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小学是莲花县最大的小学，开设了五个年级，一个年级有五个班。校址在县城北面，当时校园四周都是广阔的稻田，右边隔着稻田和琴水河是文峰山。山脚下有棵大古樟，树枝上缠了红布条、点了清油灯，人们求福拜神。即便当时的神庙在一场又一场的运动中消失了，但老百姓敬神求佛的习俗根深蒂固，没有菩萨，就以古树为神。我贪玩，时常就在那大树下玩耍，神秘而阴森的氛围令我有了某种敬畏之感。
東方红小学是县办小学，莲花县的其他小学都是公社或大队办的。当时的生产大队大多改成了政治色彩很浓的名字。小学是哪个大队办的，就叫哪个大队的名字，诸如红旗小学、前进小学、红源小学、曙光小学等，这些学校的名字和“东方红”一样，都具有那个红色岁月的时代特色。1984年，人民公社体制结束后，生产大队改叫村，政治色彩浓郁的名称也就停止了使用。东方红小学改成了“城厢小学”。红旗小学改叫“六模小学”，后来迁址在吉莲公路旁，又改为“城北小学”。
童年的记忆既是模糊的，又是清晰的。那时候的教材是江西省小学试用课本，淡黄色的封面，套色的木刻画，往往有一个井冈山的徽标。内页则都是黑白印刷。语文教材以毛主席语录、儿歌、红色小故事为主。回想起来，除了记得“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外，印象最深的是“过去地主算盘响，收租逼债来抢粮。贫下中农没法活，卖儿卖女去逃荒。现在队里算盘响，年年丰收有余粮。忆苦思甜不忘本，阶级斗争记心上”。读过的人物，除了雷锋、刘胡兰、张思德、邱少云等英雄人物，还有收租院的刘文彩、装鸡叫的周扒皮……
学校除了开设语文算术等课程外，还有劳动课、政治课。学校要搞建设，就动员学生制作砖头的泥坯。还好，那时校内就有个黄泥小山丘，还有一个积了淤泥的水塘，泥料与水不愁。我背了书包，提上一个砖坯模具，去上学。劳动课就制砖。那是要点数的，老师记录在册。制好了泥坯砖，风干了，砌成一堵，等待校方装砖窑烧大红砖。我家所在的大队叫“五一”，原本是没有队办小学的。后来，说是小学不出队，队队办小学。五一大队也就办了家小学，一开始设在大队礼堂里，只有一二两个年级，老师都是队里挑选的社员，官方叫“民办老师”，我们称之为“赤脚老师”。他们和打赤脚下田劳动的社员一样，报酬都是由大队记工分。其时，我已经读高年级了，所以仍在东方红小学就读。五一小学大约在礼堂办了两年，大队决定另建校舍，给每户社员家庭下达了制砖的任务，一户500块砖头，凑起来在大队仓库的左侧前边建了一排新校舍。我的小妹就在五一小学读初小。
农忙时节，东方红小学组织我们去支农，比如去生产大队插秧。我们安排在五一大队插秧。一群系着红领巾的红小兵在水田里排成行插秧。大队里有个社员负责给我们打格子，指导我们插秧。插秧是倒着走的，一边插一边往后退。插秧速度最慢的，就留下了一段空白，社员戏称为“背门板”。最令人害怕的不是插秧落后了，而是遇上蚂蟥。蚂蟥叮在脚肚上，喝饱了血，滑溜溜的，难以弄下来，得猛的一拍，蚂蟥受了刺激，缩成一团，自动坠落下来。同学谣传，说是蚂蟥咬的时候就在血管里产卵，肚子将来会长满蚂蟥。这真是极其恐怖的事情，以致见了蚂蟥小学生就赶紧逃。
莲花是油茶县，丘陵山冈，遍种油茶树。每年霜降过后，学校以班级为单位，由班主任带领去附近的山上捡油茶籽，用来榨油补充学校食堂伙食费用。这叫“勤工俭学”。上了油茶山，学生一散开来，老师要管都管不了，只能说是太阳西斜的时候到某处集合。有的学生不听话，跑远了，跑到还没有摘完的油茶林里去偷茶籽，给看守油茶林的大队社员发现了，结果酿成老师和社员之间的冲突。社员得理不饶人，看山的又都是性格暴躁、孔武有力之人，吃亏的自然是老师。老师要么挨了揍，要么眼镜给折断了。一群学生眼看着自己的老师受欺负，却无能为力，就纷纷指责偷茶籽的同学。那时候，学校和周边社员发生冲突的事情也是不少。有的学生偷生产队里的黄瓜、番薯吃，社员告状告到学校。校园外的生产大队烧砖窑，个别社员居然乘天黑翻了围墙过来偷学校的破旧桌椅当柴烧。第二天，上学路过的学生发现了，立马报告老师。老师去现场看了，我们就跟在后面也去凑热闹。窑口确实有没有烧完的残留桌椅木头。老师留存了证据，向校方汇报。然而，那时候，老师是臭老九，社员都是贫下中农，在阶级成分上，社员占了上风，学校也管不了社员。最后，这样的事情通常是不了了之。
