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荣伟

　　

　　

　　布库尔·柯列然，原名扎库夫·克兰兹多尔夫，一名杰出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从1939年到1948年，柯列然参加国际援华组织，在华工作9年，与中国有着“战友、亲属、同志”三重关系，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柯列然在工作上认真负责，不辞劳苦；在技术上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在炮火纷飞的前线，他冒着生命危险，为前线将士提供医疗救护，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在抗日军队的驻地，他用自己的精湛医疗技术，救死扶伤，为当地军民防治各种疾病。柯列然把中国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把中国人民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想中国人民之所想，急中国人民之所急，表现出了一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的博大情怀，赢得了中国军民的深情爱戴。

　　不远万里来中国抗战

　　1904年12月26日，布库尔·柯列然出生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父亲是财会教师，兄妹12人。中学毕业后，他去意大利学医6年，攻读皮肤科。1928年学成回国，先供职布加勒斯特卡里塔斯（Caritas）医院，不久开设了一家私人诊所。

　　柯列然的诊所旁边有一个女邻居，名字叫吉泽娜·克兰兹多尔夫（Gisela Kransdorf），长得文静、漂亮。柯芝兰是吉泽娜的中文名字。她的乐于助人性格，让柯列然倍感亲切。两人很快萌生爱意，不久结为夫妻。柯芝兰出身红色世家，受其家庭影响，柯列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此后常常参与地下活动，并于1932年加入罗马尼亚共产党。

　　上世纪30年代中叶，法西斯处于上升势头，危及整个欧洲。1936年7月，佛朗哥在德、意法西斯支持下，发动颠覆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叛乱。佛朗哥的独裁和倒行逆施，引发西班牙内战。欧美各国数以万计的热血青年纷纷前往西班牙支援共和军。在妻子鼓励下，柯列然响应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号召，变卖了诊所，为了不让家人担忧，他以赴法国进修为名，于1938年春踏上西行列车。

　　临行前，在车站月台上，两位年轻人难舍难分。念及自此相隔天涯，柯芝兰一直在小声啜泣。她的哥哥打趣道：“看你哭得那样厉害，好像送他上战场似的。”

　　柯列然听了，悄悄凑近妻子的耳边说：“不是上战场，又是上哪儿呀？”一句话把妻子逗乐了。柯芝兰低头发出会心的微笑。

　　柯列然拉着妻子的手，大声说：“等我在法国站稳脚跟，条件允许，说不定还要把你也接去呢！”

　　柯芝兰朗声应道：“我等着你的信息！”

　　柯列然告别妻子，告别祖国，乘火车离开了布加勒斯特。由于受到法国军警的百般阻挠，柯列然无法直接去西班牙。后来在法共帮助下，柯列然同其他几个志愿者一起来到法西边境的比利牛斯山脚下。

　　柯列然与战友们一起，“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一声不吭地紧跟接头人，在山坡上、树丛中、溪流边摸索急进”。路上，“有的一脚踩空滑下沟壕，衣服被扯得稀烂，满身是泥泞、血迹”。他们“忍着饥饿，顶着湿冷”，成功偷渡法国边境，顺利加入西班牙国际纵队。

　　西班牙国际纵队是1936—1939年内战期间，54个国家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在共产国际的号召下，为支援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反动军队和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所组成的一支志愿军。他们当中有工人、农民、职员、学生和知识分子，其中以共产党员为核心力量。

　　西班牙国际纵队高唱《国际歌》，冲锋陷阵，转战在西班牙西部、北部战场。后来，当他们得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正在蹂躏中国的土地，尤其是听说在中国南京发生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后，柯列然与战友们发出“中国告急，紧急向中国人民支援”的号召。

　　1939年8月，柯列然等10名国际纵队医护人员毅然奔赴中国。他们决心与中国人民一起，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此后，来自罗马尼亚、德国、奥地利、波兰、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苏联等欧洲8个国家的20多名医生一起，获得共产国际同意后，分四批去中国。

