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慧斌

　　

　　

　　著名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与军事将领冯玉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一段深切交往。冯玉祥曾请陶行知作河南的教育规划，陶行知在创建南京晓庄师范学校时曾得到冯玉祥的支持和帮助，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内还陈列了一张冯玉祥视察晓庄的照片，冯玉祥将军还很关爱陶行知的家人，他们两人之间的情谊耐人寻味。

　　初相识时惺惺相惜

　　陶行知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1891年10月，他生于安徽歙县。由于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他从童年时代起就对民间疾苦有深切的感受，立志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广大中国农民受压迫剥削的悲惨处境而奋斗。他的思想直至今日依然是我国教育界一份宝贵的遗产。冯玉祥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将领，他原籍安徽巢县（今安徽巢湖），1882年11月生于直隶青县（今河北沧州），自幼在此长大。他一生戎马倥偬，从士兵升至一级上将，他以治军严、善练兵著称。人称“布衣将军”。

　　陶行知与冯玉祥是大同乡，两人的交往至少可以追溯到1922年。

　　这年4月，为争夺北京政权，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奉命攻打开封，城破后赵倜化装出逃，5月冯玉祥任河南督军，第一次改造河南。冯玉祥虽是行伍出身，却是一个十分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他就任伊始，即拟定了治豫大纲，推行新政，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全面加强各项建设。大纲多达10条：1、赈恤战区灾政，俾免流离；2、清理财政各税，期除苛敛；3、彻办户口登记，以杜盗源；4、整饬巡缉各队，以维治安；5、查拿贪官痞棍，以安善良；6、筹设实业工厂，以纳游民；7、普遍浚河筑路，以利交通；8、推行义务教育，以开民智；9、严禁烟赌娼妓，以淳风俗；10、厉行剪发放足，以除陋习。

　　新政实施几个月后，河南的社会风气迅速改良，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其中，尤其是教育一项，引起了立志改良中国落后教育面貌的业界人士陶行知的注意。当时陶行知是东南大学的教授、教育科及教育系主任，还兼任设在北京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一职，每月要从南京往北京跑一趟。这年10月，陶行知从北京回南京的途中，在河南开封逗留数日，对那里的社会改革、教育、军队都作了考察，令他感到十分意外的满意，从此对冯玉祥留下极好的印象。

　　冯玉祥在河南搞的各项社会改革包括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都基本实现了，特别是在教育方面，解决了教育欠薪的顽症，令陶行知击节称快。起初，赵倜督豫时，河南的田赋和税收都用在军费方面。到1920年左右，河南教育经费的积欠已达年余之久，各校会计虽然日日在财政机关坐催索讨，但往往一文不得。教育经费独立的呼声从教育界频频传来，赵倜却置之不理。冯玉祥督豫后，一改往日习气，十分重视教育事业。为了不使学校因经费短缺而停顿，他同省长张凤台商定，划全省契税（即买卖房屋田地税）收入为教育专款；不久，又颁布了河南教育专款实行细则17条，明文规定今后教育经费不准任意挪用；并专门成立了河南教育专款监理委员会（后改为河南教育款产管理处）进行管理，河南教育经费从此始得完全独立。同时，冯玉祥“对于中小学校和平民教育之擴充督促尤力”，并从没收的赵倜财产中，划出一部分作为教育补助经费，另一部分作为创办大学的筹备金。此外，还把许多庙宇改为学校，兴办游民习艺所等。冯玉祥对文化教育普及的大力提倡和支持使陶行知深表赞赏。

　　教育是一切的根本。冯玉祥因出生于下层社会，深感自己少小失学之痛，为使他人免遭此苦，在他的戎马生涯中，每到一驻防地，“对其教育视同性命，而提倡振兴之心，唯恐不及，盖数十年如一日也”。

　　陶行知在开封，除了考察教育外，对冯玉祥治理的军队也抱有相当的兴趣。在当时，一般军阀部队大多纪律涣散，军纪败坏，而冯玉祥的军队则公认的纪律严明，素质优良。不仅如此，冯玉祥还派人编写教材，对士兵进行扫盲教育，通过唱歌、演戏、宣传标语等形式，对官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气节教育。陶行知对此深感佩服。在他日后创办晓庄师范时，便将冯玉祥管理、教育部队的一些先进做法也引用过去。

