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丁远

　　

　　

　　

　　一

　　茹志鹃和王啸平这对作家夫妇，是在苏北新四军部队中邂逅、从抗日战火熔炉中走出来的革命伴侣。这对伉俪情缘，完全应了古语“千里姻缘一线牵”。他俩一个出生于南洋（新加坡），一个出生在中国上海，两人远隔千里的相会与结合，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又不得不让人相信起人生的“缘分”来了！

　　王啸平1919年出生于新加坡一个华侨小康家庭，祖籍福建同安。他的父亲年轻时，孤身离家闯南洋，几经艰苦，才有了经济来源，又慢慢积累了些许家业。正想自己办厂经商、大干一场的时候，日军侵占了新加坡，王啸平家中积累被抢掠一空。接着，新加坡全境经济萧条，王啸平的父亲也从此失业，家庭经济十分困难。王啸平高小毕业后，家中就无力让他上学读书，十五六岁的他被生活所迫，只得去当学徒以谋生计。

　　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挑起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国内抗日救亡運动风起云涌，也席卷到新加坡华侨中间，王啸平人小志气大，爱国热情高涨，积极投入新加坡当地华侨发起的爱国救亡运动。

　　王啸平在新加坡先后参加了“星洲业余话剧团”、“马华巡回歌舞剧团”，积极排练、演出来自祖国和当地创作的抗日进步戏剧。他既当演员参加演出，又担任导演赶排话剧，还自己动手写作剧本。当时在新加坡爱国救亡团体中，大家称小小年纪的他为多才多艺的多面手！

　　就是这位多才多艺的王啸平，三十年代后期，在南洋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在新加坡《星际洲报》副刊和《海啸》杂志上他用“铁儿”、“黛丁”等笔名发表小说、散文、诗歌和报告文学多篇。

　　当时，王啸平已经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了。

　　前些年，在新加坡出版的一本《马华文学作品选》中，就收入了王啸平早年创作、演出导演过的，并且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学剧本《忠义之家》。《马华文学作品选》的编者特为王啸平撰写了一则有趣的“作者简介”。这则简介说：“王啸平原籍福建同安……他是马华新文学繁盛时期（1937年至1942年）的活跃作者，啸平的年纪比较轻些，但作品很可观，小说、散文、剧本、评论，同样写了不少。1940年或1941年返回中国。听说在江南地区搞戏剧工作，著有《戏剧表演专论》等……”

　　然而，早年在新加坡脱颖而出、已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王啸平，回到祖国后几十年里，反倒成了鲜为人知的默默耕耘者。

　　二

　　当年的王啸平，只有21岁，风华正茂。为了抗日救国，他不远万里，从南洋（新加坡）到了祖国，历尽艰难险阻的他，冒着生命危险，辗转来到苏北抗日根据地盐城，参加了新四军。

　　参军后，部队领导考虑到他有文化，又搞过戏剧，就把他分配到前线话剧团，担任编剧兼导演，搞文艺话剧的创作与演出。从此，王啸平一直活跃在革命文艺战线上。

　　1943年秋季，18岁的茹志鹃，在上海《申报》上发表了一篇散文《生活》后，就和兄长们离开上海圣马里孤儿院，来到苏北参加新四军。参军后，她先在苏中公学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去苏中（华中、华东）军区前线话剧团当演员，正好与华侨青年文艺工作者王啸平在一起。

　　由于王啸平比茹志鹃早来部队三年，对共产党、新四军、革命文艺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自然成了茹志鹃的老大哥。茹志鹃一来到前线话剧团（人们习惯称“文工团”），就在王啸平导演的话剧《李闯王》中，饰演女主角长安公主，这是她首次登台表演，很是成功，得到各方称赞。就这样，他俩在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追求中相识、相知、相爱。

　　三

　　茹志鹃那时在王啸平的指导鼓励下，写歌词、快板、广场秧歌剧等，其中有一首歌《跑得凶就打得好》，曾获创作奖。1952年春天，茹志鹃创作的《不拿枪的战士》话剧，经王啸平导演，文工团员们自己演出后，得到部队首长及拿枪的战士的热烈鼓掌和赞扬；同时，此剧本获得了二等奖。

　　从这以后，茹志鹃的写作热情被极大地鼓舞起来。她写作了不少反映部队生活的剧本、短篇小说和散文等，反响都不错。

　　至于王啸平，此后他长期留在部队搞文艺工作，曾先后在粟裕担任师长的新四军第一师文工团、苏中军区政治部前线话剧团、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华东军区政治部解放军剧院任职，导演了《雷雨》、《甲申记》、《日出》、《离离草》、《蜕变》、《白毛女》、《前线》、《红旗歌》、《新局长到来之前》等话剧。在那些年月里，王啸平既当导演又当编剧，后来还担任行政领导，不过无论工作如何繁忙，他还是忙里偷闲写作出版了《第三代》、《永生的人们》和《翻身自卫》等多幕剧，以及戏剧论文集《导演与表演诸问题》和短篇小说集《马少清和他的连长》等。