尽管小学生活已经离我40多年了，老师讲的课也还有些印象。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还不是老师的课，而是社会上的人来学校讲的思想政治课、忆苦思甜课。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戚桂书回乡后，安置住在五一大队礼堂后面的平房里。我们时常见到他坐在轮椅上，由人推着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大队礼堂陈列了他的英雄事迹。学校组织我们去参观。讲解员说，戚桂书老红军的膝盖骨作战受了伤，因缺医少药结果烂成一个洞，伤口生了蛆。戚桂书用食盐甚至辣椒水去处理伤口，迫使蛆虫钻出来。听了这些，我们这些小学生，不禁对他肃然起敬。戚桂书的爱人周老师也是位老红军，她身材瘦高，老是穿着黑布衫，加上脸色较黑，给人的印象就像是黑白的照片。虽然她有些跛足，但行动自如。周老师时常在课堂上给我们讲红军长征的故事。现在，我只记得她讲的长征路上给蛇缠住脚的故事。她说，走着走着，不小心踩到了一条蛇，蛇就缠在她的小腿上，还好她穿的是长筒鞋，她使劲飞腿踢了一脚，啪的一声，蛇就从她的脚上滑落下来摔死在地上。
校方还请了消防中队的中队长担任红领巾辅导员。绿军装系上红领巾，红绿对比强烈，格外显眼。辅导员胖乎乎的娃娃脸上堆满笑意，眼睛眯成了缝。那时候胖的人不多，中队长似乎是我当时见过的唯一一位略略显胖的人，印象自然很深。见到中队长，大多是在操场上，我们排成队列，他给我们示范一些队列动作，也算是军训吧。
大约我读二年级的时候，农宣队进学校。时常给我们讲阶级斗争和忆苦思甜课的，是一位爱穿灰布衣的中年农村妇女。她是农宣队的重要成员，口语表达能力较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教育队”，这一名称是我后来翻阅县志才知道的。当时只知道，时常有社员坐在讲台前给我们上课，说是上课，也就是讲故事。因此，这样的课，我们最爱听。那位上课的中年妇女，我忘了她的名字，反正她和千千万万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贫苦农民没有多少区别。通过她讲的课，我们知道了她的身世。在旧社会，她是一位地主家的长工，负责做家务。她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地为地主干活，却得不到地主家的尊重。尤其是地主婆，把她当牛当马来使，甚至还放狗咬伤了她的腿。讲到这里，她挽起裤脚，给我们看了那个狗咬的伤疤。记得当时，她眼圈一红，禁不住哽咽流泪。我们也在下面泪流满面。当然，我们并没有像电影电视剧里所表演的那样，激动亦或愤怒地高喊口号。就在这种压抑、沉重的情绪中，这位农宣队的宣传员来了个故事情节的大转折。她讲地主剥削和压迫了她，她要反抗。于是，就在洗米的时候，故意多放点米，将米藏在装洗米水的木桶子里，借倒潲水回家之际，偷偷将米带出去。甚至她还将地主家的猪肉也暗藏在潲水中，偷回家给家里人开荤。下课铃响之前，最后的结束语一般都是“牢记阶级仇，不吃二遍苦”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类谆谆教导。
