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野

　　

　　老一辈人对冒舒湮的名字不算陌生。他是成吉思汗的后裔、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辟疆的后人。抗战时期，他以家事为蓝本撰写的著名爱国戏剧《董小宛》脍炙人口，轰动山城。但是，许多人都不知道，在这之前，他是一名很有正义感的记者，发表了大量笔锋犀利、剑指腐败的政论文章。1938年春节，应邹韬奋邀请率领记者团到延安访问，撰写了《战斗中的陕北》《万里风云》二著，在中国第一次歌颂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领导人，被誉为“中国的斯诺”。

　　一

　　冒舒湮本名冒孝容（冒效庸），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是我的二姑爹。其父是著名诗人、学者冒鹤亭。他与我二姑妈吴玉润的相识颇有些传奇。当时，二姑妈刚从华西医学院毕业，在战地救护站担任牙科大夫。有一天，冒舒湮到火线体验生活，牙疼得厉害，就去看牙齿，药物紧缺，二姑妈就用了代用品。岂知他刚好对那个药物过敏，二姑爹牙床肿胀，用手捂着腮帮赶写稿件。二姑妈不过意，登门道歉，二姑爹不以为怪，两人却由此结下战地姻缘。

　　1965年，我出席全国工农兵青年文学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我特地到友谊医院他的寓所拜访他。他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按说那儿是金钱世界。但他却说：“我周围都是钱，堆成山的钱，可是我的手从来不曾摸过钱！”言谈之中，颇以知识分子的清高自诩。冒氏家族曾有995件珍贵文物捐献给上海博物馆。但那天我进门时，二姑妈正在灯下缝补。二姑爹的衬衫打着补丁，放在茶几上。沙发套早已褪色发黄开片。

　　冒舒湮是进步人士，大家都敬重他。刚解放时，长江路上压缩机厂扩建，提出以两千元的价格收购十房带院子的二楼，闻听这个价格的人都说它低于市场行情。产权人是我堂叔吴正焯，他舍不得，打电话到北京与冒舒湮商量。二姑爹听说以后，讲了一番话，很是语出惊人。他说：“社会主义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要扔掉包袱轻装上阵。要是我的话，宁可连两千元都不要，把房子送出去。房产是资本主义的帽子，不能戴着它走进社会主义，早抛掉早好！”在他的劝诫下，2000元成交。未久，事情发展果然被他言中。1958年私房社会主义改造，多余面积入公。幸好这座楼已出售，好歹還得了两千块钱。而且，由于丢掉了这个包袱，正焯叔的成份被定为职工而不是私房主，确实扔掉了一顶资产阶级的帽子，在历次运动中顺利过关。本来因为这个事还有人说冒舒湮不事稼穑，不理解老百姓的苦衷，现在大家都反过来说二姑爹有眼光。

　　二

　　冒舒湮很喜欢我这个小辈。在友谊医院的花园里，我们围着石桌坐下来，他向我介绍他当年到延安访问、撰写报告文学集的情景。1938年春节，冒舒湮率领记者团与卫立煌等国民党名将在八路军驻临汾办事处的安排下访问延安。《战斗中的陕北》这本书分“政制的轮廓”、“陕北公学”、“抗大”、“经济建设的现况”、“一般文化的建设”、“朱德与第八路军”、“夜访毛泽东”等部分，介绍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情况。书后附录《延安行》。

　　新闻采访团一行初到赵城马牧集当晚，受到朱德和彭德怀的热烈欢迎。晚宴上，他第一次见到朱德，印象极佳。书中写道：听朱德讲话，“就如同品尝麻辣而味浓的川菜，刺激胃口，食欲大振，非常过瘾”。第二天上午，朱德接见了冒舒湮。在一个天井里，朱德和彭德怀正在接受塔斯社记者采访。冒舒湮刚到，朱德主动迎了上来，并引导冒舒湮进入堂屋。此时空袭警报响起，朱德、任弼时、陆定一、丁玲和冒舒湮等人一起到后院隐蔽。敌机过后，朱德与冒舒湮谈论起我军的抗战战局实况和战略思想。朱德指着军用地图说，八路军在山西的主要游击区（即晋察冀的前身）拥有正规军10万人，曾经粉碎了日军两个师团兵力的围剿。这里将成为反攻华北的根据地。八路军在大同以南、黄河以东的区域同样活跃。朱德还解释道，关于八路军（抗日）只打了平型关战役的说法是诬蔑。冒舒湮向朱总司令询问中共“停止土改，主张国共合作”的动机。朱德立即回答：“‘九一八事变后，我党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于1935年决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1937年5月召开的中共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中日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的矛盾。”

