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我从教育岗位光荣退休。离开了蕴育着希望和奇迹的校园，告别了焕发着朝气和智慧的学生，我的生活一下子变得悠闲而宁静，伴之而生的却是缕缕怀旧的情思，其中最多的是挥之不去的对高考经历梦幻般的回忆。

　　我是灌云县四队中学1966届初中毕业生，小学六年就读于灌云县四队小学。九年期间，学习成绩算得上优秀，各科成绩均衡发展，没有短板科目，其中数学成绩尤为突出。小学六年级和初中阶段，均得过全县数学竞赛第一名。正因此，在初二年级期末，我和姚尚明、彭秀梅、卢长鉴被推荐破格参加了1965年中考。考前，孙维仪校长对我们说，破格推荐初二年级优秀学生参加中考，是教育改革的一次尝试，根据上级文件精神，考取与否，不影响正常学业，却多了一次选择的机会。由于初三年级课程未学，中考成绩不尽人意，落榜了。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提前一年经历了中考。初三年级开学时，班主任周克定老师鼓励我：“跳级不成，并非坏事，你学习成绩优秀，中考目标是淮阴中学，将来参加高考目标是重点大学。”中考的经历和老师的激励，在我幼稚的心灵播下了高考梦、大学梦的种子。初三年级，我的学习成绩一如既往，在全校名列前茅。就在我们学完初中全部课程，紧张复习备战1966年中考的时刻，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接踵而至的是学校停课，中考取消，高考取消。我带着失望和遗憾，回到了农村，在家边务农边等待高中恢复招生。1969年春，四隊中学增设高中部，面向六六、六七、六八三届初中毕业生招收高一新生。当时，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招生由贫下中农推荐，公社和学校录取。生产队、生产大队都推荐了我，在录取时因家庭出身中农被淘汰。我失去了上高中的机会。我在务农期间，虽然生活非常艰苦，但是不改初衷，仍然心存读书梦想，坚持爱好阅读的好习惯。在“文革”动乱的年代，读书无用，知识贬值，书籍成了稀罕物品，想读到经典名著更是“难于上青天”。在日常生活中，我见到书刊，不管是新的、旧的，即使是过时的、残缺不全的我都爱不释手，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白天干活休息时间，别人闲谈阔论，我在一旁手不释卷，认真阅读；晚上，家人睡觉了，我倚在床头，一直捧着书本阅读到深夜。阅读成了我的第二职业，开卷有益，我成了“杂家”，涉猎了政治、经济、文学、历史、地理等知识。

　　时间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专和高校开始招生。不是通过考试录取，而是推荐选拔，不是比成绩，而是比父母，比关系，求哥拜姐托人情。无奈，家长和亲友建议我当民办教师。对于教师这种职业，我并不嫌弃，相反倒有几分热爱，于是在1973年春天，我走上了民办教师的工作岗位。我曾经在四队小学、燕尾小学工作过。四队是我的家乡，在四队就近工作，顺理成章，为什么又会舍近求远从四队到燕尾任教呢？当时农村学校民办教师工资很低，原来每月6元，后来提高到每月15元。燕尾小学属城镇学校，又处沿海边远地区，加上地区差，民办教师月工资24元。到了燕尾，我又选择了条件更为艰苦的团港小学，加上每月6元海岛补助费，月报酬可达30元，这样勉强可以维持生计了。团港小学是一所复式制小学，学生不足百人，分两个复式班，有教师三名，全是民办教师。团港与燕尾港只有灌河入海口之隔，却给人咫尺天涯的感觉，生活日用品蔬菜，全要到燕尾镇购买，往返都靠搭乘渔民的小渔船，上下船满潮时靠码头，低潮时要趟淤滩，免不了一身水，两腿泥。在团港小学工作期间，一个月难得一趟回家。从四队到燕尾，途经圩丰、洋桥、柴门、三百弓或灌西盐场，要经过漫长的海堤堆。沿途人烟稀少，海堤堆两边近处芦苇和蒿草，远处大海和盐田，骑着自行车独自行进在海堤堆泥土路上，感到几分寂寞、孤独和恐惧。在团港小学工作，虽然自然条件艰苦，但社会环境很优越。在学校，我任一个复式班语文教师，兼任没有红头文件的学校负责人。我以校为家，吃住在学校，利用晚上和星期天时间，到渔民家串门子，搞家访，辅导学生学习。赢得了团港渔民的认可和尊重，心中充满了成就感和获得感。团港渔业社的干部，尊师重教，支持学校工作，关心教师生活，对教师亲如家人；团港的渔民纯朴善良，豪爽仗义，敬老师如座上宾。在“文革”纷争年代，竟有如此世外桃源，我在此工作欣慰不已，留连不舍。1975年秋天，我有了儿子，爱人一人在家，啥事都承担太辛苦了。加之那时常传言闹地震，爱人带着孩子在简陋的防震草舍中过夜，缺乏安全感。因此，我在1976年秋季，申请回到了四队小学。在四队小学，我是公认的教学骨干，照顾家庭是方便了，但工资降低了。为了弥补家用，我利用暑假时间，到连云港市食品公司打工，不会技术活，就在屠宰车间干运输工。一班干完，浑身上下汗水掺和着油水，散发出腥臊的气味。

