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心海

　　

　　

　　1992年5月2日，著名诗人、旅美英语文学教育专家柳无忌在美国加州写给吴奔星的一封信中说：

　　奔星我兄：欣接四月十一日来函，知我兄近况，所云抗战前在天津旧事，恍若隔世矣。

　　关于《人生与文学》，南开大学图书馆缺一册，正好我在加州大学（柏克莱）看到此期，曾请人复制寄去补全。大作登在何期，则已早无影象矣。

　　信中所说的刊物《人生与文学》，由柳无忌、罗暟岚等主编，先后出版了十期，其中一卷出了六期，二卷出了四期，先是月刊，后来成为季刊，出至1937年4月。“南开大学新闻中心”所编《永续的学脉——南开大学学科发展历程》（见《从此开眼看世界——南开外语学科九十年》一节，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66页）中指出：

　　《人生与文学》于一九三五年四月创刊，填补了当时华北一度无大型文艺期刊的空白，曾在津门乃至北方文坛引起颇大反响。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教授对柳无忌教授等办社、编刊活动，极为赞赏和支持。京沪等地一些诗人、作家也极为关注，有的还寄来文稿，如曹葆华、赵景深、辛笛、吴奔星的诗作和徐盈的小说等。英文系师生更是有二十多人在上面发表文作。

　　先父吴奔星生前寻觅发表在《人生与文学》上的诗作，除了去信询问柳无忌先生外，还委托友人和研究生查询，可惜都没有结果，留下遗憾。直到后来我为先父编选《暮霭与春焰——吴奔星现代诗钞》（北京：昆仑出版社，2013年），才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他发表在《人生与文学》上的诗作，即一卷三期的《流水音》、《墙》，一卷四期的《模糊的倩影》，一卷五期的《我所思兮》以及一卷六期的《秋祷·外二章》。

　　据我所见的原版刊物，一卷三期要目上的“诗选”为四家，依次为赵景深、曹葆华、吴奔星和辛笛，具体目次上的诗选还有罗喉、胡立家、柳无忌、曹鸿昭其他四家。吴奔星的诗作除了分为四节三十八行的《流水音》外，还有八行的短句《墙》，分量确实比较重，编者作为要目推荐，顺理成章，当然，编者也有推介首次发表作品的作者的可能性。一卷四期要目刊出的“诗选”四家，则以吴奔星为首，其他三家依次为曹鸿昭、周健、紫扬。一卷五期，未见要目，从目次上看，“诗选”部分仍以吴奔星的诗作《我所思兮》为首，其余七家依次是可可、张秀亚、评（只有目次上有作者字样，正文漏作者——笔者注）、立家、鸠德（译诗）、施乘、曹鸿昭（译诗）。至于一卷六期的“诗选”则有诗家七人，依次为赵景深、啸霞、紫扬、吴奔星、曹鸿昭、叶均和立家。

　　当然，柳无忌信中所云“天津旧事”并非仅限于《人生与文学》。其实，早在《人生与文学》杂志创刊前，柳无忌就在自己主编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推出过吴奔星的新诗作品，其中1935年2月27日“新诗专号”的头条，就是后者的《废宅》，而1934年12月5日《文学周刊》第四十期“朱湘纪念专号”上，则有《吊诗人——为朱湘先生逝世周年而作》，据当天报纸上的“编后”，专号上所有作者的稿费都捐献给了拟议成立的朱湘遗孤教育基金。

　　泛黄诗简里的新诗史料

　　先父吴奔星2004年去世后，我曾在老人遗留下来的旧书箧底层的一只破信封中，发现一组泛黄的诗简，其中一首落款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桂林“思齐轩”，诗云：

　　无忌刊文我撰诗，殷勤双鲤代通辞。

　　神交十载飘零甚，佳句兜将辗转思。

　　诗后有一段详注：

　　民国廿四年（应为民国廿五年——笔者注）余主编北平《小雅》诗刊，与上海戴望舒兄之《新诗》月刊及苏州路易士兄（聞此公廉耻丧矣）之《诗志》月刊，鼎足而三，戏称姊妹于时。天津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柳无忌兄主编《人生与文学》月刊，相与交换广告及稿件，书信往还，月又数通，屡约良晤，事冗未果。神交十载未获一面，憾憾迄今。闻其为亚子先生长公子，然乎否乎？不觉神往久之。

