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宅巍

　　

　　

　　1945年10月30日，正当各路国民党军队在“受降”的名义下，抢占战略要地，进攻解放区的时候，国民党军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毅然率第8军1万余人，在邯郸地区起义，成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一个率部起义，投向人民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抗战中与中共结下战斗情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高树勋任国军第27师师长，正在参加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三次“围剿”。他出于民族义愤，主张停止内战，出兵抗日，毅然离开部队，以示拒绝继续参加反共内战。

　　1932年9月，避居在天津英租界的高树勋，与原西北军将领、共产党人吉鸿昌取得联系，共同策划抗日大计。他们变卖家产帮助冯玉祥购买枪支弹药，于次年5月组成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高任骑兵第2挺进军司令。同盟军随即在张家口地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抗日热潮，并一举收复了察东失地。后同盟军在国民党、蒋介石的软硬兼施下瓦解。这一过程中，高树勋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极为不满，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主张则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全面抗战爆发后，高树勋先后担任河北暂编第1师师长兼河北游击总指挥、新编第6师师长、新编第8军军长。在全面抗战的初期，高树勋在豫、鲁一带，时常与八路军并肩作战，双方联系也比较密切。高从八路军那里学习了组织民众进行游击战的方法。1938年初，经中共北方局军事部部长朱瑞联系，八路军派唐天际等对高部排、连、营三级军官分期进行轮训，提高部队的素质。高部进入沂蒙山区后又通过中共党员张友渔的联系，得到八路军和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大力支援。高也任用了许多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担任军中各种职务，形成了较好的团结抗日的局面。

　　高树勋的顶头上司石友三，先后担任第69军军长、第10军团军团长和第39集团军总司令。石曾指挥高部向八路军晋冀豫根据地进攻。高树勋虽然奉命参加了向八路军的进攻，但他与石不同，在抗日问题上坚持民族大义。石友三不僅积极反共，而且加紧与日军勾结，准备投敌。高树勋决心对石采取断然措施，相机将其除掉。1940年12月，石友三到高部驻地柳下屯村活动。高便预设埋伏，将石擒拿，随即电告第1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卫立煌。卫复电就地正法。高随即将石处决。高树勋此举，表现了一名爱国军人高尚的民族气节。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曾赞誉高的这一行动是大义灭亲的壮举。

　　40年代初，由于日军对华北地区加紧进行“扫荡”，高树勋难以立足，便于1942年4月率部转移。当路过定陶时，八路军派高的旧部唐哲民前来联系，劝其留下与八路军并肩抗击日军。高树勋对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行动，深为敬佩，并悔悟自己曾一度听命于蒋，与八路军制造摩擦。八路军不计前嫌，主动邀请其合作，更使他为之感动。后来，高树勋虽因种种原因未能留下，但他对唐哲民表示，一定和八路军合作抗日，并针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坚定地表示：“国共将来一定要打，现在我们约定，只要内战一发生，我就一定过来。”

　　将军一诺千斤。他的诺言，终为历史所证实。

　　抗战胜利后首先举起义旗

　　在抗战后期高树勋一步步加紧与八路军方面联系的过程中，有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起了重要作用。他就是在国军中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王定南。

　　1944年8月，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在南召将王定南扣押，并随即押解到高树勋的驻地镇平。高闻知此事后，出于对中共和八路军抗战精神的敬佩，极力营救，经取得第2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的同意，将王保释出狱。从此高与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不久，八路军王树声部路过河南嵩县，高由王定南陪同与王部陈先瑞会见，并就建立双方联系问题作了商谈。后来王树声部南下，联络中断。1945年7月，高树勋听说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太行山区。他于抗战初期曾在河北与彭有过交往，便派王定南前往联络。王临行前，高树勋用绸布写了致彭德怀的亲笔信，表示希望与共产党、八路军建立联系。王9月中旬到达山西黎城，适彭已离太行回延安。王见了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报告了高树勋的情况，并递交了高致彭的密信。刘、邓对此十分重视。刘伯承亲笔复信高树勋，对他派人联系的举动表示欢迎，鼓励他为革命为人民作出贡献，并派辛良志随王定南到高部作交通联络工作。

