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宁

　　

　　

　　有“江南胜境”美誉的苏州市天平山，集古典园林与自然风光于一身，融人文古迹与山林野趣于一体，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游人如织。在天平山脚下，126亩桑园隔绝了喧嚣，围墙中坐落着几幢朴素得近乎简陋的房舍，大门口挂着江苏省浒关蚕种场的牌子。除了每年5月起，采摘桑叶的人们叽叽喳喳的笑语打破桑园的静谧，江苏省浒关蚕种场大部分辰光显得沉寂甚至冷落。

　　正是这个显得寒酸的江苏省浒关蚕种场，与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密不可分，这里保育了140多份蚕种质资源，形象地说，是蚕种的“基因库”，是历代蚕桑人给后人留下的宝贵财富。此外，它繁育的是三级原种蚕，分别是母种、原原种、原种，主要用于桑蚕品种选育和杂交种配置。

　　2009年9月30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会议决定，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蚕桑丝织包括栽桑、养蚕、缫丝、染色、丝织等整个过程的生产技艺，这一传统生产手工技艺和民俗活动至今存在于环太湖流域地区（包括苏州、无锡、杭州、嘉兴、湖州等市）以及四川成都等地，是中国文化遗产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蚕桑丝织对中国历史作出了重大贡献，并通过丝绸之路对人类文明产生深远影响。

　　正在实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战略，苏州丝绸是绕不过去的话题。苏州的丝绸史可以追溯至4700年前的太湖流域，自宋代以来，苏州和杭州并称“丝绸之府”，宋、元、明、清四朝皇室均在苏州设立织锦院、织造局等官府手工业工场。我国在茧丝绸“十二五”规划中，第一次将苏州与杭州并列定位，打造成“国际化的丝绸都市”。

　　蚕种是丝绸行业的基础，江苏年發蚕种约180万张，年产茧约7万吨，农民年蚕茧收入20多亿元。而江苏省浒关蚕种场承担着全省近百万户蚕农用种安全的重任，在全国主要蚕区推广蚕种超过千万张，取得了重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历史：“江南丝绸之花”

　　播“铁种”

　　名为“浒关蚕种场”，为何不在浒墅关镇，却跑到了天平山脚下？要弄清其中的原委，不能不追溯江苏省浒关蚕种场的历史。

　　人称“活码头”的苏州市浒墅关镇地处京杭大运河要隘，明代时即是“吴中一大镇”，浒墅钞关是全国八大钞关之一，“为十四省货物辐辏之所，商船往来，日以千计”。浒墅关农桑耕作源远流长，自3000年前泰伯在吴地立国，吴地农桑代代相传。

　　生于1878年的报业巨子史量才慧眼相中了浒墅关镇。他于1903年创办的私立上海女子蚕业学堂，1911年改为公立，更名为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次年迁至浒墅关镇。他于清末曾任上海《时报》主笔，1913年接办《申报》，他的报业成就更为世人所熟知，其实，他于1901年考入杭州蚕学馆（今浙江理工大学）学习，因此，创办蚕业学堂绝非偶然。

　　1921年，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在第三任校长郑辟疆倡导下，以新元、大元、新桂等纯种代替农村中普遍饲养的余杭土种，既而根据遗传学研究成果，试育了一代杂交蚕种，到农村试养，夺得高产。至1924年，因农村对改良蚕种需求量旺盛，鉴于改良蚕种对振兴中国蚕丝事业意义深远，1926年，郑辟疆以及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教师邵申培、费达生等人，动员校友集资12000元，租借学校南首张公桥堍土地约20亩，创建了独立的专业性蚕种场——大有蚕种场，邵申培兼任经理。

　　郑辟疆于1880年生于“日出万绸，衣被天下”的苏州府吴江县盛泽镇，1902年毕业于西湖蚕学馆，致力于改良蚕种的“土种革命”，以改革蚕丝业，促进缫丝工业。同是吴江县人的费达生，是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胞姐，于1903年生于同里镇，从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毕业，后又就读于日本东京高等蚕丝学校，毕生从事蚕桑丝绸科学技术的推广，后来与郑辟疆结为伉俪。邵申培于1892年生于江苏宜兴县，同样毕业于西湖蚕学馆。在民族危难之际，他们怀揣着对蚕桑事业的挚爱走到了一起。