　　上大学是我梦寐以求的夙愿，1977年10月21日，党中央公布了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决定，我兴奋和激动，无法言表，立即备战高考。我没有上过高中，没有学过高中数理化，报考理科是天方夜谭。我初中基础扎实，平时阅读积累了许多文科知识，报考文科有胜算的把握。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报考文科，只争朝夕地复习迎考。当时考生没有考试大纲，没有复习资料没有辅导教师，更没有补习学校，甚至连一套完整的高中课本都很难找到。白天，我忙于学校教学工作，夜晚，在昏暗的灯光下，倚靠在床头边，自学起高中数学。由于时间紧内容多，与其说是复习或自学，倒不如说是速读了，大约用了十天业余时间，我读完了高中数学教材，阅读时着重于定义、定理、公式和例题，其间未来得及演练一道习题。这就是我的复习迎考过程，至于语文和政史地知识，全靠初中基础和平时的积累了。预考就在阔别十年的母校四队中学考场。走进考场，满眼都是同校熟悉的历届校友，年龄悬殊有十几岁，监考老师也由四队中学老师担任。考场虽是熟面孔，但考纪很好，当时民风纯朴可见一斑。参加预选考试，我记忆最深的是考数学。“功夫不负有心人”，涉及初中数学知识的试题，我凭借扎实的基础，感觉较好。预考结束，我心态平常，立即投入民办教师的本职工作。预考阅卷就在本县进行，我从未打听阅卷情况和预考成绩，因为自己是初中毕业，能够参加高考，已属机会难得，既然经历了，体验了，也算不留遗憾了，何必苦苦计较成功与否呢？1977年12月16日，参加省统考的名单公布了，我名落孙山。

　　1978年春节期间，农历正月初六，我的三弟举行婚礼，全家老少欢天喜地，忙着接待宾客，在一派喜庆的氛围中，挂在墙上的广播喇叭突然响了起来。当时，农村有线广播喇叭户户通，广播喇叭就成了农村唯一的集宣传、通讯、娱乐于一身的工具。广播喇叭里播报的是高考补考的通知，播音员读着补考的时间、地点和考生名单及预考准考证号。这时我手端着菜碗，听到了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一下子愣住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怎么回事？我百思不得其解。当场的亲朋，也都将信将疑，高考统考早已结束，阅卷也结束了。即使举行补考，时间也来不及了。当时，我又有了女儿，家庭负担更重了，是否参加补考，家人尊重我自己的选择。姑母力挺我参加补考，激动地连声说：“去考！一定要去考！”我虽疑惑不解，但免不了有几分激动，姑母的支持，正合我的心意。上大学不是自己挥之不去的梦想吗？有了补考的机会，参加了补考，即使不被录取，也不会怨天尤人，说不定还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一家人为三弟办完婚礼，送走了亲朋好友，我决定参加统考补考。没有时间让你复习就投考了，考点设在灌云县实验小学。对于这次补考，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文科补考科目有語文、数学、政史地。语文试题我得心应手，语言基础知识和现代文阅读题近乎得满分，作文也能得高分。作文命题是“在征途上”，根据题意，我以身边的先进老师为原型，以他们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和忘我奉献的敬业精神为题材，写了一篇近似于人物通讯的记叙文。作文得分虽会掺杂评卷人员的主观成分，但这篇作文应在高分之列。政治试卷有一道区分度较大的试题，题意是：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分析“四人帮”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由于“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太深广了，很多考生误以“阶级斗争”为社会的基本矛盾，答题必然不合题意。我在平时阅读中，涉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常识，社会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我运用这一原理答题，手到擒来，切中题意。平时漫不经心的阅读，居然使自己高考有效。