　　1939年8月12日，柯列然一行人来到法国马赛，登上从英国利物浦始发的“安尼亚斯”（Aeneas）号海轮，与船上五位国际纵队医生会合。轮船穿越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和太平洋，在海上航行6个周期后于9月13日抵达香港，受到当地媒体的热情欢迎。当时，记者搞不清这些医生的国籍，于是就把他们统称为“西班牙医生”，因为他们都来自西班牙，并参加了西班牙内战，为西班牙战士提供了医疗服务。其实，知情者称，他们中没有一人是西班牙人。

　　据保存下来的史料记载：当天，为这批国际援华医疗队办理过境手续，并安排食宿的是保卫中国同盟会秘书海弥达·沙尔文-克拉克。保卫中国同盟会于1938年6月14日在香港宣告成立，由宋子文出任会长，宋庆龄担任主席。经宋庆龄邀请，国际友人海弥达·沙尔文-克拉克女士任秘书，爱泼斯坦先生负责宣传工作。

　　让柯列然终生难忘的是，在香港短暂停留期间，他“收到一份非常特殊而光荣的请柬”——保卫中国同盟会主席宋庆龄在其住所为他们设宴饯行。

　　柯列然后来回忆说：“宋庆龄是一位极富亲和力，举止端庄、风度翩翩、精力充沛、充满自信的女士。”宴会上，“西班牙医生”们亲耳聆听了宋女士关于中国和国际形势变化的演讲，他们深信，中国人民一定会取得抗战的胜利。宴会结束时，应宋的提议，“西班牙醫生”们用各自的母语合唱了《国际歌》。而宋女士“怀着极大的兴趣听了我们的合唱”。

　　之后的岁月里，柯列然时常怀着景仰的心情，一次次向身边的人追忆当时的情景，并终生珍藏那张宴会席位卡。

　　在炮火硝烟里与妻子团聚

　　由于日本侵占了中国大陆的许多地方，柯列然和他的战友们不能从香港直接去广州，只好绕道越南前往中国红十字会总部。

　　当天夜晚，柯列然与大部分战友一起，连同带来的医疗物资和药品，走海路途经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今越南）的海防港，然后再乘卡车，经广西柳州、南宁，于10月16日到达贵阳图云关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总部。

　　这批刚刚到达中国的“西班牙医生”都想去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工作。当时为他们担任过翻译的苏永甦回忆说：“这些医生到贵阳后，他们的负责人傅拉托即与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的负责人袁超俊面谈过数次，都是要求去八路军的事。”

　　1940年夏，“西班牙医生”选派代表到重庆，见到了中共代表周恩来，要求到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服务。周恩来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国共合作的复杂形势和暂时去不了的原因，说“无论在哪里工作，你们都是为中国人民抗战服务，是对中国人民的宝贵支持”。这样，他们才留在国统区，担任了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医生。

　　这些同志除了希望去解放区以外，还参照当时第三国际的做法，表示希望要像原来在西班牙战斗时就地参加西班牙共产党那样，也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由于我们党没有这种做法，他们听了解释后只好放弃了这个想法。”据苏永甦回忆。此后他们不断地将通过各种途径募集到的药品和医疗器材运到重庆，交给中共办事处，以此作为他们这些不在册的党员们的“党费”。几十年后，他们中的不少人回忆，他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见到了周恩来同志”。这些会见给他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这些“西班牙医生”分两组被派往湖北和两广前线。他们之中的每一个医生被任命为红十字队队长，下面配备一个不太熟练的专职医生，到部队开设一个带有手术室的医院。主要任务是救治军队和当地百姓的伤病员，防治传染病，培训医务人员，普及医疗卫生知识等工作。柯列然受聘为五三七医务队长，先后到过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医院，抢救与治疗染病和负伤的抗日战士和当地百姓。柯列然医术精湛，再加上他高度的责任感和对病人的一片爱心，赢得了当地军民的一致好评和赞扬。他的薪水在外籍医生中级别最高，月薪300元。