　　在王定南往太行联络期间，日本投降，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疯狂抢夺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内战。9月中旬，高树勋奉命率部从广武地区北渡黄河，进抵新乡。19日，高参加郑州军事会议，会上高部被编入由孙连仲任司令长官的第11战区序列，高任副司令长官。该战区共辖第40军（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兼军长）、第30军（军长鲁崇义）和新8军（高兼军长）。孙连仲遵循蒋介石迅速打通平汉线，抢占平津战略要点的旨意，令高率部沿平汉线北进。高意识到这一行动，无疑将导致内战的发生，忿然地说：“战后华夏，满目疮痍，亟待建设，岂堪再打内战。”适王定南于9月底返回，高从刘伯承的复信中受到鼓舞。他考虑到既要为人民作出贡献，又不能违背北上的命令，便打算甩开第40军和第30军，单独指挥新8军沿平汉路收编伪军，接收日军投降，将接收的城镇悉交八路军，然后率部去冀察边区。10月上旬，他再派王定南往晋冀鲁豫军区说明此意。刘伯承、邓小平及时转报中央军委。10月10日中央军委复示指出：如过早允许高部北进，将事实上掩护蒋军北上，增加八路军和人民武装力量受降的困难。同时指出，如高反蒋在行动上有所表现时，则应给予适当的援助。

　　与此同时，高树勋把单独北上的计划报告了孙连仲。孙对高存有戒心，便借口单独行动有危险，仍令新8军与第40军、第30军一起行动。10月14日，高不得已与马法五率三个军4.5万人沿平汉路北进。17日进抵汤阴，高再派王定南往晋冀鲁豫军区联络。刘、邓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说明已不存在高部单独北上问题，希望根据形势的变化，退出内战，阻止国民党军继续北上。

　　这场即将发生的平汉战役，对争取抗战胜利后和平局面的实现关系极大。晋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集中了三个纵队及太行、冀南、冀鲁豫三个军区部队共6万人，动员民兵10万，作好了迎击的部署。10月24日，将国民党军诱至邯郸以南马头镇、崔曲地区，予以三面包围，以两个纵队歼击第40军，一个纵队钳制第30军和佯攻新8军。与此同时，刘伯承、邓小平派军区参谋长李达带领军区负责联络工作的靖任秋前往高部，争取他走起义的道路。李达早年与高同在西北军共事，1931年宁都起义参加红军；靖任秋在张家口参加抗日同盟军时与高相识。李、靖于27日晚与高晤面，代表刘伯承、邓小平向高致以问候，转交了刘致高的亲笔信，向高讲明当前的形势，希望他面对现实，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为个人前途着想，高举义旗。高树勋经过与李达等彻夜长谈，遂决定率部起义。随之对组织起义的具体事项进行了商谈，靖任秋暂留高部协助工作，李达返回军区指挥部作接应起义的安排。

　　为了解除高树勋起义的后顾之忧，刘邓首长专电中共中央，请求指派专人将高树勋眷属护送至解放区。毛泽东、党中央遂急令新四军第4师师长张爱萍执行此项任务。张爱萍立刻派精干人员三进徐州，将高夫人刘秀珍等接往河北，并在武安县伯延镇与高团聚。高树勋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周到安排，深为感动，从而也更加坚定了率部起义、走向光明的决心。

　　10月30日，高树勋召集所部军官会议，讲明当前所处的形势，历数蒋介石对所部的不公平待遇及此次令所部北上对国家民族的危害，毅然宣布退出内战，举行起义。这一决定得到与会绝大多数军官的赞同。高对个别不愿意跟随起义的军官，表示决不强留，听其自便。会后，下令部队一律原地待命，并向全国发出通电。通电述说此次奉命北上经过和不得已之苦衷，宣布“大义所在，不得不与八路军息战言和”，并说明此举“旨在为民族国家前途，退出内战，求以和平民主途径建国而已”。同时还在通电中向国人提出制止内战，以民主政治协商解决国是，联合各党各派组织联合政府三项主张。

　　高树勋在内战前线率新8军1万余人起义，粉碎了国民党当局打通平汉线，分割解放区的企图。高起义后，马法五以下2万余人被俘。国民党军事当局哀叹高的起义“陷全军于绝境”，是这次战役的“失败主因”。