　　在随后的谈话中，朱德不仅向冒舒湮阐述了“两党共同纲领”的含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而且结合“两党共同纲领”发表了他个人对于抗战中共产党工作的看法。其中最为精彩的一段是“中共在举国一致抗战图存的局势下，要求一定程度平均分配和发展国家资本，以达到改善民生的目的，是正当也是合理的要求。目前主要的工作是‘抗日高于一切和‘巩固统一战线”。前后近两个小时的谈话，两人相谈甚欢，冒舒湮在回忆中称自己度过了一个“快慰生平”的春节。

　　到达延安的第十天晚上，冒舒湮接到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邀请通知。此时已经是深夜九点半。步行了一段路后，冒舒湮等人进入一间简单朴素的接待室。勤务兵送来一罐香烟，毛泽东也随即进来了。冒舒湮首先向毛泽东表达谢意。随后毛泽东“反主为客”，向冒舒湮等人连连发问：“关于统一战线的问题，有什么意见吗？统一战线在国共合作前后，有什么变化呢？……”一阵对话后，冒舒湮等人开始与毛泽东探讨国防建设的问题：抗战初期，日军优势明显；不少国人对于战时的国防建设颇为失望。中国能否重建国防工业的基石，并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呢？毛泽东的一番妙论，给冒舒湮等人吃了“一颗定心丸”：“西班牙只有几百万人口，而广东一省就有3400万人。我国土地面积广大，只要上下团结一致，各种条件改善，胜利是当然的。我们不怕失掉华北，只要我们团结一致，一切困难自解！我们一定要建设这样的国防工业，加速地制造飞机、大炮、坦克，才能最后把敌人赶出中国领土……”这段生动形象的谈话展现出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毛泽东越谈越兴奋，从国际形势到七大会议，无不涉及。其中对于统一战线，毛泽东的谈论体现出了共产党的豁达：只要不是汉奸，其他人都是共产党的朋友。鲁迅奋斗一生的精神，与我们并无二致，但鲁迅并非共产党员。像这样的人，都是我们的好友。毛泽东坚定地说：“我们的抗敌圣战需要广大的群众，更需要广大的青年。”这番话说到冒舒湮的心坎中，令他终生难忘。在延安，冒舒湮还走访了洛甫、张国焘等人。

　　关于名噪一时的黄克功案，冒舒湮在《战斗中的陕北》中专门记述了黄克功在判决后对法庭的陈词：“是我杀了刘茜。我知道我犯了怎样的罪。但是，请你们念着我十年来在红军中奋斗的战绩，给我一条自新的路罢！我并不畏死，可是我却情愿死在战场上。……把这颗结束我的生命的子弹，用来射击我们民族的敌人吧！”黄的陈词在法庭内外激起强烈反响。法庭辩论时，不少旁听的老红军干部痛哭流涕，要求免除他死刑，以将功赎过。审判组甚至收到一封署名“特区队”的信，其中言：现在正是抗战，刘茜死，革命已受损失，黄克功若被处死刑，革命更受损失。

　　《战斗中的陕北》与《万里风云》为我党我军的抗战史留下一份宝贵的史料。在大后方公开发表，反响很大。人们看到了中国民主革命圣地延安军民抗日救国的坚强决心，宝塔山下那一个“山那边吆好地方”的真实情景。此行对他的个人创作也是强有力的推动，他将延安人民的革命精神和崇高气节熔铸在他后来的创作中。