　　1955年年初，茹志鹃服从组织决定，带着两个女儿，从南京部队转业到上海市作家协会，分配在《文艺月报》担任小说编辑。作为一个文学刊物的编辑，茹志鹃觉得，如果只是编发他人的作品，也不算是好编辑，她认为自己也要争取写出作品来；自己有了创作的甘苦体验，才能更好地编好作者的来稿，也只有自己写出了作品，才能在作者面前有对作品的发言权。因此，她除了完成繁重的看稿、编稿任务外，自己还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小说。

　　1956年这一年里，她在编辑之余，写了几个短篇小说，其中就有《百合花》。那时的茹志鹃，用她自己的话说：“只不过是人海中的一个年轻的写作分子，正向文学这条路上探头探脑的一个小卒。”

　　她利用业余时间倾注了全身心热诚创作的短篇小说《百合花》，第一次寄出去，被退了回来；第二次寄出去，又被退回来了；第三次她寄给了《解放军文艺》杂志，虽没有发表，却被一位有责任心的编辑，把她的小说稿转去了陕西《延河》文艺杂志……

　　她的短篇小说《百合花》，辗转一年有余，终于在1958年第三期《延河》杂志显著位置得以发表。可是这个作品“生不逢时”，也就在那时（1958年3月初），王啸平在南京解放军剧院工作，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补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祸从天降！这不仅为他们家罩上了一层浓浓的阴影，更难预料的是，此时此刻发表出来的《百合花》，立即在她的单位——《文艺月报》掀起了风波。一些左派人士说，“这篇小说调子低沉”，“缺乏阳刚之气”，“走到反党的危险边缘”等等。当时茹志鹃的政治压力可想而知。

　　正当她在恐惧、苦恼、失望之中，几乎对这个作品的“调子低沉”的说法，差点要屈服时，眼前突然一道闪电，照亮了她的前程。“救星”出现了，1958年6月文学大师茅盾先生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题为《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对《百合花》给予了热情洋溢的高度评价。他写道：“《百合花》可以说是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也是富于节奏感的……”“《百合花》有它独特的风格……它这风格就是：清新、俊逸。这篇作品说明，表现上述那样庄严的主题，除了常见的慷慨激昂的笔调，还可以有其他的风格。”“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千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

　　这一期《人民文学》在发表茅盾先生评论的同时，全文转载了小说《百合花》，这也是破天荒的。茹志鹃从此脱颖而出，成为文坛的新星。她的创作也一发不可收，佳作迭出。紧接着创作发表的短篇小说《阿舒》和《第二步》，是《百合花》的延续与发展。后来她创作的《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房》、《三走严庄》等，都得到了茅盾、冰心等前辈文学大师的好评！

　　四

　　王啸平被补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后，两个女儿尚且年幼，也并不知道父亲在南京的处境，还日日夜夜盼望着爸爸从南京回来，带回她们爱吃的“稻香村”的芝麻糖、核桃糖和“大三元”的鸡球大包。

　　茹志鹃白天忙于杂志社工作，小说组来稿特多，一天到晚看稿、选稿、编稿；回到“家”里，忙两个女儿，当时大女儿王安诺六岁，二女儿王安忆两岁，家务事又多，只得请了个农村老阿姨帮忙。

　　南京和上海虽然相隔不远，但平时王啸平忙于剧院的行政和编导工作，很少回上海的家，就是国定节假日，有时间回家来，也兼顾公事，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只能在家一两天。划为“右派”后，更是连这些节假日都不准他回上海的家了。

　　这一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茹志鹃打算带着女儿上街购买点糖果，天真烂漫的孩子们却思念远在南京的爸爸，吵着闹着要等爸爸回来一起上街去买糖果……这一情景在后来茹志鹃所写的散文《我的年轮》中，有详细的描述，含蓄中透着几分苦涩。有位作家曾向茹志鹃提起这篇散文，请她谈谈当年的情况。茹志鹃不无遗憾地说：“当时老王在南京处于最困难的时刻，竟然连春节也不许他回家，而写信则千头万绪，千言万语又无从写起。”

　　这对苦难夫妇，虽然上海与南京近在咫尺，不但见不上面，连家书都难寄，音讯断绝。茹志鹃迫于当时的形势，心里的愁苦怨艾不能表露，而两个幼小的女儿，又不能理解父母此时此刻的心情与处境。

