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来林

　　

　　1945年的8月10日，日本政府通过中立国瑞士、瑞典政府照会中美英苏四国将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乞降的消息很快由中国和同盟国的电台传播开来。

　　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传出后，南京乱成了一锅粥。此时最急的中国人，当数蒋介石：日本人投降了，上百万军队和数不清的装备要接收，沦陷区的财政要接管，这么大的地盘要派兵驻守……而此时的国民政府远在重庆，新四军则近在咫尺。于是，蒋介石紧急下达了一系列指令，上演了一场场闹剧。

　　8月11日，国军远在腹地，一时难以到达东部沿海沦陷区，蒋介石严令国军各部、各战区，要加紧对日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命令第十八集团军朱德部“原地驻防待命，勿擅自行动”；各地伪军摇身一变，纷纷成为国民党的地下武装和抗日部队，蒋电命其“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对八路军、新四军作“有效之防范”。8月12日，重庆军委会侍从室电令大汉奸周佛海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总指挥，任命军统南京站站长周镐为南京指挥部的指挥。军统则命令特务组织忠义救国军火速向南京、上海、杭州、芜湖一线挺进，尽可能抢在新四军前占领所有的东南重要城镇。8月14日，重庆方面又任命汉奸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司令，负责南京、苏州一带的治安。

　　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冈村宁次带领总司令部全体官兵齐集南京中山北路总司令部大楼前的广场上，面向日本皇宫的方向，肃然列队，收听天皇的《终战诏书》。收听结束后，冈村宁次向全体人员作了“谨遵诏命”的训示。次日，周镐在新街口闹市区的原伪中央储备银行内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并通宵达旦地起草给冈村宁次的受降书和其他有关文件。周镐还派人强行接管了电台和主要报纸《中央日报》，宣布全面接管汪伪政权，派人占领伪政权的各个重要机构，又派出财政部卫队控制车站、码头及交通要道，同时抓捕汉奸，南京市民人心大快，却引起大汉奸们的激烈反抗。重庆当局措手不及，为稳定局势，只得一脚踢开周镐。

　　8月18日下午，冈村宁次派参谋小笠原中佐到指挥部请周镐到日军司令部商谈，周镐一到日本军司令部就被软禁起来。日本人将被抓的汉奸全部释放，宣布解散南京指挥部，指挥部里的人员被迫迁往三元巷的警员训练所。接着传来蒋委员长的命令，南京治安再次由日伪军维持。南京汪伪报纸为此登出了“一日皇帝周镐昨日被日军缴械”“南京指挥部鸟兽散”等大标题新闻，周镐主持领导的接管南京日伪政权的行动宣告流产。作为战胜国的中国首都南京，维持治安的部队仍是已宣布投降的日偽军。

　　中共方面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策略。8月9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华中局命令新四军准备进攻南京等江南大城市，并任命黄克诚为江苏省政府主席，叶飞为浙江省政府主席，粟裕为南京特别市市长、方毅为副市长，刘长胜为上海特别市市长。

　　8月12日，中共中央明确规定解放区武装部队必须力争占领交通线及沿线大小城市，新四军江南部队就地向四周发展，夺取广大乡村和城市。新四军军部也发布命令，要求所属军队做好接受日军投降的一切准备工作。

　　8月13日，南京伪军最精锐之警卫师第三师师长钟健魂欲率全师渡江北上起义，因遭到日军阻挠，结果钟只率两个团的3000名官兵起义，成功到达江北六合钟家集。15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拱卫宁伪首都之精锐，伪警卫第三师反正》一文，对此予以报道。

　　1945年8月下旬，新四军二师组建江南第一支队（又称南京支队），支队长陈雨田，政治委员张登。该部在六合划子口渡江，攻克了南京的门户龙潭、栖霞山等地。加上留在浙东、江南的新四军，新四军已完成了对南京的包围，只等一声号令，就准备攻下南京。

　　8月20日，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次日，党中央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决定采取“力争东北，巩固华北，收缩华中，撤退华南”的战略部署，停止进攻上海、南京等长江以南的大城市。中共南京市工委接到华中局指示，根据国内形势变化，中共中央已决定不占领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放弃南方，与国民党全力争夺东北，中共南京市工委遂立即停止了抢占南京等大都市的行动。

　　9月10日，为表示和谈诚意，中央指示浙东、苏南等江南新四军北撤。

　　10月初，二师江南支队北返。10月15日，江南新四军北撤江北虽避免了第二次皖南事变的发生，却发生了我军军史上非战斗性死亡人数最多的事件——中安轮沉船事件，800多将士溺亡。

　　抗战中，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抗击了日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贡献，使中国跻身世界五大国的行列，国民党的声望达到了顶点。但突然降临的大喜事——接收工作考倒了国民党，导致其迅速走向下坡路。

　　不久，国民党要员纷纷降临上海、南京、天津等日伪统治区，行使接收大权。接收大员的到来给沦陷区的工商业带来了新的一轮浩劫。军统、中统、陆军、海军、警察等部门各自为政，互不相让，对于同一接收对象，“一接再接，甚至三接四接”的现象到处发生，汤恩伯第三方面军与上海警备司令部为争相接收一所日人俱乐部，还发生了火并。

　　接收官员们乘机舞弊，千方百计将沦陷区的资产化归私有。他们抢住房、抢汽车、抢物品、抢钱财的现象随处可见。国民党上海党部主任委员吴绍澍私吞房舍一千余栋、汽车八九百辆、黄金万余条，还有珠宝无数。上海市长钱大钧则私卖敌伪物资四十二亿元。海军总司令部派至天津的接收大员刘乃沂上校，不到半年成为巨富，有大小别墅五六处、姨太太五六个、汽车数辆、金条数百、珍珠万余，成为当时接收中的一大丑闻。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在天津私吞敌伪物资价值两千万元，胜利者的接收，就这样成为贪官污吏的“劫收”。日军投降后，沦陷区的人民“想中央，盼中央”；国民党接收大员来了“五子登科”，成了“中央来了更遭殃”。

　　抗战胜利后接收中的贪腐，是国民党政权丧失民心的起点。1949年初，国民党一败涂地，蒋介石被迫“下野”，他与大将宋希濂交谈时承认：“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

　　1946年，蒋介石不顾民众饱受十四年战祸而亟需休养生息之现状，一意孤行地发动内战，并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遭致民心大失，这是其失败的政治、经济原因，也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