　　正当冯玉祥在河南进行各项革新运动时，北洋政府一纸调令，让其离豫赴京，任“陆军检阅使”。他的继任者重回老路，一切革新戛然而止。陶行知这样描述当时的心境：“留汴一星期，眼看开封种种革新运动，殊为可慰。但此刻冯督（即指冯玉祥）忽有更动消息，则此种种新事业转瞬又将化为陈迹矣，可叹。”

　　相互支持兴办教育

　　冯玉祥虽出身行伍，却关心百姓。1924年夏，永定河发生水灾，北京附近六县数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和京津之间的交通处于危急之中。冯玉祥派一个旅长和一个团长带了2000士兵前往救灾。陶行知听说了冯军的事迹后，以“韵秋”的笔名在《申报》上撰文《同水打仗的军队》，对他们热情颂扬，说道：“这些士兵，不但自己和水打仗，并且训练人民和水打仗。他们不但要保护百姓，并且训练百姓去保护自己，这是军队应有的精神……这次冯军在黄土坡的水战，实可做全国军队的模范。”此后陶行知在其他文章中一提及冯玉祥，不是“确系难得”就是“诚为可贺”。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身为直系第三路军司令的冯玉祥，临阵倒戈，联络直系第二路军司令胡景翼、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在总司令吴佩孚溃败之际，将部队开进北京，发动“北京政变”，软禁直系首领曹锟，推翻北洋政府，脱离北洋军系，改编所部为“国民军”，电请孙中山北上。曹锟下台后，黄郛摄政内阁组成。冯玉祥以“清遗老和保皇党乘机活动，制造谣言，企图复辟清帝制”为由，将清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这个惹人注目的举动成为当时一大新闻，冯玉祥因此遭来许多非议，如北大教授胡适就指责冯玉祥“欺人之弱，乘人之丧”。对冯玉祥的“逼宫”，陶行知未作评价，相反之后他在《新教育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时局变化中之义务教育》，其中这样写道：“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于九日条陈治国方针十二事，其中有强迫教育一条。他此次条陈的内容尽有可以讨论的地方，但在军事倥偬的时候，能注意到国家万年大计之义务教育，确系难得的。”

　　陶行知在刊物上公开支持冯玉祥，冯玉祥也投之以李报之以桃。1927年冯玉祥任河南省政府主席，这年冬，冯玉祥电请陶行知就任河南教育厅厅长，陶行知因为不肯放弃晓庄的事业，回电推却，冯玉祥于是退而求其次，再三恳请陶行知到河南去一趟，帮他规划一下全省教育及推行部队识字运动。当时，他生怕陶行知不肯去，又知道陶行知一手创办的晓庄师范急需资金与校舍，于是许愿说，只要陶行知能去，哪怕一天，作为报酬，他将为晓庄师范盖所房子。陶行知于是向全校请假，经师生表决，同意校长赴豫，同时也规定了返校的日子，一旦延期，校长将受罚。于是，陶行知才决定去河南。陶行知如期返校时，冯玉祥信守承诺，出资赞助晓庄学校盖上3所房子。这对当时经费捉襟见肘的晓庄师范来说，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陶行知赞赏冯玉祥在部队管理、教育上的一些做法，将它们运用到他创办的晓庄师范中去。如冯玉祥部队有“朝会”，晓庄有“寅会”，冯玉祥编歌曲、戏剧、写白话诗等教育部队，陶行知在晓庄也是如法炮制。冯玉祥对陶行知钦佩有加，陶行知对冯玉祥十分推崇，在罗谦的笔记《湘湖教学做讨论会记》中曾有记载，一个叫叶纶恕的同学问陶行知“什么是教学做合一”，陶行知回答时就拿冯玉祥管理的部队做比喻，他说：“冯玉祥练兵也是教学做合一的。他的军队之好连张作霖也承认。”