　　这首诗未知是否发表，也不清楚柳无忌是否寓目，但无论如何，诗简及简后注，都是珍贵的第一手新诗史料，也把柳无忌和吴奔星交往的“天津旧事”的范围扩大了到了“北平旧事”。

　　1936年6月，吴奔星、李章伯主编的《小雅》诗刊在北平问世，创刊号上就有柳无忌翻译的夏芝（爱尔兰诗人，现通译为“叶芝”）诗作《我的书籍的去处》，第三期又有其翻译的T. Campion（英国诗人托马斯·坎皮恩）的诗作《挑战》。除此之外，1936年10月1日出版的《小雅》第三期上还刊登有一则广告：

　　人生与文学月刊 二卷二期出版了

　　天津人生与文学社出版 每册五分

　　本刊执笔者：柳无忌，水天同，罗念生，李健吾等二十余人。内容精彩丰富，允称华北不可多得之文艺月刊。

　　无论柳无忌的译作，还是《人生与文学》的广告，都正符合上述诗注里的“相与交换广告及稿件”的描述。不过，《人生与文学》二卷刊物，改为季刊，迄今未有缘得见全貌，无法确认是否交换过《小雅》的广告。

　　至于诗注里《小雅》、《新诗》和《诗志》鼎足而三的叙述，则和诗人纪弦（即路易士1945年之后使用的笔名）半个多世纪后悼念吴奔星诗作后记里的说法不谋而合：

　　《诗志》和《小雅》都是双月刊。而戴望舒在上海主编的《新诗》月刊，一九三六年十月出创刊号，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方告停刊。《小雅》何时停刊，我已不记得了。而总之，正是由于这三大诗刊的先后出现，互相合作，表现良好，我认为，一九三六、三七这两年，可说是中国新诗的收获季：诗坛上新人辈出，佳作如林，呈一种五四以来前所未有的“景气”。当然，吴奔星、戴望舒、路易士（我当年使用的笔名）这三位诗人，真的是功不可没的。（见《致诗人吴奔星》，载《年方九十》，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8年6月）

　　可见所言非虚，而是符合新诗历史的。

　　至于“戏称姊妹于时”之语，我起初以为是先父当年的戏言。不过，当我后来看到杨晋豪编《一九三六年度中国文艺年鉴》（上海：北新书局，1937年6月初版）之后，才发现此说确有根据，而不是后来的附会之说。该书《重要刊物概述》一节，联袂收录有《新诗》、《菜花》（第二期改名为《诗志》）和《小雅》三个诗刊，并有简短介绍。由于这个资料未曾见有论者提及，不妨照录如下：

　　《新诗》，月刊。十月出刊，出三册，仍续出。戴望舒主编，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挂名编委。渲染纯艺术之色调，除个人抒情，景物印画外，绝无社会的现实感。特重创作诗歌，兼载译诗、谈论、名诗人专论及诗集评介等。诗文谨慎而庄重，是前时代诗风之最后的火星。

　　《菜花》诗刊，双月刊。九月创刊。二期改名《诗志》，共二册，仍续出。路易士、韩北屏编辑。苏州该社发行。上海杂志公司经售。可说是新露面的《新诗》的小侄子。

　　《小雅》，双月刊。六月创刊，共出四册，仍续出。吴奔星、李章伯编辑。北平“小雅诗社”发行。把她叫作先露面的《诗志》的小妹妹吧。

　　我不知道“戏称姊妹于时”之语，是来自此书，还是当年诗人之间就有类似的戏说。不过，从创刊的先后（“先露面”）这个标准来说，《小雅》无论如何不应屈居小妹妹的地位，而是不折不扣的大姐大。由此看来，即便是当年的史料，尤其是二手资料，也都要认真甄别，不可全信。

　　（责任编辑：武学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