　　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对高树勋的义举极表欢迎，31日上午，刘伯承司令员偕同军区副政委薄一波、参谋长李达驱车到新8军驻地，代表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向高树勋和全体起义官兵表示慰问和祝贺。11月2日，毛泽东、朱德致电，称赞高“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之举，指出“凡属血气之士，莫不同声拥护”。12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提出“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

　　11月1日，高树勋起义部队开赴武安伯延一带休整补充。10日，改名为民主建国军，高任总司令，王定南任政治部主任，范龙章为第1军军长，乔明礼为第2军军长。在成立大会上，高率领全军将士宣誓，表示要“站在人民立场，服从人民公意；确保国内和平，反对内战；实现民主政治，反对独裁专政；坚决为建设独立、自由、民主、幸福三民主义之中国奋斗到底”。

　　起义后为人民再立新功

　　起义成功后，在共产党、八路军的亲切关怀下，高树勋更加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他多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晋冀鲁豫中央局随即向中共中央报告了高的这一要求。11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复晋冀鲁豫中央局，批准高树勋加入中国共产党。高树勋遂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邓小平、副书记薄一波作介绍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了把民主建国军真正建设成一支新型的人民革命武装，在高树勋的主持下，从1946年初开始，举办了民主建国军干训团，由晋冀鲁豫军区派员轮训各级干部。同时，高树勋还上书蒋介石，盛赞解放区特别令人感动的三点印象，即：第一，“全民武装的实现，人民皆以持枪杀敌为荣”；第二，“总理所主张之‘地方自治，在解放区已完全实现，从村代表会、村长，至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均经过民主选举产生，各级行政人员罢免之权，悉操之于人民，公民权被认为是最高最神圣之权利”；第三，“人民生活欣欣向荣”。他呼吁蒋介石，要忠实履行停战协定和在政协会议上所允之诺言，成立真正的联合政府。

　　高树勋还在民主建国军的驻地，积极参加解放区的各项社会活动。1月20日，他出席了武安地区的一次减租减息动员大会，并发表演讲。他号召民主建国军帮助人民实行减租减息。3月初，解放区各级组织、各人民团体纷纷抗议国民党特务策划的反苏反共游行。高树勋向记者发表谈话指出：“最近所发生种种反动事件，乃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在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后，破坏和平民主的阴谋。”他大声疾呼：“我是一个三民主义忠实信徒、国民党员，不忍国民党被这些特务分子破坏，我要提出坚决抗议；并吁请蒋主席迅速取缔特务组织，严惩肇事凶犯。”

　　6月，蔣介石公然发动全面内战。高树勋又一次向全国发出通电，声讨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的行径，号召内战前线的国民党官兵，像新8军一样，实行战场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

　　10月，邯郸起义一周年，高树勋发表讲话，严厉谴责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热情歌颂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主张。他在《一年来之回顾》的文章中，总结了部队一年来的进步，表示“誓本起义初衷，继续努力，提高质量，发扬士气，与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革命友军并肩斗争”。10月30日，朱德总司令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祝高树勋起义一周年》，高度评价了一年前高树勋率部起义的革命行动。文章指出：“高树勋运动已经成为国民党陆海空军中一切有爱国心有良心的广大官兵的旗帜，成为人民在自卫战争中战胜反动派而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平、民主的重要因素之一。”朱总司令的高度评价和鼓励，使高树勋深受教育和鼓舞。

　　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高树勋不断利用自己与国民党高级军官的私人关系和起义后造成的影响，积极动员国民党军事将领率部起义。1946年初，他先后写信或派人，与国民党军和伪军的高级将领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张岚峰等人联系，敦促他们调转枪口，归顺人民。1947年5月，他派人给顽固据守山西临汾的国民党军旅长尹岛三送信，劝其不要执迷不悟，迅速回到人民的一边。与此同时，他还写信批驳了妄图煽动他叛乱的国民党高级军事人员马伯言，郑重表示：邯郸起义使他和新8军全体官兵走上了一条新路。