　　1926年岁次丙寅，大有蚕种场因用“虎牌”为注册商标，是年春即生产春种12000张，翌年春季分售各蚕区，口碑载道，驰誉中外的“虎牌”蚕种由此诞生。1934年，大有蚕种总场成立，邵申培任总经理。时至1936年，除于浒墅关镇设立总场外，大有蚕种场还在江苏昆山、武进、宜兴、无锡，浙江嘉兴、南浔、德清，安徽青阳等主要蚕区设立了11个分场，股本总额30万元。

　　优良品种逐年在同一地区饲育，其体质易渐趋虚弱，丝量减少，而异地饲育则可复壮，增进强健性。台湾山地野桑属山桑系统，适于育蚕。为了加强家蚕良种繁育试验和原蚕品种异地复壮，1947年，大有蚕种场向台湾省蚕业改良场租借竹东分场，成立竹东家蚕试育所，利用早春及晚秋，将本场优良品种异地饲育，经二次试育，虫质提高，苏州的虎牌蚕种在宝岛生根。

　　大有蚕种场本属合伙组织，1929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是全国最大的私营蚕种场，培桑养蚕技师3人、技术员10人，拥有催青室、蚕室、簇室、检种室、冷藏浸酸等全部蚕具设备，可概括为“产销合作，技术统一，经济独立，集体领导”，其经营方针，采取联营，对外为一个整体，对内各场经济独立，自负盈亏；财务受总管理处监督；技术人事由总场统一管理，统一调度；各场产品使用同一牌号，均以虎牌为商标。

　　推广改良蚕种是改进缫丝工艺、提高产品质量的基本条件，我国传统的养蚕法采用自繁土种。土种未经科学方法配制，多为近亲繁殖，品种混杂，且未严格消毒，故蚕种退化，蚕病多，蚕茧烘折、缫折大，出丝率低，影响丝的品质。1927年，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从日本引进越年蚕种用冷藏浸酸、促使人工孵化的先进技术，是年秋制成秋用蚕种5023张，在我国开创了秋用改良蚕种的先例。它和原有的桂花蚕多化性土种比较，无论产量还是质量都判若云泥，不但增加了一年间育蚕复养次数，还对提高全国蚕丝产量起了重要作用。虎牌蚕种高品质、低病毒，开创了科技兴农先声，在行业内享有“铁种”之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江苏、浙江蚕区相继沦陷，除位于浙江嘉兴的大有蚕种场三场、江苏武进的大有蚕种场五场外，其余诸场均不同程度毁于兵燹，严重者无法正常作业。尽管遭受日军铁蹄蹂躏，大有蚕种场各分场在敌占区坚持民族气节，义正词严地拒绝日商华中蚕丝公司负责人上田提出的代日商制造蚕种，换用日商华中商标，以及与该公司合资经营等无耻要求，在劫余废墟上因陋就简，惨淡经营。大有蚕种场八场先迁到江苏溧阳戴埠，继又迁至嘉兴棚堰桥；大有蚕种场九场则从浙江南浔迁至苏州东山；大有蚕种场七场先迁至苏州沧浪亭，再迁至无锡后宅继续生产。当年，大有蚕种场仍然年产蚕种64.2万余张，占当时江苏、浙江两省蚕种总销售量20%以上，它不仅是江苏、浙江蚕种业群龙之首，而且影响遍及全国。尽管如此，大有蚕种场终因战火摧残，元气大伤。再则因沦陷区蚕桑生产横遭破坏，即便1946年抗日战争已经胜利，仍然因蚕种滞销而导致蚕种产量下降。1938年至1948年，大有蚕种场在艰苦卓绝的漫长岁月，共生产一代杂交蚕种371.5万张，平均年产蚕种337751张，仅及1937年的52.55%。年产量最低的1945年，仅生产蚕种185493张。

