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名鼎鼎的建筑大师邬达克未必是上海滩名气最响的外国人,却一定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外国人。
一
沪上但有花木扶疏之处,多半藏了铜像,表彰该位人士对上海的贡献,作曲家聂耳、剧作家田汉、病逝于上海的作家鲁迅,各有尊荣在他们的角落。外国人也不曾缺席,成就大上海,可不就是华洋杂处,矛盾与和谐交错的结果?曾三访上海的泰戈尔,在茂名南路南昌路口有尊小像,离接待他的徐志摩伉俪故居不远;中山公园里高达七米的萧邦雕塑,是世上最高的萧邦像,由长短不一的键盘托起一个孤独的灵魂;桃江、汾阳、岳阳路三岔口小公园的普希金铜像,最早由旅沪俄国侨民集资建于30年代,以纪念诗人逝世100周年。
若说跟上海没有直接关联的波兰作曲家萧邦、俄国诗人普希金都于市内留下痕迹,所设计单栋建物高达上百座的斯裔匈籍旅沪建筑师邬达克(1893—1958年),岂不更有理由留下塑像,以表彰其参与上海建筑的黄金年代,并留下可观的文化遺产?据不完全统计,他在上海共设计有54个项目,包括“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纽约熨烫大楼意趣的诺曼底公寓(今武康大楼);大光明戏院(今大光明电影院)、慕尔堂(今沐恩堂)、爱司公寓(今瑞金大楼)、宏恩医院(今华东医院1号楼)、西门妇孺医院(今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以及《杨澜工作室》启动时的办公地达华宾馆。其中,32幢被列入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名录。
位于上海市长宁区番禺路129号(原哥伦比亚路57号)的“邬达克纪念室”,确实在门廊的端头陈设了一尊由匈牙利驻上海总领事馆捐赠的铜像,据说,由邬达克旧居修缮改造的纪念室花费超过了2000万元,陡峭的石板瓦双坡屋顶占立面高度近一半,两端是高耸的砖砌烟囱,南立面设对称的山墙造型。底层采用红色清水砖墙,二层以上则是白墙,深色木构架露明,门窗套为粗砺石质。从本白的墙面、褐色的石瓦、黑褐色的外露木构架到红褐色砖墙,显得色彩协调,层次丰富。建筑底层有哥特式三连列窗和圆拱形大门,二层是折线型凸窗。
尽管,四周蹿起的高楼,硬是把这幢英国都铎风格的乡村别墅挤到窄弄边角,附近也早已成了热闹的马路,但一踏进此地仍能感受到一分恬静自适,这是1930年至1937年,邬达克于上海飞黄腾达时期的居处,亦是旅沪匈牙利社群恒常聚会场所,明亮温暖的居家氛围,以及当时亦流行于德国、北匈的黑白都铎风建筑,为这些离乡背井的游子带来些许慰藉。
其实,邬达克在建造这幢老洋房前,先是计划在马路斜对面的60号为自己建造住宅,后因在同期进行的慕尔堂项目时,因遭遇资金困难而得到孙中山之子孙科相助,邬达克出于感恩低价转让给了孙科,自己则在马路对面另建新居。
二