　　前进中遇到不该发生的波折

　　正当高树勋满怀热情，为人民解放事业倾心操劳的时候，一个巨大的冲击波，突然向他袭来。

　　自进入1947年后，国共两军的战场较量进入关键性的一年，国民党军在西北攻占了延安，在华中起义的郝鹏举部重新投靠国民党，解放区晋冀鲁豫主力部队正在集中为南渡黄河作准备。战场形势十分复杂。国民党方面不断派遣特务，煽动起义部队叛乱；解放区晋冀鲁豫军区亟需稳定后方，高度警惕起义部队的动向。也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已经起义的部队，如有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影响中共中央战略部署的大局，同时也会对其他准备起义的国民党军部队发生负面影响。

　　1946年底，在民主建國军进行正常的商业活动中，有一名保卫干部在集市上看到该部的一位连长向一个商人举了三个指头，就认为这是向特务发暗号，把这个连长拘捕了。经过严刑逼供、屈打成招，这位连长供出了一批所谓“通敌”的民主建国军营、团干部及更高级的领导。这些被怀疑的对象，被陆续送到设在潞城神泉村的训练班审讯。后来，在严刑讯问下，牵连进来的人愈来愈多，层次也愈来愈高。

　　经过几个月的发酵，这一怀疑、审查民主建国军的阴影，终于迫近当年率部起义的最高领导人高树勋。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表示：“郝鹏举叛变了，我们对高树勋要先下手为强，打主动仗。”于是，1947年6月14日，由军区政治部代主任张力之带领一个团前往民主建国军总部执行抓捕任务。这天清晨，民主建国军总部各部、处正在按照政治学习计划，学习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文章。高树勋自己正在总部驻地的院子里散步，突然听到外面响起了噼噼啪啪的枪声。高部警卫团在事因不明的情况下，与前来执行抓捕任务的部队发生了枪战。几分钟后，警卫团听到张力之代主任的喊话，才停止了枪战。

　　高树勋不知道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想打电话出去，电话线已被割断。他身边的卫队都拔出了手枪准备还击。高树勋在弄清是上面派来的部队以后，果断命令卫队：“不许开枪，谁也不许开枪！”

　　这时，负责抓捕的部队已经冲进高的住宅。他们让高夫妇与保姆一起到后院去，在高的要求下，他女儿高继芳也随同一起去了后院。他们被软禁在会客室里，从早到晩，粒米未进。

　　高树勋在行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向看管的战士要了信纸、信封，一连给军区领导和张力之代主任写了几封信。他每写好一封信，便扔到客厅门口。一会儿，便有战士将信送走。高在信中反复表示：“我海枯石烂不变心，要革命到底。”

　　直到下午6时左右，才由张力之的夫人石磊出面，让高树勋一家三口吃了晩饭；又根据高继芳的要求，用一辆木轮车将其送回学校。

　　次日，高树勋夫妇被押往军区驻地冶头村的一个农家小院内。老乡住正屋，高住西屋，一室两间，有火炕，放一张方桌、两张椅子。

　　与此同时，民主建国军政治部主任王定南也在军区驻地遭到扣押，被吊打、背铐逼供56天，逼其承认“参与高树勋暴动”的阴谋。王始终不肯承认，高声说：“我要向党中央申诉！”他直至1953年才从北京监狱中释放出来。

　　到7月份，民主建国军已有高树勋、王定南与第1军军长范龙章以下近千名排以上干部，被集中到长治地区的神泉训练班“学习”。民主建国军部队番号被撤销，士兵分散被编入晋冀鲁豫军区第10纵队。

　　这就是在解放区轰动一时的“六一四”高树勋部队“策动暴乱”案。

　　事件发生后，晋冀鲁豫军区很快将情况上报至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迅疾回电：“高树勋邯郸起义有功，必须保证他的人身安全。”毛泽东的指示，制止了事态的继续恶化，并使高树勋本人在磨难中受到相对较好的待遇。

　　晋冀鲁豫军区特派社会部长杨奇清、保卫部长卜盛光主管对高树勋的看管和审查，保卫部科长张鼎中率12名战士负责警卫及高树勋夫妇的生活保障服务。这次看管行动，名义上是让高树勋来军区社会部“休息”，实是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他们在思想上都很明确：看管不是看押，高树勋并未定性。因此，高树勋在看管期间，享受中灶待遇，审查什么问题，从来未与高言明，只是背靠背地进行。高树勋夫妇除了不能离开居住的小院外，并未受到任何非礼与虐待。