　　由于缺少人手，柯列然写信给妻子，动员她也来中国。柯芝兰接到信后欣喜若狂，立即动身，前往中国。她冲破罗马尼亚军事独裁当局的百般阻挠，仅凭一张写有“中国红十字会，柯列然”字样的纸条，途经莫斯科和蒙古国，于1941年初抵达中国。

　　到达莫斯科，在她打听如何去遥远的中国时，有人不解地对她说：“太太，你能去那么远找你丈夫，令我非常敬佩！如果条件允许，我真想看看你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值得你冒这样的险，吃这样的苦！”柯芝兰笑而不答。在她看来，丈夫重要，然而，共产主义信仰超越了国界，比丈夫更重要。

　　一天，跋山涉水的柯芝兰，乘一辆破旧汽车，终于到达中国贵阳的图云关。当她突然出现在丈夫的面前时，正在治疗室忙上忙下的柯列然，一时反应不过来——他不相信站在自己面前的就是日思夜想的妻子：“夫人，您长得与我的妻子简直太像了！”他大声打招呼。

　　柯芝兰由于长途跋涉，风吹日晒，再加上一路颠簸，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了许多。

　　柯芝兰用纯正的罗马尼亚语说道：“扎库夫同志，我不是吉泽娜·克兰兹多尔夫，那么，我会是谁呢？”顺便说一下，扎库夫是柯列然的西班牙名字。

　　一边说，她一边向丈夫做了一个鬼脸。这个“鬼脸”，对于柯列然来说，太熟悉了。

　　“难道你真的是吉泽娜·克兰兹多尔夫？我的吉泽娜？”

　　柯列然飞奔上前，与她拥抱在一起。

　　这对恩爱夫妻，在炮火硝烟的中国团聚了！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丈夫这才给她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柯芝兰”。

　　柯芝兰一到中国，便坚决要求去抗战前线工作。旋即，柯列然夫妇被派到第65军红十字会三八三医务队工作，分别任队长和队员，夫妇两人并肩战斗在云南蒙自和粤北的乐昌等地。

　　“你就是我的孩子”

　　1941年3月，越南的日军突然增至10万多人，大有北犯之势。中国守军原有第一集团军在滇南防卫，这年，重庆又派出第九集团军，在滇南筑起三道防线，共驻有9个师近10万人。

　　1942年春，救护总队往滇南派去第八中队。在中队长德国医生贝尔（Dr. Herbert Baer）领导下，柯列然带领〇三一医务队，服务于驻建水第一集团军第二十师。柯芝兰也是队员之一。

　　大战打响后，前线不断有伤员抬下来。病房不够用，只好送到寺庙与居民家，即使这样，也不能应付过来。于是，柯列然动员士兵就地取材，用竹子架起病室，搭起竹床篾桌，建成一所简易的竹制医院。

　　不过，最为紧缺的是药品。为了解决药品问题，柯列然就地取材，能代用的代用，可配制的配制。反复使用的医疗器材用坏了，柯列然不断维修，并设法自造。醫护人员稀缺，人手紧张，一时间得不到补充，柯列然就办起战地培训班，临时进行救护知识培训，并亲自上课。

　　当时军队驻地伤寒、霍乱、疟疾、疥疮、回归热等传染病、流行病肆虐。一次疥疮大流行，成千上万的战士感染上了这种疾病，却没有特效药进行防控和治疗。很快，这种传染病严重影响到了部队的战斗力。

　　皮肤科专业毕业的柯列然，下决心研制出一种新药来。经过反复试验，他发明了一种用硫磺与石灰混合的溶液来治疗这种传染性疥疮，不仅取材容易，价格低廉，而且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柯列然把硫磺与石灰制成的溶液装在大桶里，让士兵一个个脱光衣服，用绑着布条的擦把蘸着此种混合溶液，每天浑身上下涂刷一遍。

　　大约两个星期后，疥疮彻底根除。“柯大夫方法”在部队迅速推广，治愈将士4万多人。

　　为了救护伤兵，柯芝兰跟随丈夫，在战地医院跑前跑后。起初，伤兵们的目光好奇地跟着柯芝兰的身影，看她是个女大夫，且是洋人，谁也不敢与她说话。慢慢地，他们见这个金发碧眼的女大夫脸上总挂着微笑，和蔼可亲，与她的距离渐渐缩短了。柯芝兰微笑的时候，他们也跟着笑。很快，换药打针时，他们都抢着要柯芝兰大夫。