邬达克在上海设计监造了3座教堂,按时间顺序是息焉堂、慕尔堂(沐恩堂)和德国新福音堂。
息焉堂始建于1929年,位于西郊新泾港桥可乐路1号(近哈密路)口,现为西郊天主教堂,由民国教育家、天主教友马相伯等出资,原为安葬仪式祈祷时使用,是上海罕见的拜占庭风格的教堂,颇具东欧风情,反映出邬达克对不同风格建筑的准确把握。
紧邻罗别根路西人公墓、处理丧葬事宜的息焉堂,又称“息焉公墓堂”。居住在息焉堂附近的老人曾为我绘声绘色地讲述昔日教堂堆满棺材、鬼影幢幢旧容,后来解放军把它封死,在居民眼中更增神秘色彩。
我绕到教堂后边,的确听到哭号,那是象鸣虎吼之声。“文革”初期,教堂与附属墓地被充公,坟地遭劫,尸骨被曝,仅存安息堂和钟楼,建筑顶上的十字架亦被损毁。其中,约4000平方米墓地于1968年作新泾中学校舍,其余部分于1974年改作上海动物园繁殖场物料仓库使用;1994年被列为市优秀历史建筑。直到2008年4月5日,息焉堂才复堂,2012年2月经修缮开放。
柔和的鹅黄面浅绿顶建体,依傍着绿树小河,邬达克喜爱的新哥特风尖拱现于窗框、柱廊、拱门,却没有传统哥特教堂的繁复森冷,这些尖拱线条简洁优雅,饰以外墙鳞状的灰泥抹纹,愈发显得家居悠闲、自然,采光上不能不考虑神圣气氛的营造,融合圣洁殿堂和私密居所特质的息焉堂,因之成为将离之魂的理想追思安息之家。仿若神来之笔的拜占庭拱顶,或许道出建筑师对东欧故乡的思念,也温润了尖拱的棱角,调和显得太北德表现主义的线条,决定这座天主堂之所以独特的存在。邬达克在写给父亲的信里提到,现在动动铅笔就能指挥千军万马的他,仍渴望设计小教堂获得的内心宁静。
身为营造商的父亲捷尔吉,是邬达克的偶像。1910年,身为长子的邬达克不得不放下少年时期对哲学与神学的爱好,进入布达佩斯的匈牙利皇家约瑟夫理工大学修习建筑专科,准备继承家业。岂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把青年建筑师变成了奥匈帝国军队在俄罗斯前线的一名士兵。1916年6月,因伯力战役失败,头部受伤的邬达克成为战俘,一路颠簸流离至希洛克。据说,1918年10月初,邬达克在运送战俘的火车接近中国边境时,毅然跳车逃亡,逃到了哈尔滨。虽然听来不乏夸张,但或许同声称他连同伙伴逃离战俘营、在隶属俄国的中东铁路局通过重重关卡,把手里的假护照换成边境通行证再沿线南行这一说法相比,还是较为可信的版本。
三
邬达克的设计文件总会盖上中英对照的图章,刻有LE Hudec,Architect,Shanghai以及“邬达克章”四个篆文字,这不仅为了他的华洋业主方便辨识,仿若也暗示他在上海左右逢源,于华人与洋人之间都建立口碑,却又注定在不同文化边缘漂泊的命运。
1918年10月26日,他从东北抵达沪上,主要因为当时的上海与摩洛哥丹吉尔,是世上唯一不需要身份证件便能居留工作的城市。奥匈帝国战败解体让他成为没有国籍的人,他出生的匈牙利小镇拜斯泰采巴尼亚,后来被纳入斯洛伐克版图,对于自己到底是匈牙利还是斯洛伐克人,他感伤地说,祖国分裂了,但他这个人要如何分成两半呢?