那个时候，“阶级斗争”是一个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我家的屋檐下就书写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标语。似乎，就在我的周围，随时都潜伏着一个阶级敌人。校门外的土路上，有位老婆婆天天守在那儿，提个竹篮子，里面有几个盆子，装了些加工好了的醋渍红萝卜、醋渍生姜，甚至是醋渍萝卜皮、生姜皮。一分钱就可以买一大夹，包在作业纸上，递给你。上学或是放学时分，小学生都爱吃。没有钱，以一本旧作业本也可以兑一夹醋萝卜。那真是美味，我们时常连纸上剩下的一点汁液都舔得干干净净，哪管它纸上还有铅笔字迹。学校老师可能是担心食品不卫生，就给我们上阶级斗争课，说：“那醋萝卜就是糖衣炮弹，那卖小吃的老太婆是以糖衣炮弹拉拢腐蚀红小兵的阶级敌人！你们千万不能上当！再也不要去买她的醋萝卜了！”
听了老师苦口婆心的一番劝说，起初还真有些害怕，从那老婆婆的面前经过，越看越觉得佝偻着腰身的她像是电影里出现的阶级敌人。但谁也抗拒不了醋渍萝卜的诱惑，只过了一天，很多同学就将老师的教诲抛之一旁，依然趋之若鹜围着老婆婆买醋萝卜吃。
我读小学的时候，已经是文革中期，社会上掀起的造反有理的风潮也影响到了学校。上学的路上，两边建筑物的墙壁上，贴满了标语、大字报和漫画。高年级的学生跃跃欲试，提起笔来就给老师寫大字报。校长、教务主任首当其冲，学生编了顺口溜写在纸上张贴出来，点名批评老师。我们的校长叫刘金昌，有一首童谣就在学生间流传：“金昌金昌，吊儿郎当。克己复礼，痴心梦想。”当时，我读初小，识字不多，对大字报上的内容不感兴趣，但那一丝不苟的漂亮楷书，让我敬佩不已。有个外号瘪鼻子的同学，是学校总务主任的儿子，字写得好，那简直就是现在的明星，被人崇拜得不得了。学校开设了书法课，我就认认真真地练字。墨汁盒里装点棉花，以棉花浸满墨汁，拧上盖子，墨不会流出来。墨盒、毛笔和大字本，都装在书包里，每周都有写字课，我一笔一划地写，老师以红圈标注，圈出写得好的字，以示鼓励。后来，我的字有了进步，班主任让我抄写了一张宣传小报，那真的是很有成就感。
1976年，我读小学五年级那年，毛泽东逝世，县里在革命烈士纪念堂设立吊唁大厅，供机关干部和普通群众悼念一代伟人。五（1）班班主任贺仰豪老师带我们去纪念堂悼念。面对鲜花和翠柏围绕的毛主席遗像，大家低头默哀，心情很是悲伤。此时，有位同学却昂着头东张西望。这位同学的父亲恰好是地主，而且曾经在十字街头批斗过。回到学校，贺老师当着全班同学批评这位学生，还发了一番感慨：“到底是地主崽，对毛主席没有阶级感情！”
我高中毕业后，成了待业青年。1983年，县文教局、劳动局联合从待业青年中招录一批小学代课老师。培训结束后，我被安排在当年的母校东方红小学实习，还发了实习工资25元。四（2）班的班主任周剑夫老师是我的指导老师。那时，这所学校与我读书时候的模样，基本上差不多，没有多少变化。只是在一排排教室的通道间筑了两米宽的水泥路。那个教师办公楼，还是浅蓝色的外墙。一棵高大梧桐树掩映下的学校食堂也还是青砖平房。不过，课本是完全变了，彩色印刷，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很是正规。语文课文除了陈毅的诗《梅岭三章》，还有《画蛋》《威尼斯的小艇》等，政治色彩淡化了，文学色彩浓了。
次年3月，人民公社体制终结，东方红小学更名为“城厢小学”。几十年没有变化的学校，几年之间完全变了样。如今，知道东方红小学这一名称的，一般是上了年纪的。我的母校，没有留存一点我当年读书或是后来实习时的痕迹。往事随风，时光永远向前，谁也不能回到过去，谁也不能改变过去，但我们可以改变将来。过去的一切，有曲也有直，有是也有非，有苦也有甜，只有谨记于心，引以为鉴，才能走好今后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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