　　晓庄师范成立于1927年3月，当时战乱未息，虽然国民政府于4月18日在南京定都，南京成为京畿重地，由首都卫戍司令部负责京畿的安全，但是北伐还在继续，战争还没有停止，溃兵和土匪时有出没。1927年12月，晓庄附近的镇子上接连发生土匪敲诈勒索、带枪土匪深夜袭扰的事件，而当时的首都警察厅却无可奈何。此时，晓庄学校已初具规模，陶行知为保乡安民，发动学生，联络村民，由学校发起组织联村自卫团，得到村民的热烈拥护和冯玉祥的指导帮助。冯曾赠送给晓庄旧枪数十支、手榴弹数十枚、子弹百余发，并派驻扎在燕子矶的第四十军第一师新兵训练处处长孟昭明和他的副官胡靖国担任教练，对联村自卫团团员们进行军事训练。陶行知校长亲任团长，起初由共产党员刘焕宗为副团长，后刘焕宗到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后，由石俊担任副团长，叶刚、胡尚志、汤藻、马名驹等党员同志都是联村自卫团的骨干成员。该团成立，解决了学校创办之初由于局势不稳而饱受溃兵、土匪惊扰之苦。

　　1928年8月冯玉祥到晓庄视察，陶行知与晓庄师生为他召开了隆重的欢迎会。冯玉祥在会上发表演说，称“预备派几个人到晓庄来学学，将来回去，用晓庄的教育方法训练兵士与民众”。国民党二届五次会议后，冯玉祥留在南京三个多月，三个月间多次到晓庄与陶行知商谈国是，并且关心晓庄，关心晓庄的办学情况，还陪同蒋介石与其夫人宋美龄一起视察晓庄，并与陶行知一起探讨“改良南京学校的办法”。陶行知创办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从1927年成立至1930年，只存在了短短的三年，但他提倡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理念付诸实践是一次革命性的突破，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在这三年中，冯玉祥对陶行知和晓庄的关心、帮助，可以说对晓庄的成长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晓庄遭难同甘共苦

　　1929年4月，冯玉祥因不滿蒋介石国民革命军编遣会议关于裁兵原则的决议，称病离开南京。5月14日于潼关出任“护党救国军西北军”总司令，但迅速被南京方面内外夹攻而失败，被迫离职前往山西。1930年5月联同阎锡山、李宗仁等与蒋对抗，引发中原大战，耗时半年，一时间与蒋矛盾激化，兵败后隐居山东泰山。

　　与此同时，晓庄接连发生了“逃票风波”和支援和记洋行工人斗争的示威游行活动，引起蒋介石的极端仇恨。开始时，蒋介石没有觉察到4月5日的示威游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于晓庄学校去游行示威的人数众多，师生们又都穿着草鞋，标识很鲜明。他便以为下关示威游行事件是陶行知响应冯玉祥的反蒋活动，因为此时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正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准备反蒋。所以国民党声称下关示威是“抄袭共产党的捣乱方法，无形中与共产党相应和”。到了7日，星期一，上午国民政府照例举行纪念孙中山的总理纪念周活动。会上，蒋介石带领大家背诵完《总理遗嘱》后，评说和记洋行工潮及随后的学潮，向学校、团体发出了要“制裁”的警告。当天下午，他就下达了暂时关闭晓庄学校的密令，同时命教育部派员前往晓庄接收。12日，竟以国民政府名义对校长陶行知发出了通缉令。

　　在通缉令中，陶行知的罪名被定为“勾结叛逆”、“阴谋不轨”、“密布党羽”、“冀图暴动”，与首都卫戍司令部解散晓庄学校的布告相呼应。布告称：“晓庄师范学校违背三民主义，散发反动传单，勾引反动军阀，企图破坏京沪交通”，“非法组织护校委员会”、“发布《护校宣言》”、“四出诱惑，希图扩大反动风潮，扰乱社会秩序”等等。

　　其实，在援助和记洋行工人的斗争中，陶行知并没有参加到游行队伍中，晓庄学校参加示威游行的仅百余人，与其他学校相比，人数也不是最多的。国民政府之所以要拿晓庄学校开刀，其中最大的原因，还是蒋介石与冯玉祥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战友转变成敌对阵营所致。对陶行知定的罪状第一条与晓庄解散布告中的第一条“勾引反动军阀”相对应，指与冯玉祥相勾结。最后一条“冀图暴动”也与冯玉祥有密切关系，因为它虽然十分离谱，但是自冯玉祥与蒋介石关系破裂后，社会上就有“冯以晓庄为根据地，运了大批武器到晓庄，为背叛做准备”的谣言，而这一条自然成为军警出动的绝好借口。