　　有个小兵才16岁，因营养不良浮肿厉害，脚也穿不进草鞋里。一次，柯芝兰给这个小兵洗脸时，这个小兵情不自禁，脱口喊了一声：“妈妈！”

　　尽管来到中国的时间不长，但她听懂了小战士对自己的称呼。柯芝兰抚摸着他的头，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孩子，是-的，我--就是-你-的妈-妈，你-就-是我-的孩-子。”小战士听了，两行热泪瞬间流了出来。他感受到的是一种亲人般的温暖。

　　1944年初，云南伤寒流行，当地驻军和百姓不少人都被感染了。伤寒又称为肠热病，是一种常见的传染病。伤寒杆菌随病人或带菌者的粪、尿排出后，通过污染的水或食物、日常生活接触、苍蝇和蟑螂等传播。其中，水源污染是重要传播途径，亦是暴发流行的主要原因。

　　柯列然夫妇在医院为军人诊治之余，还到老百姓家中看病。这期间，非常不幸，他们夫妇俩也先后感染上伤寒后的回归热。柯列然的病情不太严重，病愈后，又日夜守护妻子床边。然而，柯芝兰却不见好转。1943年3月14日，柯芝兰因心力衰竭不幸去世。为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年仅39岁的柯芝兰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得知噩耗，她所服务的第20师官兵，像对待战死在沙场上的英雄一般，全体出动。他们要为她送上最后一程。战士们庄严地为她设置灵堂，用花圈装点灵柩，遗像两边的挽联上写着“淋惠遽云亡，南国同声失慈母；伤残未尽起，西方何处觅美人”。柯芝兰被安葬在她生前工作了两年多的建水城北门外普庵寺附近。从此，她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

　　战友们回忆，柯芝兰去世后的第三天，柯列然衣服上掉了一颗钮扣。当他自己拿起针线时，触景生情，忍不住伤心地哭了。

　　战地救护紧张，柯列然再也无暇哀痛。夫人去世后，柯列然忍住巨大的悲痛，毅然投入军队医院的救护工作。

　　有一次，柯列然正在做手术，敌机突然飞来，此时，他的助手竟然跑掉了。“医生不能丢下开刀的病人走开。”他想，“要轰炸的话，我与病人一起炸死算了。”

　　幸运的是，敌机这次并没有扔炸弹，转了一圈，嗡嗡地从头顶飞走了。

　　中罗史上第一对跨国婚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受共产国际的重托，柯列然告别医疗队，转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工作。此前，他被中国红十字会授予“杰出成员”荣誉称号，以表彰他为救治中国军民作出的卓越贡献。

　　1946年4月，柯列然来到联总河南分署郑州办事处，负责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运送分配救援物资。期间，他经常奔走在郑州、开封等地。与此同时，他也在郑州红十字医院工作，救治病人。

　　在郑州，柯列然结识一位中国姑娘——赵婧璞。赵婧璞出生在开封的一个贫民家庭，幼年父兄病亡，与母亲相依为命。抗战时期，她曾在河南后方重伤医院接受培训，后考入湖南湘雅医学院附属高级护士学校。1946年4月她离开长沙回到河南，在郑州红十字医院和联总郑州办事处工作。其间，同柯列然医生相识、相恋。

　　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郑州红十字医院李院长家中吃午餐。柯列然一见赵婧璞，立刻说道：“你就是红十字医院那位唯一的女护士。”赵婧璞非常敬佩这位外国医生的记忆力。

　　在柯列然的眼里，赵婧璞是一位和善、开朗、热情，工作积极的护士，因此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赵婧璞的记忆里，吃饭过程中，“柯列然不停地抽着烟斗，与李院长交谈，不时夹杂德语词汇，让我颇感刺耳，误以为来了一个希特勒分子”。不过，柯列然医生手持的熏黑烟斗、鼻梁上架着的近视眼镜和他铿然的嗓音，尤其是他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热情，给赵婧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伴随终生。