　　三

　　从延安回来以后，他以“舒湮”为笔名，创作了《正气歌》《精忠报国》《梅花梦》等大量抗战话剧，并在大后方重庆着手以家事为题材的《董小宛》剧本创作和演出。1944年元月25日，重庆抗建堂剧院隆重公演话剧《董小宛》。该剧由重庆四大名旦之一秦怡出演董小宛；秦怡的先生、著名的话剧演员陈天国演冒辟疆；冒舒湮的父亲冒鹤亭撰写歌词，名驰一时的音乐家许如辉谱曲，秦怡演唱。《董小宛》的导演袁丛美，系原上海联华影片公司的演员和导演，抗战时期曾任职于郭沬若领导的政治部三厅（文化厅），军人儒风，腰间常佩带一柄蒋介石赠送的“军人魂”短剑。《董小宛》演员阵容强大，除秦怡、陈天国以外，著名演员杨薇演柳如是。其他参演的文艺人士还有刘琦、钱千里、王珏等。

　　冒舒湮自己在戏中客串了一个角色。幕启，他以抑扬顿挫的声调、慷慨激昂的神情，朗诵了一段开幕词，把现场观众引入古往历史：“诸位，我向你们讲一段久远的前代的故事，一会儿将在你们眼前出现的那些剧中人，现在都已死亡，在荒烟蔓草中的古墓里躺着他们的朽骨，有些人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有些却遭万世的唾骂。今天我们所描写的，不过是历史洪流中的一点泡沫，他们的生死荣辱固然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是重要的，但是留给后代的影响，却比事实的本身意义更重大。这些志士们虽然壮志未酬，但是他们的凛然正气，照耀千古；他们的热血，灌溉了民族生命；他们的感召，造出无数英雄，前仆后继，终于成功，这样延续了民族生命，发扬民族的光荣。他们光辉的事迹，唤起了在寇虏统治下三百年间不断抗争，更孕育了辛亥革命的成功！昂起头来，跟着我们伟大的先民的足迹，向着民族的康庄大道前进！”

　　扮演风华绝代、倾国倾城“董小宛”的秦怡女士，曾深情地回忆起《董小宛》的演出花絮和其中的音乐：“《董小宛》演了一到二个月，观众很喜欢看，音乐分量很重，不单调的，很深沉，有唱的，有纯音乐的，把时代特点、人物心情都表現出来了。音乐写得很有感情，有一场戏，董小宛和冒辟疆同在窗前赏月，董小宛舒意地把头靠在冒辟疆的肩上，音乐非常动听，古典。大同乐会在台侧伴奏。我演的董小宛还弹着古琴唱了两段……”

　　四

　　1989年的一天，南京师范大学校刊编辑找到我的门上，他们得悉我与冒舒湮亲戚关系，请我为他们组织“冒氏家族专刊”。

　　文化大革命以后，文人，尤其上年纪的作家，“老来嫁作商人妇，门前冷落车马稀”。以二姑爹的年纪，他已经成了“文物”。南京师范大学老师们“抢救出土文物”真是别具慧眼，用心深长。我与二姑爹联系以后，他立即邮寄来一大包资料，向《文教资料》1990年第一期人物专辑提供了一组文章。

　　《文教资料》前言特意对冒广生作了简要的介绍：前上海文管所顾问、著名学者、诗人冒广生先生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其先辈为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他早年参与戊戌变法，与康有为、梁启超、林旭为挚友。辛亥革命以后潜心著述，直至耄耋。解放初，曾与陈毅论诗说词，并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

　　在《周总理话家常》一文中，冒舒湮回忆道：“1957年的一天，父亲告诉我，陈毅元帅打电话给他，总理要到我们家来看望我们。我与父亲喜出望外，在家里专门等候总理。”

　　下午三点，冒舒湮从楼窗里望见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近，立刻下楼相迎。周恩来身穿浅灰色中山服，正拾级而上的他，抬头向冒舒湮招手问道：“冒老在家吧？”冒舒湮忙答：“父亲正等候大驾光临。”

　　总理握着冒舒湮的手说：“我们在重庆见过面，当时还不晓得你是鹤老的公子。”

