松，“盖为士者知其身必达，故自爱重而不肯为非”。洪迈就是这意思吧。

　　官场升态与官人心态，如此这般一一对应，靠谱么？或是有几成的，感觉自己有前途，便时时事事，对自己严管严控者，也多有，若政治清明，比例会更高，但若说这是干部修身与成长之规律，那可能还需要更多大数据来支持这个论点，更何况此论并不合政治伦理，我要官可升，我才讲操守，這是甚话？操守是升官之前提，升官是操守之结果，好得很啊；若，升官是操守之前提，操守是升官之结果，糟得很了——升不了官的，是大多数，可不乱来了！

　　“盖为士者知其身必达，故自爱重而不肯为非”，对这点，鄙人不愿“臣附议”，不过洪迈这里提出了他不曾道出的隐形观点，鄙人以为当阐幽抉微，那便是：固定值可基本确定固定职，固定职必须依靠固定值。固定职指的是，“二宰相、二执政、一三司使”，干部可以看到自个前途，我可以干到什么位置，心中有个数。干部干事情，望前途而渺茫，浮云遮望眼，不知在何层，干部干事就没方向了，缺动力了。

　　固定职是用人一着，却不是要着，最紧要的是固定值：用干部如何用，用到哪，须有一个固定之价值观。一届知府一朝人，一个领导一个策，今天甲上台用干部，是“甲三条”，明天甲唱罢乙登场，乙搞个“乙五则”。十年树木，也至少是十年树干部吧，刚遵“甲三条”，又转“乙五则”，干部使用不曾有固定价值观，叫干部如何修身治国？大宋用干部之固定值是“士之策名前列者”，大宋用干部之固定职是“或不十年而列公辅”。

　　能达到什么职位，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要怎么才可达到这职位。我想说的是，固定值摆固定职之前，固定值高于固定职。看来，大宋用人是讲究德才兼备的，洪迈讲了两点嘛，一者士考前三名，仕列官三公；一者是士者知其达，仕者不乱搞。这两者说的，便是两个字，一字才，一字德。不过或可一议的，大宋理解“才”，过于狭隘了。才是什么？才是文凭。才是文凭吗？文凭或可证明智力尚可，但文凭与文化未必全吻合。大宋所谓才者，单是考试之才。世界上人才是多种多样的，有文才，有武才，有通才，有偏才，有秀才，有干才，有虚功之才，有实干之才，有韬晦奇才，有淑质英才，有经济之才，有济世之才，而大宋单把人才定位为考试之才，拘一格而降人才，不算精神抖擞。

　　我最后想说的是，大宋用人观有固定值，确是好的，然则其价值观，未必是科学的全面的。若确定科学价值观，并以此为用人导向之固定值，那就算完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