　　此后，赵婧璞经常帮助柯列然翻译文件、病历，撰写报告，填写报表。两人感情逐渐加深。中国姑娘的善解人意与助人为乐精神，柯大夫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而柯列然的诚实善良、谦虚乐观、渊博学识，以及对灾民和病人的真诚同情和关怀，深深地打动了姑娘的心。

　　他们俩在工作中相知、相爱，于1946年12月25日圣诞节那天结成伉俪，成为中罗历史上第一对跨国婚姻。

　　对于结婚的那个日子，柯婧璞（婚后改现名）在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这一天外面大雪纷飞，一间简陋的房里却热闹非凡。这是一场半新半旧，半中半洋，中西结合的婚礼。”第二天，柯列然大夫受命到黄河花园口工地去执行任务，他即携带柯婧璞一起前往，算是两人一起度蜜月。

　　1947年底，内战全面爆发，此时，联总也即将结束在华的救济工作。12月4日下午，柯列然夫妇来到上海新亚饭店出席临别酒会。

　　柯婧璞刚刚端起酒杯，突听丈夫说：“您好吗？我真高兴又见到您。”

　　柯婧璞抬头一看，真是又惊又喜！虽然没有见过面，却一下子认出了宋庆龄。柯婧璞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来：“孙夫人！您好吗？”

　　柯列然热情介绍说：“这是我妻子。”宋庆龄握住柯婧璞的手，和蔼地说：“你好，你好。”

　　宋庆龄转过身来，热情和蔼地对柯列然说：“我代表中国人民，谢谢你这些年来给予我们的帮助和为我们作出的牺牲，你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她接着说：“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所有志愿帮助我们的同志。以后有机会，请你们再来中国访问。”

　　“谢谢您，若有机会再来中国，一定来拜望您——若是条件允许的话。”然后，柯列然小心翼翼掏出一個小笔记本：“请您给我签个名好吗？”

　　“好，好。”宋庆龄在小本子上签了名。柯列然道了谢，握手告别后，又在签名下方，写上日期、地点，才把笔记本放进口袋。

　　1948年3月16日，柯列然大夫同夫人乘“飞云号”货轮离开上海，离开中国。在海上漂泊了3个月后抵达意大利。然后从意大利乘火车经南斯拉夫，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罗马尼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5日中罗建交，柯列然夫妇为增进中罗两国相互了解和友谊而奔走，为中国在布加勒斯特建立大使馆做了许多工作。使馆缺少罗语翻译，已经学会罗语的柯婧璞前去帮忙，为使馆人员和我国去罗访问的代表团作翻译。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忘记柯列然等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中国人民亲切地把柯列然称为“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1972年10月，受重庆的老朋友、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王炳南会长的邀请，柯列然夫妇来到中国访问，参观了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亲眼目睹了这些地方发生的巨大变化。

　　回国后柯列然在罗马尼亚卫生部任职。1955年，柯列然入职布加勒斯特市第十皮肤病医院，任副院长，此后担任罗马尼亚内务部卫生司司长、国家监察署署长等职，直至1970年退休。1975年1月13日，柯列然医生在布加勒斯特溘然逝世。

　　柯列然辞世后，柯婧璞叶落归根。1986年，在中国政府的安排下，柯婧璞保留罗马尼亚国籍回到中国上海定居。2008年12月26日，柯列然医生诞辰104周年的日子，这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骨灰被安葬在上海宋庆龄陵园。2010年9月2日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之际，柯婧璞被罗马尼亚国防部授予反法西斯战争英雄的光荣称号。2014年9月3日，柯婧璞走过了人生95个春秋，在上海平静地离去。

　　多少年来，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柯列然医生和他的两位夫人的传奇经历，感动着中罗两国人民。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作出的牺牲和杰出贡献，在中罗两国传统友谊史上留下的光辉一页，将被中国人民世代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