　　当然，高树勋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特殊审查及自己的境遇，心中自然明了。将军内心的苦闷与不解，是可以想见的。他向看管人员表示：自己“大事不糊涂，小事装糊涂”。

　　除高树勋外，民主建国军中其余被关押、审查人员，在神泉训练班中，以《抢救失足者手册》作为主要学习材料，一度大搞逼供信，弄得人人自危。他们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于1948年四五月份，陆续结束“学习”，亦未认定有任何问题，重新安排了工作。

　　5月以后，高树勋致信新成立的华北军区领导，信称：起义后，总会有些不满意的人，想对自己下毒手也是可能的，对组织上采取保护安全的办法，表示感谢。自己现在身体很好，希望给安排工作。现原部队大部分已调出，要求到地方工作，愿到河北省，继续发挥一些作用。

　　高树勋的信，由张鼎中径送华北军区政委薄一波。薄一波接信后说：“高树勋的问题已拖了很久了，不安排工作不合适。他的起义不论从军事上看，还是从政治上看，都起了很大作用。党中央毛主席非常重视，再无根据地看管下去，就不公正了。你们在生活上采取多照顾的做法是对的，这样会解除一些不必要的顾虑。”当张鼎中汇报到高曾有自己“大事不糊涂，小事装糊涂”一语时，薄说：“他是聪明人。如何处理，军区要研究，还得请示中央决定。不作结论，同样可以安排工作。他装糊涂，我们也可以装糊涂嘛！”

　　经军区研究，给高树勋安排了一个军区副司令员的职务。由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史耀忠主任，带来3匹马，将高树勋夫妇接去军区总部。从此，高树勋结束了一年多的幽禁岁月。

　　历史宣告了将军的清白

　　“六一四”事件过后，高树勋一如既往，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正如他在受审查初期所说：海枯石烂不变心，革命到底！

　　高树勋继续做受审查前已经开始的策反工作。1948年10月，高树勋致函国民党第30军军长黄樵松将军，希望他“当机立断，毅然举起义旗，坚决回到革命方面”。黄已决定起义，后因事机不密，遭捕杀。

　　1949年9月下旬，高树勋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他与张治中、傅作义等26名起义将领出席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举行的宴会。新中国成立后，高树勋担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9月召开的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河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为褒奖高树勋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率部起义的功绩，他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

　　1953年，高树勋曾出席毛泽东主席的宴请。毛泽东在席间对各起义将领说：“你们过去帮助过我们，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们的。”对于党和政府的关怀，高树勋觉得无上光荣，感念不尽。

　　1971年9月，周恩来总理约高树勋在北京相见。高树勋和夫人刘秀珍赶到北京，适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周恩来不能分身，未能晤面。高树勋生前一直引为憾事。

　　1972年初，高树勋在天津病重住院，周恩来指示天津市委护送其到北京医院抢救。后终因年迈病重，他于1月19日逝世。21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防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代表和河北省党政负责人出席了追悼会。悼词说：“高树勋同志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紧急关头，率部起义，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主张和平，站到人民方面来，在全国影响很大。起义后，高树勋同志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努力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作了有益的工作。”

　　1983年10月，在高树勋率部起义38周年前夕，在举行起义与高树勋长期工作的河北省省会石家庄，隆重举行了纪念大会。纪念大会的举行，是对以高树勋为首的一大批民主建国军干部的肯定。当年曾参加处理民主建国军问题的原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薄一波给大会发来贺信，信中“向高树勋将军及已故的范龙章、乔明礼、陈明韶、田树青等将领致以深切的悼念，并对他们的家属致以亲切的慰问”。贺信指出：“由高树勋将军率领组建的民主建国军，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立下了卓越的功勋；建国后，他们又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继续作出了贡献。”会议期间，由中央统战部顾问平杰三出面，召集与会的原民主建国军干部谈话，宣布当年对民主建国军所谓“暴动”事件的处理及神泉训练班的“学习”是错误的。

　　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在接见《第二野战军战史》撰写组成员时说：“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我一直遺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他的功劳很大。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也不会失败得那样干脆。”应当说，邓小平所谓“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以及他所表示的“遗憾”，是还高树勋公道的一个正确的历史结论。

　　历史终于宣告了高树勋将军的清白，历史最终肯定了高树勋将军对革命事业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