　　后来当笔者访问这对老作家夫妇的时候，茹志鹃当着王啸平的面，说：“当时，我真担心他挺不住，会干出糊涂事来——自杀呀！”

　　王安忆也在《话说父亲王啸平》一文中说：“妈妈曾在一个乡下人那里为他算过命，说他是‘自己自在，自己逍遥，否则便要去上吊了。大家都觉得很准。”

　　五

　　王啸平囚困于南京4年多，终于被“摘帽”。几经周折，在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俞铭璜等老领导的直接关怀下，以照顾夫妻关系为由，于1962年夏离开南京，调来上海工作。继而，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黄佐临，又欢迎他去当导演。这对王啸平来说求之不得。导演工作他驾轻就熟，一上阵就导演了名剧《杜鹃山》，得到好评。虽经历了冤屈和磨难，王啸平仍能一心从事喜爱的戏剧事业，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这段时期，他先后导演了《海滨激战》、《霓虹灯下的哨兵》、《姜花开了的时候》、《雷雨》、《深深的爱》等十六部大戏，严谨质朴而又极富张力的特色，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全家团聚，享受天伦之乐，对于一个经历磨难的人而言，更显珍贵。温暖的家庭也鼓舞着王啸平更加热爱生活，促使他更加执着地投入戏剧艺术的创作。更令人惊喜的是，回到上海后的1964年3月6日，他们的小儿子王安桅出世了。这是生活对这对历尽坎坷和磨难的夫妻的补偿，也是他们爱情的又一个结晶！

　　1980年，王啸平离休。见妻子和二女儿王安忆致力于小说创作，他也不禁跃跃欲试了。他一心想写作自己的人生经历，却苦于住房较小。

　　机会终于来了。1983年9月，茹志鹃和王安忆，应华裔著名女作家聂华苓的邀请，去美国参加一次为期四个月的写作笔会。那时小儿子王安桅还在学校读书，王啸平就成了家里的“留守者”。他一个人在家，生活简单，便开始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筹划写作自传体长篇小说。他计划写三部曲，但既没有定框框，也没有定书名，许久不动笔的他一心想着抓紧时间写出来再思考，看情况而定。

　　就这样，王啸平关起门来伏案写作，时而苦苦思索，时而奋笔疾书，时而翻阅资料，不知花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终于写出了第一部自传体小说，定名为《南洋悲歌》，真实生动地记述了他自己青少年时代在南洋的生活感受，反映了一个华侨青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来到祖国的艰难历程。这部小说于1986年出版后，在新加坡读者中引起的反响比国内还要强烈……

　　这一成功，鼓舞着王啸平笔耕不辍。当自传体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客从南洋来》问世时，他已经年逾七旬了。这部长篇小说先在上海《解放日报》的《连载小说》一栏刊载，后又出版单行本。由于《解放日报》发行国外，引起了新加坡读者，特别是新加坡文艺界、文化界人士的关注。毕竟在新加坡文艺界和读者中，王啸平堪称是一位老作家了。

　　以王啸平、茹志鹃、王安忆三个作家为代表的这一大家子，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文学之家！大女儿王安诺，从初任中学语文教师到进入上海金山电视台做编辑和文学杂志编辑，已有文学作品出版，也算是作家中一员了。小儿子王安桅，由于“文革”影响，未能读大学，但他也是个文学爱好者，当电影院售票员不久，就考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剧本创联部当电影剧本编辑。我和他也算是忘年之交了（1988年，王安桅在存稿中偶然看到我的一个电影文学剧本，于是同我联系。我俩一来二往，就相知相熟了）。这些年里，王安桅常有散文、小说、杂文、随笔在《解放日报》、《新民晚报》以及全国报刊上发表，是个勤奋的青年作家；就连安桅的妻子，也是《桥》杂志社驻上海记者。王安忆的丈夫李章，调进上海后，放弃了原来的声乐事业，以他热爱音乐的特长，又加上受到王啸平和茹志鹃一家的文学影响，进入了上海音乐出版社当了书刊编辑，经他编辑出版的文学传记《孤独与超越——钢琴怪杰古尔德传》，文学性很强，非常具有可读性，文学、音乐爱好者，都很喜欢这本人物传记。

　　茹志鹃、王啸平生前，笔者曾多次采访过他们，记得王啸平说过：“我们家这几年里，王安忆是我们家的创作冠军，茹志鹃是创作亚军，我只能算是殿軍了。”一个大家庭里，出现如此多与文学创作、编辑、记者结缘的，可能在世界上也不多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