　　1952年，大有蚕种场总场公私合营，1961年，公私合营吴县蚕种场成立，1978年，被江苏省农林厅收回，更名为江苏省浒关蚕种场，它在全国同行业中规模最大，职工500人，桑田1700亩。而邵申培的胞弟邵克培创办的浒墅关天远蚕种场，注册商标为“西瓜”牌，公私合营更名为江苏省浒关蚕种场第三分场。除此之外，民国年间，浒墅关镇尚有20余家蚕种场，其地蚕种事业繁盛可见一斑。

　　蚕种生产受农村蚕茧生产的制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农村大锅饭，挫伤了蚕农积极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0年，是蚕种生产的黄金时代，江苏省浒关蚕种场年生产能力达2万蛾母种、原原种，近5万张原种、70万张普通种，母种、原原种占江苏省二分之一强。从1978年的28.95万张增至1987年的55万张，任务仍然吃不饱，于是，该场的蚕种生产从场内向场外，从苏南向苏北拓展。在苏南开辟原蚕区，到无锡、吴县、吴江、常熟等地饲养原蚕，利用农村房屋、设备、桑叶，场里派技术员指导养蚕，收种蚕回场制种。

　　20世纪80年代初，乡镇企业在苏州异军突起，此为引以为自豪的苏南模式。与乡镇企业热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桑田被蚕食，到企业打工赚钱更多，农民饲养種蚕降温，苏南原蚕区缩小。寻求出路的结果是，南桑北移，从1985年起，渡过长江，原蚕区向江苏的南通市、盐城市扩展。江苏省浒关蚕种场在江苏北部的大丰、启东、如东、海安建立原蚕基地，就地养蚕，就地制种，原蚕基地在大江南北形成。

　　1978年至1987年的10年间，江苏省浒关蚕种场共生产蚕种3875889张。与此同时，江苏蚕桑事业阔步前进，蚕茧突破140万担，江苏省浒关蚕种场功不可没。该场生产最高纪录诞生于1987年，母种、原原种年产47651张蛾，原种38837张，普通种552526张，年产量如此高的蚕种场在世界上也罕见，促使浙江杭州、嘉兴、湖州的蚕桑事业向长江以北推进，发展到全国。该场技术人员还远赴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阿富汗等国建场，开辟蚕桑事业。“浒关种”这朵“江南丝绸之花”，还出口到丝绸之路上的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续写了丝绸之路新篇章，把江南水乡的蚕文化推向巅峰。

　　现状：阵地萎缩陷困境

　　令人嗟叹的是，受工业化、城市化强烈冲击，拥有辉煌历史的江苏省浒关蚕种场如今陷入困境。工业化、城市化是把双刃剑，经济繁荣的同时，桑蚕阵地节节退缩。蚕种生产对土地和环境依赖度高，因季节性生产，直接受外界气候条件影响，以致不稳定。加之养蚕制种工种多、变化大，兼具复杂性。1987年时，江苏省浒关蚕种场有桑田1700多亩，由面积不等的99块地组成，分布在浒墅关镇周围。其周边只有造纸厂、苏州钢铁厂，环境较清洁。之后，磷肥厂、选矿厂、砖瓦厂、制冷剂厂等企业陆续兴建，烟囱林立，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工厂排放的氟化物微尘贴附在桑叶面上，桑叶被污染，娇嫩的蚕因此中毒。大部分桑田氟污染严重，桑叶含氟量增加，导致蚕中毒。二氧化硫同样污染桑叶，微粒子病也缠上了蚕种。

　　高楼林立的浒墅关镇已非娇贵的蚕种理想繁殖之所，加之浒墅关老镇改造，2013年3月18日，江苏省浒关蚕种场搬迁到位于苏州高新区枫桥街道支英村的天平山基地，占地150亩，现有生产用蚕室2栋，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附属室8间400平方米，配套设施基本齐全，126亩桑园建有全自动喷灌设施。