　　当年，冯玉祥电请陶行知赴河南规划教育，之后捐了3000元给晓庄盖校舍，另花1000元托陶行知代他在学校盖一座较大的住宅，以后到晓庄时可以住下。陶行知后来花了1500元给冯玉祥盖了住宅，称冯村，实际上用于校舍建设的经费只有2500元，建了甘肃、河南、陕西三馆。两人的经济往来仅限于此，但此事竟成了冯陶勾结的罪证。

　　由于陶行知事先得到消息，他最终没有被捕而流亡日本，此时他本人，以及晓庄学校与其他师生遭此大难，真可以说也与冯玉祥同甘共苦了！

　　陶行知1931年回国，开展教育普及工作，主编《儿童科学丛书》等。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感召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逐渐走上致力于抗战期间的教育活动之路。

　　1933年8月，冯玉祥第二次隐居泰山后，继续他为贫苦百姓的子弟办学的心愿，在绵延30里的泰山郊区办起了15处武训小学。他出资免费供给贫苦百姓的子女上学，对个别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还给予“煎饼费”补助。学校统一发给校服、笔墨纸张、课本教材等。教学内容以宣传抗日爱国为主，教育学生要自立、自爱、精忠报国。为让学生获得谋生手段，冯玉祥还不忘根据陶行知的建议，在学校实行“半工半读”。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武训小学的大部分师生牢记冯将军的教诲，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斗争中。

　　爱屋及乌关爱家人

　　冯玉祥在南京时，曾多次到晓庄视察，也曾携眷游览晓庄，有时累了就住在晓庄的“冯村”，冯玉祥与陶行知两人的交往当时已十分密切。冯玉祥除关心陶行知的事业外，也十分照顾和关爱陶行知的家人，两人情谊匪浅。

　　冯玉祥知道陶行知一直忙于教育事业，家里母亲年老力衰，妻子又患有精神疾病，妹妹陶文渼既要帮助照顾母亲和病中的嫂子，还要照顾陶的四个孩儿，十分辛苦。有一年冬天，家住五柳村的文渼和母亲前去附近的荷花塘提水，由于地上有冰冻，文渼打水时不慎跌伤了腿，冯玉祥听说后，立即前往陶行知的家中看望，嘱咐文渼好好休息，并派两名副官帮助她提水，直到整个冬天过去。

　　陶行知的第一任夫人汪纯宜十分贤惠善良，支持陶的事业，但由于时处动荡年代，时局混乱，土匪猖獗，陶又从事的是革命教育事业，汪纯宜十分担心，久而久之忧虑过度，落下病根。在汪患病期间，冯玉祥给予极大的关心和帮助。据说，每当汪纯宜发病，无论什么时候，冯玉祥都会派人开车送她去医院，并安排好就医事宜。只要知道有治疗精神疾病的好医生，冯就会介绍给汪前去诊治。汪纯宜在家休养时，冯玉祥还经常带着营养品前来看望。有一次他去山东，还特地买回当地的大红枣给陶行知的夫人品尝。

　　汪纯宜于1936年病逝。1939年12月，陶行知与安徽休宁的吴树琴女士在重庆育才学校结婚，后来他们彼此相爱、尊敬、支持，如同志、如战友、如师生。冯玉祥在他们结婚之时，特地赠送了两块表以示祝贺，表背面刻着“行知先生树琴女士新婚之喜，共同奋斗，弟冯玉祥敬贺，二八，十二，卅一（指1939年12月31日）”。

　　育才学校（现重庆育才中学）创立于1939年7月，不久育才的音乐组便在山城重庆非常有名气。他们在广播电台，在音乐会上，在重庆银行公会举行的歌曲演唱会上演出。有时，冯玉祥也会赶到现场，亲自参加演唱抗日救国歌曲，特意为育才的孩子们捧场，以增强号召力。

　　尽管人的一生可能有时会犯上某种错误，有时被人误以为缺陷，但周恩来这样评价冯玉祥：“……瑕不掩瑜，冯玉祥将军为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将是永垂不朽的。”陶行知也曾被与实用主义的杜威相提并论，一段时间遭到批评，但经过时间的洗涤，他的功绩和品德还是为人们牢记，毛泽东和宋庆龄等称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和“万世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