　　席间，总理提到，他的六叔父周嵩尧，字峋芝，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考中丁酉科举人，晚冒广生一科。在晚清时，周嵩尧曾任内阁侍读，转授江北提督、巡抚王士珍的总文案。王士珍赏识他的才干，奏知朝廷，钦命邮传部郎中，掌路政司。冒广生当时先后任刑部和农工商部郎中，二人同为京官中的江南同乡，因此结为至交。入民国后，周嵩尧任江西督军李纯的秘书长，不久内调袁世凯的统率办事处（类似于军事参议院）任秘书。总理说：“峋芝叔父和鹤老是同事，他从李纯死后就不再当官，晚年信佛，穷困潦倒。解放后，我接他上北京住，前几年才去世，鹤老迟一步，可惜缘悭一面了！”

　　冒广生听了总理提到当年老友，不禁蹙眉感喟，回忆往事说：“峋翁为人颇重节概。我曾在他手下当淮安关监督，一别数十年了。我是光绪甲午举人，他是丁酉举人，相隔一科。他的著作《晚香簃诗存》和笔记刻本都还在吗？”总理说：“我早年学写旧体诗，也可能受家叔的影响。鹤老的诗词，我也拜读过。您在淮安时，好像还刻过《楚州丛书》，保存了地方文献。”冒广生笑道：“这算不得什么！我每到一个地方，总爱搜集当地文献刻印集子，也算是对地方的报答吧。在瓯海关任内，我刻过《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搜罗了自谢灵运以来迄至二黄先生的集子。在镇江关时，也刻过《至顺镇江志》。”总理问：“二黄先生指的谁？”冒广生说：“晚清著名瑞安学者黄绍箕，字仲韬，和绍第，字叔颂，是昆仲。叔颂先生是我岳丈，是黄宗江、宗英的祖父。”总理说：“原来冒黄两家还是至亲。”总理顺手取过茶几上冒广生的折扇，欣赏着张大千的画，似乎喃喃自言自语：“张大千的画确实有功夫。”又指着扇面上的题诗问：“马叙伦先生好像说过，冒氏的祖先是蒙古色目人。这个姓，跟匈奴单于冒顿有关么？”提到族源，冒广生说，依据家谱记载，先世系出元世祖忽必烈第九子镇南王胱欢的后裔，与冒顿无干。“那你们是‘黄带子了。”总理风趣地说。总理表扬舒湮写的《董小宛》在重庆轰动一时，赞誉东林、复社诸君都是有节之士。

　　总理的谈兴很浓，不觉时间飞逝。总理起身告辞，对冒广生说：“今天太难得了，我有这样两小时的休息，能见到鹤老，我很高兴。毛泽东委托我捎个口信，他看到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想见面谈谈，希望鹤老多住几天。”冒广生要起身相送，但他胯骨受伤，行动不便，总理坚决阻止他下楼，叮嘱说，由冒舒湮代送行。冒广生只得站在楼梯口与总理挥手告别。消息霎时传开，宿舍大楼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总理向群众挥手告别。

　　不久之后，1957年6月1日深夜，冒舒湮随父到中南海谒见毛泽东。席间谈到舒湮在访问山西八路军总部时朱总司令很欣赏《精忠报国》。毛泽东说：“主和的责任在宋高宗，安内攘外。”还兴味酣浓地与冒广生谈词。冒广生说到与三百年来词人提倡填词必墨守四声的不同意见，认为“拘泥太甚，则作茧自缚。写诗填词岂能桎梏性情，何苦在高天厚地之中，日日披枷带锁作诗囚？宋代是词的鼎盛时期，那时还没有词谱、词律和词韵呢。我作《四声钩沉》，即在提倡词体解放”。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他说，旧体诗词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他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花诺大精力去搞，老一辈人要搞就要搞得像样，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掌握格律，就觉得有自由了。冒广生从舒湮手里将自己的手稿本《疚斋词话》《四声钩沉》《宋曲章句》等四大册递呈主席，毛泽东含笑接过，连声说：“拜读。”

　　冒氏家族捐赠文物珍品于上海博物馆，其中有明杨一清行书诗轴、明文征明行书轴、清冒襄行书诗轴、清林则徐行书七言联数十副、清赵之谦刻东林复社后人石章数百枚以及冒辟疆用的沉泥砚、水坑端砚等共995件。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博物馆邀请冒氏家族四十余人到上海补行捐赠仪式。

　　（责任编辑：顾鸿）