　　江苏省浒关蚕种场目前仍留守浒墅关镇的惟有试验组，其所在的民国时期建筑被拔地而起的高楼群包围，朴素无华，但却蕴藏着智慧。蚕室的水泥地下原为地炉，通过柴火加温，达到蚕室规定温度。但地炉现被铁笼状的取暖器取而代之，达到设定温度，取暖器即自动关闭。当天采摘的新鲜桑叶摊晾于用竹篾遮住窗户的半地下室，室外艳阳高照，热浪灼人，而半地下室内阴凉通风。建筑最下面是网状的排水孔，水从此处汩汩流出。

　　搬到天平山脚下的江苏省浒关蚕种场，秉承了民国时期建筑风格。简朴的设施自有其科学实用之处，但大有蚕种场的设施沿袭至今整整90载，面貌依旧，其背后隐含了江苏省浒关蚕种场员工难言的苦涩，凸现的是桑蚕业的困境。

　　近几年，江苏省浒关蚕种场三级原种生产规模为母种、原原种1.5万蛾，原种4000张左右，没有杂交种生产，年产值80万元，成本240万元，其他收入200万元左右。生产不成规模，没有经济效益，给生产管理带来诸多困难，对生产队伍的稳定和三级原种的质量及安全不无影响。由于缺乏资金，试验组的门窗没有认真维修过，破旧不堪。加温设备较陈旧，蚕期多次“罢工”，影响了蚕室工作正常进行，亟需增加维修资金，添置新的加温设备。

　　江苏省浒关蚕种场是实行绩效工资的全民事业单位，原有近500名职工，现有生产和管理在岗人员40名，其中，高级农艺师10名，农艺师2名，另外分流退养116名，职工工资通过土地置换由苏州高新区财政支付。2009年，江苏省浒关蚕种场出台政策，满30年工龄的职工一律离岗待退，致使科研管理人员队伍削弱，缺乏技术力量支撑。这条政策对行业的杀伤力很大，人心不稳，现有职工陆续离场，却无人员补充，因为效益低，无人肯来——自从1995年苏州蚕桑专科学校2名毕业生进场工作，再未进新员工，致使队伍难以为继，对行业发展非常不利。员工们呼吁修改这条一刀切的政策，对技术管理骨干人员区别对待，适当延长其工作年限，维持队伍稳定。

　　临时工同样问题突出。江苏省浒关蚕种场的临时工多是六七十岁的文盲或半文盲，老龄化严重，因为临时工岗位不仅工资低，而且时间短，对中青年没有吸引力。试验组就有临时工一二十名，而试验组相对普通种而言，操作要求较高，要记载的东西也多，临时工的实际操作往往与要求有一定差距，饲养效果受影响在所难免。

　　事业兴盛依赖人才，人才实用，贵在训练。与现如今蚕种队伍难以为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有蚕种场在社会动荡年代，为培养专业技术人员，自1929年起，倾尽全力，特附设蚕业讲习所，分期招生，按照高级农校课程标准，施以3年教育，学科与实习并重。5届毕业学员计100人，除留本场工作外，遍布省内各蚕区。盛世人才反而凋零，这难道不值得反思吗？

　　现如今，在经济发达的苏州，由于蚕桑种植产出效益低，加上土地资源稀缺，几乎没有蚕桑的产业化种植，原料来源主要依靠外省市，不仅加大了成本压力，而且对原料供应的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南桑北移是不争的现实，“丝绸之府”苏州如何保存并延续蚕桑文化精髓，蚕桑行业面临挑战。

　　浒墅关镇老镇改造，迫使江苏省浒关蚕种场搬迁至天平山基地，目前，三级原种生产全部放在这里。此地非常适宜桑树种植和蚕种培育，是传承苏州蚕桑文化不可多得的载体。该场所在的天平山周围50公里没有生产一代杂交种和丝茧的桑田、农户及蚕种场，可以有效避免种蚕、丝蚕饲养区交叉感染，保证了三级原种生产安全、稳定、优质。

　　然而，现实并不如理想般美好。根据政府规划，几年后，江苏省浒关蚕种场连同桑田将不得不再次迁徙，搬离天平山脚下，落户至太湖畔。江苏省浒关蚕种场，何处是家园？

　　（责任编辑：武学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