是年11月初,落魄的邬达克在上海外滩4号联合大楼的有利银行一楼美国建筑师罗兰·克利开设的克利洋行,找到了一份绘图员的工作。1923年,他获得了第一个设计机会,与克利合作完成了美国花旗总会(今福州路209号,原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大楼)。这座建筑轮廓醒目,风格庄重又富于变化,是美国殖民地时期乔治复兴风格。外墙用深棕色面砖饰面,顶层是白色大理石双壁柱圆拱劵窗,开启了上世纪初叶上海建筑中广泛使用棕色耐火砖作外墙装饰的潮流。
在上海执业的邬达克,无法如大多外国公民,仗着母国在沪势力,得以享受治外法权保护。已失去故国的他工作上亟需步步为营,不能犯下错误引起纠纷,这与他一絲不苟、追求完善的设计理念,相辅相成。
如邬达克传记作者彭切里尼所言,邬达克在上海的脆弱感也正是他的优势,政治中立的形象与出色的设计,使他更容易赢得华人业主的信任;而邬达克富于个人风格并引进现代潮流的作品,往往比带着殖民风格和傲慢的“列强”洋行建筑,更符合这些华人精英欲匡振积弱国势、寻回民族自尊的需求。
1922年6月1日,邬达克与出生于上海的德国富商卡尔·西奥多·迈耶之女吉塞拉成婚,1925年初,在外滩24号自立门户成立邬达克打样行,吕西纳路(今利西路)17号,这个融合了欧洲中部和地中海沿岸建筑风格的别墅,成为其在上海的第二个家,不过现在已不复存在。
不久,他有机会为金融巨子刘吉生设计别墅,作为刘赠予其妻的生日礼物。这时的邬达克真是春风得意,婚姻美满,事业腾飞,他规划的刘宅亦花飞蝶舞,从圆弧状的雕花栏杆俯视庭园,蝴蝶形的喷泉映出四位小天使包围的女神娇姿──这尊大理石雕像是建筑师出资在意大利定制赠给主人伉俪的贴心礼物,那裸着半身的女子正是爱神之妻赛姬。这洋房因此又被昵称为爱神花园。
现在的爱神花园进驻了好几个文学杂志,上海市作家协会(巨鹿路675号)也设在这儿,空间不够,便舍去绿地,旁边新盖一栋,费心地仿了邬达克的拼色砖墙和爱奥尼亚柱头。屋内空间使用很是随性,但建筑似乎保存良好,当初若真的六户、八户分割这栋洋房,日日夜夜地损耗,大约很难有今日的完好状况。
四
毋庸置疑,上海庇护了邬达克,欣赏了邬达克,邬达克也用他的作品丰富了上海的轮廓线。他的建筑立在那里,就是一种审美,就是抹不去的城市记忆。他用众多魅力无穷的作品把自己对上海的热爱书写在了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邬达克的事业在上海攀上高峰是成就湖州银行家出资建造的国际饭店。这栋地上地下共24层的高楼,源自建筑师1929年游历美国时的灵感。要在上海松软的沙质地层盖摩天大楼,于当时技术是极大挑战,邬达克与团队克服万难,竖起一座俯瞰跑马场与沪上精华地段、美国以外最高的摩天大楼,号称“自伦敦到东京”绝无仅有的景观。他巧妙运用美国建筑理念与德国冶钢技术,统合华人资本与优秀的本地营造商创造奇迹,造成空前的轰动。由于当时楼高惊人,故有“仰观落帽”之说。自1934年12月峻工直到1983年称雄半个世纪的“上海之巅”建筑,见证了若干上海近代文明的初始。1933年,年轻的贝聿铭骑车多次途经饭店建筑工地,瞧见高楼自挖出的大量沙泥中升起,未等读完圣约翰大学的课程,便踏上去美国求读建筑学的道路,并终成一代国际建筑大师。
国际饭店与大光明戏院把邬达克推上顶点,但抗战爆发后,随着战争进行,打样行的生意江河日下,此后的国共内战,让他明白离开上海的时分到了。1947年2月上旬,他携家眷乘波尔克总统号离上海去欧洲,先在瑞士卢加诺小住,后去希腊和意大利罗马旅行,开始参与考古工作。
1948年6月下旬,他辗转到了美国加州,定居于伯克利。除了偶与当地建筑师合作、设计亲友居所的零星工作,他潜心曾经热爱的哲学、神学与考古研究。
邬达克从未料到会久居上海,成为打造这座城市现代性的重要推手。他原先只想赚够盘缠返乡,岂料,战事发展以及1920年11月18日父亲因心脏病骤逝,使他不得不努力工作负担家计。
他并不喜欢所有事物都“不可思议地高度物质化”的美国,想着是否有朝一日,美国人亦会学到金钱不能带来真正的满足和幸福,而回归像欧洲人的精神追求。但美苏阵营的对峙,使得归乡遥遥无期。1951年,依靠《战时错置人员法案》(1948年),夫妇两人成功申请了美国国籍。
1958年10月26日,因心脏病发作邬达克在伯克利家中去世,四十年前正是这一天他抵达上海。
(责任编辑:顾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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