　　带着疑惑，补考结束后，我即回到四队小学一边工作，一边默默期待补考的结果。一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里批改作业，忽然老同学封其恩冲进办公室，手里拿着高校录取通知书，兴奋地喊道：“孟庆礼，你考上大学了！”拆开信封一看，我被南京师范学院淮阴分院中文系录取。此时此刻，我喜出望外，心潮澎湃，真是“漫卷诗书喜欲狂”了。同事们纷纷向我表示祝贺，和我一起分享着快乐和幸福。入学前的准备是紧张而简单的，1978年3月8日，我到淮阴师专报到，开始了迟到的高校学习生活。

　　在淮阴师专，我无比珍惜失而复得的学习机会，发扬“攻书莫畏难”的精神，克服高中课程短板，如饥似渴地学习。我从有月固定收入的民办老师到纯粹的消费者，家中突然减少了收入，生活更加拮据了，更累苦了妻子。在学校，我用助学金购买书籍，用节假期的退伙费作往返路费，有时还会搭乘顺路的货车。有一次放寒假回家，下了汽车，我在路上遇到一个小男孩，远远地叫我“爸爸”，他穿着大得很不得体的衣服和鞋子，我几乎认不出是自己的儿子。回到家中，我问妻子，儿子为什么穿这么大的衣服和鞋子，妻子说孩子长得快，大些可以多穿几年，是为了省钱。还有一次，幼小的女儿在家睡觉，妻子到棉花地里干活。女儿醒来，哭着到棉花地里找妈妈，棉花高于我女儿的个头，她看不见妈妈，也分不清东西南北，就在棉花地里哭累了，睡着了。下工回家，妻子发现女儿不见了，也吓哭了，忙着到棉花地里寻找，又惊动了邻居到棉花地里帮着找。女儿被众人叫喊声惊醒了，“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当知道这些情景时，我心中酸甜苦辣，五味杂陈，真不知是什么滋味。如若恰逢少年时读书，能够参加高考上大学，我和家人，特别是孩子，就不会如此艰辛了。我克服重重困难，苦读了三年，于1980年12月在淮阴师专毕业，重回教育岗位工作。1983年8月，我又考取江苏教育学院中文系，参加脱产进修，于1985年6月本科毕业，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77年灌云县举行高考补考之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逐渐知道些，其中详情并未公开，老百姓不得而知。直到2007年，纪念恢复高考制度三十周年，《江南晚报》发表了调查报告，披露了灌云县1977年高考预考作弊案的详细情况。随后，网站转发了此篇文章。文章中讲：据统计，预考低分考生虚加分数的共计273人，预选合格线下加分的考生229人，合格线上加保险分的考生44人。为低分考生加分后，导致原相应的线上考生无法参加统考。报纸和网络在叙述“打压高分”时举例：“四队公社高校文科考生孟庆礼，政史83分，数学55分，总共138分，没有参加统考。”作弊案因举报到中央，后得到处理，并经上级批准灌云县举行了高考补考。因此，我和其他被改分压下的线上考生参加了补考。因为及时补救，补考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在教育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无论是做教师还是任校长、副局长，都认真工作，对得起这份来之不易的“铁饭碗”，真心做到不误人子弟。

　　我的高考梦，经历了十多年，几经波折，几经反复，终于失而复得，梦想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